近日有幸拜讀了辜鴻銘老先生的《中國人的精神》，感慨頗多。《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該書是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英語論文集結而成，於1914年發表在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上，在西方社會引起巨大反響。
二十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辜老先生學貫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九種語言，是滿清時代精通東西兩學的中國第一人。辜老先生一生致力於將東方文化傳至西方，他翻譯了“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和《論語》，而《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也是辜老先生將東學西引的成果。
《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在開篇提到西方世界陷入了戰爭的混亂中，而他們自己的文明恐怕一時難以找出一個可以替代宗教的進行道德控制的力量，於是辜老先生提出了中國人的“好公民”宗教。儒家對民眾的教化能使人做個孝子和良民，而這是“暴民政治”的西歐國家所缺少的，所謂“良民的秩序”。辜老先生提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要看他“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以此為引提出真正理想化的中國男人與女人分別是什麼樣子的，接著又介紹了漢字與幾位較出名的“中國學”學者，讓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具象，而中西文化對比的方式，則讓西方讀者對東方文化有了更明確的感悟。
本書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正是對“真正的中國人”的描述：深沉、博大、純樸、靈敏和溫良，有著孩童般的心靈，過著精神上的生活。而這些特性都來自儒家對人民的教誨，中國人從小讀的《三字經》和《弟子規》對孩子們的心靈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求學時期對聖賢書的研習則讓他們對君子之道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能認識到將其作為日常行為規範的重要性並且做到切實遵守。真正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有兩種重要的組成：促使他們去做某事的“責任感”，讓他們安於秩序的“榮譽感”。
不得不說，辜老先生提出的榮譽感確實是維護秩序的良好方法，道德方面的自省對人的影響頗深，然而我認為，單憑道德方面的自覺是不現實的，法律等當代政治生活的象徵並非一無可取之處。倘若說榮譽感的覆蓋方面是真正的中國人，那麼剩餘者自然也會向法律的權威低頭，況且榮譽感有一定的主觀性，法律條文則更加客觀，在現實生活中，客觀的法律條文彷彿一條刻度尺，可以度量行為性質之間的界線，也可避免在全是真正的中國人的社會中人們的無心之失。
辜老先生對真正的中國人的描述讓人覺得十分熟悉，想來是儒學的具象化。儒家學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民族精神的脊骨，自先秦綿延至清末，內涵豐富廣博，有著不過時的智慧。而書中關於社會秩序的層面，真正的中國人讓人感受最強烈的一點是其對於秩序的服從——孝子、良民，分別對應父子之綱和君臣之綱，剩下的夫妻之綱更體現於中國女人的精神中。儒家很核心的一點亦是秩序，所謂倫理綱常，規劃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也是規劃了人們社會生活中應該遵守的秩序。辜老先生在講到中國女人時，曾明確了女人的三種社會狀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可以想象，如果有哪個女人想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事關自己的利益，無論是精神或是物質上的，那麼她恐怕都非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女人的是被壓抑在秩序之中的，中國男人也活在自己“孝子良民”的秩序下，正如開篇提到中國人是被“馴順”的，而“馴順”的代價是個性，得到的是平穩狀態的中國社會，而平穩狀態中的社會確實不易爆發激烈的鬥爭。
《中國人的精神》書中可以看出，辜老先生並不認可西方的民主與自由，認為儒家思想在道德層面上對人的影響對人們精神世界影響極大，如果一個社會上的公民都可以做到他所提倡的，那社會便會平穩運行。而站在現代的視角，我們恐怕難以理解他對社會制度的看法，但不得不承認他對儒家文明的精通和老先生對推廣東方文明的貢獻。
辜老先生在書中探討的是中國人的精神，而這個精神存在的需求是基於求得一個安穩的、沒有大型戰爭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是西方社會，而是中國原有的社會。我們讀者可能會難以理解為何他閉口不東方社會制度的弊端，甚至行文中對西方的先進制度多有抨擊，畢竟我們的所學所知對我們認識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影響甚大。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當辜老先生面對一群要將中國文化全盤否定視為糟粕的人，他定會著重描寫民族品質之優，更何況中華文明能有此君子之道，本就是一件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