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底层，他们拥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爱恨情仇：三娃是持枪杀人的罪犯、大海是村里的不平者、小玉是桑拿房的前台、小辉是漂泊不定的打工仔；其他次要人物如张亚贤也只是一个小工厂主、莲蓉则是一个小姐。就因为同处在一个阶层之内，相遇的几率当然就大很多。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冷漠、疏离和相互戕害，这种气氛弥漫在整个影片之中，温情的亮光既少又弱如风中之烛：三娃的大哥把母亲过寿的花销和礼金算到了精确到分，嘴里所说的“大哥做事都是一碗水端平”的话和分钱分烟的公平之举让人看到的是“大哥不让兄弟们吃亏，当然你们也不能占我便宜”的暗语，不只是三娃，任谁对此都不能不寒心；三娃同村的那些在外打工回到村里过年的青年们不是多日不见的叙旧话情而是恶言相向互揭伤疤大打出手，又怎不让人感到悲哀呢？
大海呢？他嘴里念叨的村长等人受贿、拿不到的分红难道仅仅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出于未满足的私利吗？他的复仇难道不是连无辜的村民与路人都没有放过吗？那个遭到小玉反抗的私设收费站的人依仗暴力要从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身上获得金钱和身体的双重利益。小辉的母亲给小辉打电话而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质问为什么不往家里寄钱并认为儿子大手大脚，既无亲情又无信任。影片中那为数不多的亮光来自于三娃以枪为炮的对儿子流露出来的父爱和小辉与莲蓉之间同病相怜的爱情，但是枪毕竟不是鞭炮，爱情毕竟不是面包。三娃对亲情的失望、大海对“公义”的无望、小玉那被逼至墙角的希望、小辉对生活的绝望都在必然与偶然的纠缠之中导致了一个个悲剧，这些悲剧如一个个各有中心的涟漪，在同一环境下的水面上扩展开去，互相激荡，但是他们所处的时空与整体比起来都太小了，所以越往外他们所激起的涟漪就越微弱直至消失不见。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下崛起的一批新贵，他们则面临着物质丰富与精神贫瘠之间的二元分裂：这在他们享受莞式服务的场景中得到了刺目而又过目难忘的呈现：伴着《青年近卫军》乐曲的红粉军阵、穿上早期列车员制服进入车厢般房间的首长关爱、带着京剧头饰穿着泳装的仕女怀春等节目呈现给环列四周西装革履有如看T台秀的富豪们，他们一边拿下徐悲鸿的画作一边挑逗着这些处于底层的青春女孩儿。高雅与低俗、艺术与肉欲就这样以可笑而荒诞的形式扭结在一起：这种中国新贵的拼贴式的审美和意欲超越又肉身沉重的矛盾心理，这种新得的贵族身份与未得的贵族精神的断裂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病态症状，或许也是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的症状隐喻。艺术来源于生活，上述这些故事都有着真实的社会面影，这个也是它被禁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