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整體低靡，逆全球化勢力抬頭，中國經濟面臨新舊動能轉換時期的下行壓力，同時數字化技術迭代升級加速。在如此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下，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企業如同飄蕩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的航船。沒有人知道風浪何時會平息，是否會平息。
傳統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之下的企業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財富是強壯的桅杆，一直以來支撐著許多企業穿越風浪。但誰也不知道它還能承受幾次巨浪的衝擊。企業此時更需要的是指明方向的燈塔。這座名為“信仰”的燈塔是助力企業化解危機、應對變化的內生動力。它將告訴企業該秉持何種價值觀，該遵循何種行為準則，幫助企業在困難和挑戰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和判斷。這座燈塔發射出的穩定而持續的光線能夠穿透一切阻礙，為航行者指明前進的方向。
主觀上利己，客觀為社會是傳統逐利型企業的特徵。不同於純粹的逐利型企業，價值型企業更關注賺錢的目的是什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認為，按照運轉方式和追求目標不同，價值型企業可以分為三種：主觀追求利他，同時利己的兼利型企業；主觀為社會、客觀可持續運轉的社會型企業；探索人類認知邊界，實現人類某一極限理想的極致型企業，比如馬斯克創立的SpaceX。
由逐利轉為兼利，對內關照員工，對外關照用戶、合作者，以及社區、社會主體的利益，只有這樣的企業在未來才具備競爭力。而如果再往前一步，成為“信仰驅動”的社會型企業，則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從利益驅動到價值觀驅動再到信仰驅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人會問，價值觀驅動和信仰驅動的區別是什麼？可以說，價值觀是人們衡量事物好壞對錯的標尺，信仰的基礎是價值觀，但信仰比價值觀更具有指引性，能夠引領企業看得更遠，走得更遠。
極致型企業則具有一種特殊性，因為它未必滿足於按現有的價值觀行事，而是意欲創造新的信仰和價值觀，而這必然會衝擊主流價值觀和傳統的信仰，確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明白的問題，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企業會因各自的特性不同而在核心價值觀上有側重和取捨，但考慮到未來社會變化和發展的趨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教授提出了對價值型企業具有普適性的“共生”信仰，提倡將共生、協同思維注入企業的戰略、執行和文化。
在戰略層面，核心是從以企業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在執行層面，要重新評估影響組織績效的因素，從以分工為主轉向以協同為主；而在文化層面上，在原有企業文化的基礎上，更需要開放、 包容、合作、共生。
“共生”之所以與未來企業持續發展成長的目標相契合，是因為在數字化時代，所有價值活動的核心都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而且不再是僅僅滿足客戶需求，更重要的是為客戶創造價值。為此，企業需要最大程度地組合合作伙伴，開放包容、協同共生，為自身亦為顧客成長創造更大的空間。
踐行“共生”理念將改變企業與客戶、供應鏈、渠道等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也將改變企業對這些利益相關者形成影響力的程度和方式。企業作為社會中有影響力的決策者，其自身所確立的價值觀不僅影響著內部經營環境，也將更為深刻地影響甚至塑造其所處的社會環境。
也就是說，價值型企業不僅將在產品和服務的層面上為大眾提供價值，也將在塑造社會價值觀的層面上發揮影響力。因此，價值型企業必然會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咋聽之下似乎對企業而言是負擔，但企業其實可以從中獲益：比如說，認同企業所踐行的價值理念的客戶，對於企業來說是忠誠度最高的客戶；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社會發展的企業，也更容易贏得政府部門和非營利性組織的支持。
企業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和形式來創造更好的社會，更好的產品，更好的服務，更多的就業機會…但筆者在本文中關注的是，企業如何通過創造能使更多人受益的社會敘事來推動社會的進步。
什麼是“社會敘事”？
國際知名的幸福、行為和公共政策專家保羅·多蘭（Paul Dolan）在《敘事改變人生》一書中解釋道，“社會敘事”反映了社會期望對我們所有人的要求。這些“敘事”教導人們應該如何生活——我們應當事業有成，應當結婚生子，應當保持健康，等等。“社會敘事”類似於既定的社會規範，它通常包含三個要素——行為規律、 心理認同和偏離規範後的制裁的排列組合。
社會敘事有時確實能給生活提供指導，讓我們活得更輕鬆，甚至更幸福。但當我們被社會敘事迷惑了雙眼，希望周圍的人都按照社會的期望行事且暗自想要懲罰那些不按期望行事的人時，我們就掉進了敘事陷阱。保羅·多蘭無意否認主流的“社會敘事”，但他確實證明了一直以來“教導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敘事並不見得能給每個人都帶來幸福。因此，他鼓勵人們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真實感受，客觀、理性地看待社會敘事，做出能為自己帶來幸福的選擇。
在這裡，我們首先需要理解權力與敘事之間的關係：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敘事來自掌握權力的一方，並不斷被他們強化，鞏固了現有的社會制度。我們也必須承認，在不同權力群體之間存在價值觀差異的情況下，社會敘事將更加向有權力的群體靠攏。
因此，企業、媒體、政府等掌握相對更大話語權的一方無疑在塑造和強化社會敘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決定自己想要傳達和倡導怎樣的價值取向時就應該更為慎重。雖然不同企業有不同的價值側重，但總的來說，企業應當創造能夠提升幸福感的敘事。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講習教授陳明哲認為，“價值型企業”理應更加關注“價值”本質，即關注價值的相對性和主觀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價值型企業”最需要的能力，是換位思維或者說以他人為中心的敏銳（acumen）與同理心 （empathy），以及真誠自知的能力。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提升幸福感的敘事，是多元化的敘事——讓多種多樣的價值觀能夠平等共存。這與包容開放的共生信仰不謀而合。劍橋大學嘉治商學院院長克里斯托弗·洛克（Christoph Loch）指出，從實際的角度來看，企業無法創造一個國家的包容文化。因為企業的定義是專注於服務特定客戶。但儘管如此，企業仍然需要認識到他們對社會承擔一定責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創造有益於更多人的敘事。
舉例來說，長期以來關於成功的敘事告訴我們，我們應當追求更高的職業地位。一份讓我們痛苦的工作並不是什麼好工作，但如果它有很高的地位，我們就可以說服自己。身邊的人羨慕自己的工作，這確實會讓我們感到滿足，但這種幸福感並不會持續太久，而且很快就會被日復一日令人難受的工作體驗所覆蓋。而如果身邊的人在傳統意義上比自己更“事業有成”，也同樣會給我們帶來痛苦。
保羅·多蘭指出，關注工作中的實際體驗能夠減少社會評價和敘事的干擾，幫助我們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無意義。企業可以採取許多措施來改善僱員的工作體驗，比如多創造需要使用多種技能的工作崗位。好的工作體驗能帶來可持續的幸福感，幸福的人更高效，所以幸福的員工也能帶來更多效益。
企業可以通過改變向員工傳達的反饋內容來重塑或創造更有益的敘事。比如更主動地向員工傳達他們的工作為社會創造了哪些財富之外的積極影響，而不僅僅是告知員工他們今年帶來了多少利潤。這樣做可以豐富員工衡量自己成功的維度，緩解以財富這一單一維度定義自身幸福帶來的空虛感——經驗告訴我們，很少有人在財富面前能做到適可而止。
企業同樣可以通過其所提供的的產品和服務來傳播有益的敘事。舉例來說，因移動支付的普及而崛起的微公益事業就削弱了傳統利他主義敘事的束縛力。傳統利他主義敘事告訴我們，做好事應當不求回報，更不應該到處炫耀。但微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人們將自己捐款的行為轉發到朋友圈這一做法。正如保羅·多蘭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要求個人為了利他主義而不求回報，那麼我們便在傳達這樣一個理念——做好事要犧牲自己的幸福。顯然這是在勸退那些做好事的人。而微公益這種形式則告訴我們，我們完全可以怡然自得地參與到既利人又利己的活動中。
此外，許多微公益項目會設置固定的捐款金額或捐款額度上限（上限通常也不是很大的數額），甚至是以金錢之外的東西（如微信運動步數）作為捐贈物。我們對這一做法或可這樣解讀：善意不應該根據捐款的數額被分成三六九等。
最後，想要引用陳明哲教授的一句話：“劇變時代，任何企業都需要以更為開放、真誠的態度來思考和審視新的事物，不僅是思考自身如何獲利，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計天下大利’。”社會敘事的重塑和創造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細水長流，日積月累的過程。但企業只要付諸行動，最終也將在自己所參與塑造的社會中保持強大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陳茜.價值企業4.0——信仰的力量.商學院,2020,(178):11-18
[2] 保羅·多蘭.敘事改變人生.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