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位於黃河以西，夾處在祁連山脈與北部的群山之間，是唯一能同時銜接中原、草原、西域和高原的走廊地帶。這裡在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同時，也因各方向文化的交融而成為“文化走廊”。
征戰-王朝更替的悲歡離合
儒教在西漢時期成為帝國的官方思想，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到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當中，中原大地陷入一片血海。
彼此爭權奪利、精疲力竭的司馬家王爺們引入胡人以為外援，終至天下大事不可收拾，長安洛陽兩京蕩為丘墟，作為帝國精神內核的儒家倫理也在一陣陣殺戮聲中遭遇重創。
傳承儒家學脈的大家族四處流散，他們除了南遷逃難以外，相對來說隔離於中原、秩序安定的河西走廊也成了一個重要的逃亡方向。
當時諸多儒學世家帶領家人和弟子逃亡河西走廊，其中重要的一個匯聚區是張掖，河西諸郡逐步形成幾個著名的大族，被稱作“河西望族”。他們的到來使河西走廊儒學之風盛行，很多河西子弟慕名前來求學。
即使接下來的時間河西走廊政權更迭頻繁，但在歷代統治者對教育的重視下，河西儒學異常繁榮，文化得以保全發展，涼州地區逐步成為當時的儒學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統一北方。北魏佔領河西走廊之後，立即著手把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遷到帝都平城（今大同），這些熟悉儒家禮儀律令的河西學者在北魏後續的政治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之後的隋唐承襲這套政權系統，完成了中國的大一統，最終，河西學脈融入大唐之魂，成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在隋唐盛世落幕之後，河西走廊彷彿就逐步淡出中原統治者的視野。例如，霍去病開創的山丹軍馬場是任何據有河西走廊的政權都要重視的要地，北魏經營山丹軍馬場的數十年間，光是出產馬匹就高達200多萬匹，到了唐代，極盛時期的軍馬場出產優質軍馬7萬匹以上，而到了晚清時期，僅有數百匹馬養在這片草原上。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當帝國首都在長安的時候，河西的安危直接關乎帝國生死，而帝國定都北京的時候，河西地位大大下降，只關乎西部的拓展。關乎生死的時候打仗肯定是大仗，而僅僅關乎拓展的時候，戰爭的投入產出比就會成為統治者優先考慮的問題，所以戰爭規模和烈度就會下降。遷都後，河西走廊重要性的表現方式發生了變化，自然就沒有之前引人注目。
另一個原因就是歷史敘述問題。我們經常看到的河西讓人血脈賁張的歷史，通常是霍去病的故事，這實際上是一種中原中心論的敘述視角。在這種視角下，更多的東西就被遮蔽了。我們需要突破中原中心論的視角，在新的史觀下彰顯出那些被遮蔽的部分。
求法-古人精神的至高追求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後，中原陷入了長達300多年的分裂和混亂中，政治崩潰，文化衰退。帝國精神無法簡單地通過恢復傳統儒學思想而復甦，更需要異質文化的輸入和刺激，遊牧精神和佛教文化因此開始融入到中國的精神中。
沒有遊牧精神的注入，隋唐那種雄視天下、氣吞萬里的氣魄就難以展開；沒有佛教的傳入，中國的文化也難以充分展開為後來的樣子。
佛教和遊牧精神兩者還有著深度的聯動關係。佛教第一次大規模傳入中國，是在南北朝時期，這與當時的歷史大環境直接相關。
當時雄踞北方的統治者們都是胡人，在儒教華夷之辨的角度看來，胡人統治漢人，這個事情在正當性上總是有哪裡不對勁。
胡人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正當性，除了儒教之外，有充分的動力再去尋找到其他文化來提供正當性基礎，結果就是大力弘揚佛教。
當時南方的皇帝們雖然是漢人，但是他們大多屬於篡位上臺，這在儒教君臣大義的角度看來，同樣正當性大有問題，南朝皇帝們便也需要在儒教之外另尋正當性基礎，所以他們也會大力弘揚佛教。
結果就在這樣的亂世當中，東漢即已傳入中原的佛教，開始深刻進入到中國的精神世界當中。
到了隋唐兩代，佛教進入鼎盛時期，這時的佛教流派分歧眾多，為了核實漢譯佛經與佛陀箴言的差異，玄奘決定西行天竺取經。
他從長安出發，途徑河西走廊，出玉門關後，進入西域，接下來他需要穿越吐魯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再登上帕米爾高原，翻過興都庫什山脈，最終到達天竺那爛陀寺。經過十多年的學習，玄奘回到故土，在此後的20年裡，他潛心翻譯佛經。玄奘對佛教典籍的翻譯使中國成為大乘佛教的興盛之地，佛教被推上了頂峰。
漢傳佛教的興盛，以及後來藏傳佛教被邊地民眾普遍接受，佛教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而這一切的起點，就在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共生中。
孕育-走廊發展的生存依託
打開地圖，你會發現祁連山是被幹旱區包圍著的高地，北邊和西邊都是戈壁和沙漠，東邊是以降水稀少著稱的黃土高原，南邊則是乾旱的柴達木盆地。如果沒有這座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的山脈，這裡將完全被沙漠包圍。
正是因為祁連山脈高大的山體截住了氣流和雨水，山上的冰川和山區的降雨才發育出來一條條河流，圍繞著水源地，祁連山北麓形成了一連串大小不同的綠洲，這就是河西走廊。
祁連山孕育出的河西走廊成為連接中原和西域最重要的生命線，這條生命走廊深刻影響著東亞大陸的命運。對這個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綠洲、青藏高原等多個亞區域的這個體系來說，最核心的問題是這些亞區域之間，尤其是作為秩序主軸的農耕與遊牧兩大區域之間，如何找到一種秩序安排，以便實現持久和平的問題。
持久和平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有能夠銜接起各個亞區域的過渡地帶，或者說走廊地帶。
哪怕是在被拖入近現代海陸秩序結構下的中國，河西走廊這種確保東亞大陸持久和平的作用都有顯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役中，廣義的河西走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先是坐鎮蘭州，根據新疆具體情況，提出“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總方針，把糧餉的採運、保障和武器彈藥的供應放在戰略位置加以考慮。為此，他在甘肅組織屯田，以便籌措糧餉。又興建了蘭州製造局、蘭州火藥局、蘭州織呢局、蘭州軍裝局等，基本上滿足了入疆平叛大軍的武器和後勤需求，併為西北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準備開戰之際，左宗棠又從蘭州移駐肅州（今酒泉），以掌握全盤情況，新疆前線的指揮權則授權出去。在整個過程中，河西走廊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中國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個亞區域所構成的一個體系，所謂中國史就是這個體系的演化史。
從體系史的角度來看，銜接著各個亞區域的走廊地帶才是定義中國的基礎所在，它們使得作為體系的中國，真正連接為一體。河西走廊是唯一同時連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綠洲與青藏高原各個方向的過渡地帶，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河西走廊才定義著中國。
文化-多元互構的複合縮影
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使這裡成為亞歐大陸多種文明互動的前沿，無論是貿易還是戰爭，底層都有著文化的潛流在穿行。河西地區大部分時候都是一個多族群聚居之地，數十個族群曾經在這裡活躍，十多種神靈偶像共處一室，同享供奉。
莫高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文化符號，它的開鑿始於中國北方最混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走進莫高窟，你就會發現文化的共生雜糅現象，可能洞窟本身由鮮卑人出錢開鑿，卻有漢人式的洞窟屋頂，其中的壁畫又有濃郁的印度風格和胡人氣質。
這種文化高度融合的洞窟在莫高窟裡比比皆是，相距遙遠的中亞和江南，南方的印度和北方的伏羲，都在河西走廊的洞窟裡被聯繫在了一起。
儒學向河西的“文化西行”也使得佛教通過河西實現“文化東行”獲得了重要助力。佛教是來自印度的異域宗教，它要想傳入儒學作為主體文化的中原，必須先與儒學發生某種交匯，恰恰是河西使得這種交匯成為可能。
西行而來的儒學在河西無法獲得政治上強大的支撐，在文化格局中並不佔據壓倒性優勢，它就必須與異文化共處，佛教因此獲得了與儒學形成某種融合的機會。河西走廊，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中繼站，才讓佛教得以傳入中國。
頗為有趣的是，漢傳佛教得以發展的這些歷史過程，經常又是與非漢人的群體相關。比如，漢傳佛教的奠基人鳩摩羅什是來自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的胡人，他被前秦大將呂光從西域帶到涼州停留17年，並在這裡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進展；呂光建立的後涼被後秦的皇帝姚興所滅，姚興又把鳩摩羅什帶到長安，羅什在此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譯經事業。
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以及後涼的建立者呂光，都是氐人，後秦的建立者姚氏是羌人，後來鮮卑人建立了北魏，北涼的建立者則是匈奴人。長期穿梭於河西走廊的遊牧族群，如月氏人，熟悉漢人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成為佛教傳譯的中間力量。
胡人與漢人的歷史活動形成了各種互動關係，最終促成了漢傳佛教的興盛。在佛教的傳播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多元共生並不是抽象存在的，是在多種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當中展開的。
河西走廊在成為文化熔爐的同時，也孕育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種子，為今天的中國奠定了基礎。
11月25-29日，學者施展，茶馬古道，繼續出發！
“走廊”考察線路設計
政治走廊：太行山脈的南端上黨地區在古代被稱為“天下之脊”，居此可以俯視各個方向，是兵家必爭之地，這裡隱藏著中國的歷史密碼，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政治走廊；
文化走廊：祁連山脈北邊的河西走廊，在狼煙烽火與貿易商人之外，還是溝通東西方文化的交通要道，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文化走廊；
民族走廊：祁連山脈南邊的河湟谷地，是連通中原、西域、高原三個方向的要道，中國一系列民族在這個方向展開其歷史，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民族走廊；
貿易走廊：穿行在橫斷山脈間的茶馬隊伍，以貿易為基，凝聚著中國大西南的文化、政治與民族，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貿易走廊；
歷史走廊：秦嶺隔絕又溝通著關中與蜀中，見證了中國歷史一系列的關鍵變遷，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歷史走廊；
軍事走廊：陰山山脈，古代農牧人群間互動的重要界面，這裡是各種大戰與貿易的場域，深刻參與了中國歷史的塑造，我們對這條走廊的關注聚焦在其為軍事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