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拜读了辜鸿铭老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感慨颇多。《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该书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英语论文集结而成，于1914年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上，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老先生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是满清时代精通东西两学的中国第一人。辜老先生一生致力于将东方文化传至西方，他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而《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也是辜老先生将东学西引的成果。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开篇提到西方世界陷入了战争的混乱中，而他们自己的文明恐怕一时难以找出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进行道德控制的力量，于是辜老先生提出了中国人的“好公民”宗教。儒家对民众的教化能使人做个孝子和良民，而这是“暴民政治”的西欧国家所缺少的，所谓“良民的秩序”。辜老先生提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要看他“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以此为引提出真正理想化的中国男人与女人分别是什么样子的，接着又介绍了汉字与几位较出名的“中国学”学者，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具象，而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则让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有了更明确的感悟。
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正是对“真正的中国人”的描述：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和温良，有着孩童般的心灵，过着精神上的生活。而这些特性都来自儒家对人民的教诲，中国人从小读的《三字经》和《弟子规》对孩子们的心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求学时期对圣贤书的研习则让他们对君子之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认识到将其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并且做到切实遵守。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两种重要的组成：促使他们去做某事的“责任感”，让他们安于秩序的“荣誉感”。
不得不说，辜老先生提出的荣誉感确实是维护秩序的良好方法，道德方面的自省对人的影响颇深，然而我认为，单凭道德方面的自觉是不现实的，法律等当代政治生活的象征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倘若说荣誉感的覆盖方面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剩余者自然也会向法律的权威低头，况且荣誉感有一定的主观性，法律条文则更加客观，在现实生活中，客观的法律条文仿佛一条刻度尺，可以度量行为性质之间的界线，也可避免在全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社会中人们的无心之失。
辜老先生对真正的中国人的描述让人觉得十分熟悉，想来是儒学的具象化。儒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脊骨，自先秦绵延至清末，内涵丰富广博，有着不过时的智慧。而书中关于社会秩序的层面，真正的中国人让人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是其对于秩序的服从——孝子、良民，分别对应父子之纲和君臣之纲，剩下的夫妻之纲更体现于中国女人的精神中。儒家很核心的一点亦是秩序，所谓伦理纲常，规划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是规划了人们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秩序。辜老先生在讲到中国女人时，曾明确了女人的三种社会状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以想象，如果有哪个女人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事关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精神或是物质上的，那么她恐怕都非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女人的是被压抑在秩序之中的，中国男人也活在自己“孝子良民”的秩序下，正如开篇提到中国人是被“驯顺”的，而“驯顺”的代价是个性，得到的是平稳状态的中国社会，而平稳状态中的社会确实不易爆发激烈的斗争。
《中国人的精神》书中可以看出，辜老先生并不认可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认为儒家思想在道德层面上对人的影响对人们精神世界影响极大，如果一个社会上的公民都可以做到他所提倡的，那社会便会平稳运行。而站在现代的视角，我们恐怕难以理解他对社会制度的看法，但不得不承认他对儒家文明的精通和老先生对推广东方文明的贡献。
辜老先生在书中探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存在的需求是基于求得一个安稳的、没有大型战争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是西方社会，而是中国原有的社会。我们读者可能会难以理解为何他闭口不东方社会制度的弊端，甚至行文中对西方的先进制度多有抨击，毕竟我们的所学所知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影响甚大。然而在二十世纪初，当辜老先生面对一群要将中国文化全盘否定视为糟粕的人，他定会着重描写民族品质之优，更何况中华文明能有此君子之道，本就是一件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