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以奢華和奇蹟聞名於世，免稅店銷售額世界第一、機場客流量世界第 3 的機場，更讓這座阿聯酋城市躋身為「世界中心」。
在不少國人眼裡，迪拜是土豪的集聚地，物價高昂。
疫情改變了迪拜，運營 36 年、24 小時營業的迪拜機場免稅店第一次暫停營業，迪拜的第一座摩天大樓世貿中心，被改成了臨時醫院。
迪拜一角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這裡沒有封城和宵禁，只有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的「國家消毒計劃」。
違法出行，將被處以相當於 3850 元人民幣的罰款，不戴醫用口罩，則處以相當於 1930 元人民幣左右的罰款，屢犯者，將被逮捕和公訴。
如今，有這麼一批國人滯留迪拜，他們大多持旅遊簽證。
一方面是不知歸期的住宿餐飲支出；一方面是屢屢取消的回國航班，難以退還的機票票款，他們的錢越來越少；有人流落街頭，有人想轉道巴基斯坦，坐車回國。
在經濟壓力和情緒困擾的持續撕扯下，被迫困在迪拜的他們，希望找到回家的路。
我們聯繫了 20 名滯留迪拜的中國人，試圖還原他們尋路的故事。
無法登機的中國人
「我們已經住不起酒店了」「在大街上了」「沒有Wi-Fi」，4 月 17 日晚， 21 歲的湖南姑娘曾嘉欣斷斷續續地回覆，她和閨蜜流落在阿聯酋迪拜的街頭。
此時，迪拜規定，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如違反，將處以相當於 3850 元人民幣的罰款，屢犯會被警察抓捕、提起公訴。
「警察要抓就抓吧。」說完這話，曾嘉欣和閨蜜就跟我們失去了聯繫。
疫情和病痛纏繞著曾嘉欣，閨蜜的無助哭泣則是背景音。3 月 7 日，她曾在迪拜酒店暈倒 3 個多小時。
缺鉀？貧血？在陌生的國度，溝通不暢，病因無從確認，這讓她有了提前回國、去看醫生的想法。
曾嘉欣在 4 月 4 日儲備的食物,現已吃完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她倆此前 3 次購買回國機票，可要登機才被告知，因疫情導致的出入境管制，航班被臨時取消。
航班三度取消，機票退款卻一直未到賬，這成了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泡麵都不捨得頓頓吃，一天只能吃一頓，錢不夠了。」 4 月 3 日，曾嘉欣說。
「絕望」是她提到最多的詞。到現在，她還瞞著爸媽，理由是爸媽身體不好、怕爸媽擔心。她爸媽還以為，女兒在湖南郴州的那家美容院，學著手藝。
回國航班，讓曾嘉欣和閨蜜三度燃起希望，又三度熄滅。和她們有類似遭遇的國人，心思也在隨著回國航班的變化，浮沉。
3 月 24 日，是他們想搭上末班車成行的日子。
前一天，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從 25 日零時開始，所有非香港居民乘機抵港後不準入境，機場停止所有轉機服務。
也是這一天，阿聯酋航空宣佈，暫停迪拜往返北京航班，這是最後一個與阿聯酋有客運航班的大陸城市。
在閘門關上前，能買到「最後的船票」的人是幸運的，可這幸運，並不持久。
長春姑娘喬尤野剛開始買的是 3 月 21 日回國的票，票價 3000 多元，起飛前一天，航班取消。她又買了 24 日經香港轉機回國的機票，票價漲到 5000 多元。
3 月 24 日中午時的迪拜機場。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為求穩妥，17 時 55 分的航班，她提前 8 小時就到了機場。15 時，國泰航空 CX0746 航班辦理值機，工作人員說，沒有香港身份證或護照的，都不可以乘坐這趟航班。
「整架飛機就走了 3 個人，我們都被扔下了。後來，我給總領館打了 10 多次電話，工作人員說他們在溝通協調。等大使館下班以後，電話就轉接到國內，轉到外交部了。」
喬尤野回憶，總領館統計人數，當時有 170 多人滯留在現場。
她在迪拜機場一直等到了次日凌晨 2 時。沒有消息。
那天，她正是生理期，難受、冒虛汗，感覺身體吃不消。當天，她只吃了一個蘋果、一個麵包。
隨著激動的人群逐漸散去，在機場逗留 16 小時後，喬尤野也熬不住了。
凌晨 ，她獨自拎著 24 寸和 20 寸的兩個行李箱，乘出租車離開。在車裡，感覺非常無助的她哭了，凌晨 3 時多才回到自己工作的漢堡店。
楊福戩離開機場比喬尤野早，作為企業家，他不把希望放在自己無力影響的事上。
他是和妻子來的迪拜，原本買的機票是 3 月 27 日飛香港，12443 元，正好讓他在迪拜待滿 14 天。香港的限制令一出，他馬上把機票改簽到 24 日。
31 歲的楊福戩在深圳開了一家做重力毯的工廠，還在香港開了一家公司。此前，他雖在深圳，卻無法去香港。根據香港要求，大陸非香港居民，得在第三國住滿 14 天，才可以去香港。
於是，3 月 13 日，從深圳蛇口經香港機場，他和 33 歲的妻子飛來迪拜見客戶。受朋友之託，他帶了 4 盒新冠病毒核酸試劑來迪拜。
那時，阿聯酋累計確診 85 例，沒有死亡病例。出發時，他在深圳已居家隔離了一個多月，這一趟迪拜之旅，他也當做是一次遠離疫情的散心。
未曾想，散心成了鬧心。到迪拜的第 2 天，他家所在的深圳某社區電話通知他，如果從阿聯酋回國，得集中隔離。
改簽、趕末班車，楊福戩希望趕在限制措施生效前回國，可這努力還是一場空。
24 日，在迪拜機場，工作人員告訴楊福戩，因為他的大陸護照最多隻能在香港待 7 天，所以不能領登機牌。
他給總領館打電話，接通後，對方馬上掛掉,「據其他聯繫上的乘客反映，工作人員更多的是在安慰。」
從 13 時協商到了 24 時，眼見另一個飛往香港的航班也已起飛，楊福戩夫妻依舊走不成。
雖然不是自願退票，他和妻子還是被收取了 2900 元的退票費。他此前買的 3 月 28 日從香港飛上海的機票，也被國泰航空通知航班取消，收了票價 1/3 的退票費。
時間就是金錢，楊福戩一向周密到分鐘的工作行程安排，亂了。
變化如此猝不及防，疫情煽動的變數，裹挾著眾多在阿聯酋的中國人，轉機地在變、目的地在變、計劃也在變.....
迪拜，並不是 64 歲的馮秀琴和她 28 歲的女兒的目的地，澳洲才是。澳洲的哥哥剛做了心臟搭橋手術，病情嚴重，讓馮秀琴很想念他。
因為疫情，2 月 1 日，澳大利亞頒佈旅行禁令，14 天內從中國大陸離開或者中轉的非澳大利亞籍人員，不會被允許入境。
為了去澳洲，母女倆需要在第三國中轉 14 天。她們選擇了阿聯酋，因為這兒免籤。
母女倆於 3 月 11 日由北京飛到迪拜，如果一切順利，中轉 14 天后，她倆將於 3 月 27 日從迪拜飛阿德萊德，票價 9800 元。
可自 3 月 26 日起，迪拜關閉機場。
母女倆 14 天中轉計劃，變成了在迪拜不知歸期的滯留。
這一天，黃程裡兩夫妻從阿布扎比飛北京的航班也取消了。
發現妻子懷孕 3 個月後，黃程裡辭去工作，準備回國。
第一次當爸媽，黃程裡發現妻子在迪拜最大的困難，就是去醫院孕檢。華人醫院說，他們設備有限，建議去當地醫院。可疫情期間，有的當地政府醫院不接待非新冠患者。
黃程裡 3 月 30 日打電話向大使館反映情況，工作人員要他打車去醫院。
「他們想的太容易了，我曾遇到迪拜一些出租車拒載中國人，從 2 月開始，見到中國人就躲，覺得中國人攜帶病毒。」
他給大使館打完電話後，陝西商會接到通知也來找他，建議夫妻倆留在迪拜，「回國路上多危險」。
迪拜不相信眼淚
30 歲的吉林姑娘喬尤野，幹練、精明。她曾在長春開過一家小美容院，50 多平米，生意不好，一個月能賺四五千元。
她爸爸有肝硬化，一年吃藥至少要 1.7 萬元，藥得一直吃到去世，一刻都不敢停。家在農村，爸媽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作為獨生女，養老、治病的費用，都得靠她扛。
為了家人，她得賺更多錢。來迪拜，是一箇中介介紹她來的。對方說，給她安排一份月工資1.5 萬元的工作。
於是，剛結婚兩個月的她，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從成都轉機到了迪拜，中介費加機票，她一共給了中介 2.8 萬元。
可中介把她帶到一家美容院後，她發現自己上當了。
這是家「不正規」的按摩院，「就是幹那種事的」。
轉身離去，她找了個漢堡店打工——得掙到回國的機票錢。
李卓和父親的聊天截圖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0 歲的大學生李卓沒想到，2020 年，疫情會讓她在異國經歷這麼多第一次。
在阿聯酋，她曾被緊急送院、核酸檢測、專家會診；在某高校，當本地學生離校回家時，她和其他中國同學留守在課堂和宿舍，時時得面對宿管們的刁難；提前拿到結業證後，回國的機票被屢屢取消。
她在阿聯酋某高校上大三，是由國內交換過來的，學制一年，原本 2020 年 5 月結業。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她在北京過完年後，回阿聯酋。
雖然當時國內的疫情爆發了，但她爸媽認為，國內措施強有力，在國內要比在國外安全，不希望她去迪拜。
為了完成學業，她堅持回了阿聯酋。此時，當地還沒有新冠確診病例，阿聯酋的首個確診病例要在 1 月 29 日才發現，是來自武漢的中國遊客，也是中東的首例確診。
李卓在阿聯酋某醫院的救護車圖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可受疫情的影響，在阿聯酋的中國學生早已被當作重點關照的對象。她所在的高校規定，每名中國學生都得接受為期 14 天的身體檢測。
從零下 10 ℃的北京回到 20 ℃的阿聯酋，李卓的鼻炎犯了。1 月 29 日，學校直接叫救護車把她送院，「他們覺得我有一些呼吸道問題，就有可能會得新冠。」李卓說。
她在醫院隔離了一天一夜，進行了核酸和血清檢測，輸液用的滯留針，在手背插了一天一夜。
李卓在阿聯酋某醫院時的滯留針，留在手裡一天一夜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因為溝通不順，被獨自留在檢查室 3 小時的她，害怕、無助。她好幾次想去找醫生，可門外端坐著的保安，阻止她離開。
難以承受的李卓給學校校醫打電話，哭了一通。校醫給她送來了充電器和衣物，兩波專家也出現，對她進行會診。排除嫌疑後，她才被允許回校。
平靜的日子持續了 38 天，阿聯酋的疫情陡然提速，曲線開始由平緩變得陡峭。當阿聯酋確診病例上升到 45 例時， 3 月 7 日，阿聯酋宣佈關閉所有教育和培訓機構，改為遠程授課。
李卓所在的高校宣佈要全校消毒，校舍關門，學生要全部離校。於是，宿管便轟她們離校。
對還有兩個月就結業回國的他們來說，離校後的居無定所，和提前回國對學業的影響，把他們夾在中間，兩頭做人難。
所幸，從國內帶隊過來的一位中國老師出面協商，學校同意讓中國學生在宿舍裡自我隔離。
刁難並未就此結束。
為了應對疫情， 3 月 26 日阿聯酋開始全國宵禁， 4 月 4 日迪拜將宵禁擴展到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為了解決吃喝，李卓和同學們聯繫了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送貨。
「中國」成了讓宿管們刺眼的標籤，他們對中國學生找中國超市訂貨很有意見。「有宿管跟我說，你不知道現在中國疫情有多嚴重，中國貨也有病毒。」李卓說。
她解釋，雖然超市是中國人開的，但她們買的商品都是阿聯酋本地產的，如果貨有問題，也是阿聯酋這邊的生產質量有問題。
住得離宿管較近的中國學生，則會面臨更多刁難，宿管常常會去找他們麻煩，比如突然進房查衛生，說他們宿舍不乾淨，說「這會帶來更多的病毒」。
為了拿到結業證，縱使遇到種種不快，她們也得留在當地繼續學業。起初，學校通知，其他同學改上網課，由於中國交換生相對集中，所以中國學生還是線下授課，而期末考試是否改為線上進行，當時尚是未知數。
如果拿不到結業證，那麼李卓回國後，還得重新考試。
當得知學校「轟人」的事後，她爸媽讓她立刻買票回北京，放棄學分，等以後再重修。
但李卓捨不得 4 萬多元的學費，「就這樣沒名沒分的回國、不能結業的話，就太虧了」。
此外，為了不錯過她最在意的四六級英語等國家考試，算上回國隔離的 28 天，她得在 4 月就回國。中國交換生們跟學校協調提前結業，協商的結果是提前 1 個月。
好消息陸續有來，4 月 9 日，領事館給留學生們送來一批口罩，每人 10 個。4 月 16 日，教育部宣佈，取消上半年的大學英語四六級口語考試。
無限循環的航班取消
迪拜機場關閉又復航，可直飛中國的航班一直沒再出現過。
4 月 17 日起恢復執行的國航航班 CA941 ，本該是第一班。這是 3 月 27 日國航公佈的第一批國際航班中，唯一一個從阿聯酋回國的航班。為了保住國內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中國民用航空局推出「五個一」政策，這使得海外回國的航班驟減。
李卓搶到了這個航班。其實，她一開始於 3 月 3 日定的是 5 月 8 日的回國機票，票價 3000 多元。當確認提前結業後，她又買了 4 月 21 日的機票，票價漲到 1 萬元左右，「當時 4 月 20 日前回國的機票已全部取消」，她說。
結果， 3 月 25 日她接到通知， 4 月 21 日的航班也取消。還好，她能把票改簽到 4 月 17 日的 CA941。
4 月 8 日，李卓最後一門考試結束，可這一天，她收到消息， 因為疫情原因，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了，「想不明白，這個航班各大媒體都公示過，為什麼就取消了呢？」
國航取消了 4 月份所有的阿聯酋回國航班，推遲到 5 月 7 日後。
「他跟我說，你有時間在這裡哭，還不如考慮一下從別的國家中轉。」 4 月 8 日，李卓致電總領館，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說，他不是以領事館代表的身份跟她講，而是以個人的身份好心指點她，哪個航班可能還有票，目前能轉機回國的，還有日本和韓國。
李卓有考慮過從韓國中轉，但筆記、大衣等沉重的行李，成了負擔。如果轉機，因為是分程票，她的行李不能直掛，也就是說，當行李抵達韓國時會入境，可她自己又沒法入境。她有個朋友面臨這種情況時，選擇了把行李丟在了韓國。
而如果快遞迴國的話，按照國際快遞的資費， 25 公斤要將近 7000 元。
這讓她兩難。
爸媽給了她很多錢買票，「不管花多少錢，能回家就行」。目前，她買的是阿提哈德航空 5 月 3 日回國的直航票，票價 1 萬元，讓她不必捨棄行李——可就怕航班取消。
李卓的焦慮與日俱增。她爸爸是警察，爸爸做女兒的思想工作說，現在國內的困難有很多，可能不會優先考慮你們的情況，多方撒網，重點撈魚，越是困難時越要冷靜。
4 月 13 日，李卓拿到了結業證。學業告一段落，可回家的路呢？還浮在空中。
同樣未定的，還有馮秀琴母女，她倆本也買到了 4 月 17 日的國航航班 CA941。
得知去不了澳洲之後，母女倆定了 4 月 10 日回國的航班，後來通知取消了。此後，接連 3 次改簽的航班，連著被取消，最後一次，是 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她們連忙改簽，可最近的只有 5 月 29 日的可改簽。
母女倆最後一次買票發生在 4 月 12 日，買了 26 日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航班。
不出意外，兩天後，她被通知航班取消。可申請退款時，按照退改規則，本可以免費退票的訴求被航空公司駁回，兩張 17520 元的機票，成了無航班可以改簽的雞肋。
母女倆一共給大使館打過三次電話，「工作人員的答覆都是，得等待當地的政策變動。」她說。
目前，迪拜機場已經恢復了多條航線，國航最早的回國航班計劃是 5 月 8 日。
唐薇在 4 月 13 日聯繫大使館，詢問是否可以及早開通一週一班的航班，或者開通臨時航班撤僑，「大使館給我的答覆是：阿聯酋航空公司不願意飛中國，因為中國防控嚴格，需要配備兩套機組人員。而撤僑的要求暫時達不到，回國風險很大，容易交叉感染，建議就地抗疫。」
他鄉容納不下靈魂，故鄉安置不了肉身。
破產的包機計劃
對張娜和男朋友來說，來迪拜是個美麗的錯誤。
張娜男朋友在美國工作，男在張娜的影響下，他決定回國工作，並回國進行了面試。
面試後，男朋友準備回美國。而自 2 月 2 日開始，美國對過去 14 天內抵達中國的外國人實施臨時入境禁令，也就是說，他得在第三國待 14 天，才可以回美國。
於是，3 月 13 日，他倆抵達迪拜。當 3 月 24 日買回國機票時，張娜發現，即使反覆購票，所有的票都輪著取消。退票後，也不能馬上拿到退款，這讓她基本上把信用卡額度，都壓在了機票裡。
假期變成了滯留。
前不久，張娜媽媽查出來肺癌晚期，媽媽的藥費由張娜承擔，一個月得至少 1.5 萬元。
媽媽的病情擴散很快，得知女兒被困在迪拜，每天都焦躁地給女兒電話。
之前，張娜還瞞著媽媽，騙她說自己已回國，在北京隔離。可當媽媽要求視頻通話和發定位時，善意的謊言被拆穿了。
那時的張娜，長了麥粒腫，眼睛腫成了一條線。她又不敢去醫院，只能硬扛。她擔心自己被感染，擔心沒有醫保的自己，在迪拜難以就醫。
張娜已經被扣了兩個月的工資，老闆對她大發雷霆。在四川從事 IT 研發的她，由於被困，很多需要現場操作的工作無法進行，不穩定的網絡，又給她的遠程辦公平添煩擾。
所幸，張娜老闆考慮到她情況特殊，家裡突生變故，不忍心辭退她，只是扣她工資。
病重的媽媽需要她，搖搖欲墜的崗位也等著她，眼看買不到回國的商業航班，張娜起草了自費包機的承諾書，呈送大使館。
3 月 30 日，一封《滯留迪拜的 255 名中國旅客自費包機請願書》在張娜微博發出，存在了 15 個小時。
「我們不是病毒······是沒有搭上末班車的孩子。」請願書裡說，在海外疫情並未全面爆發之前，有國人途徑迪拜轉機回國，大部分人買的是香港落地的機票。
他們當中有孩子、孕婦和老人，有位老人身患癌症，需要長期服用抗癌藥物，可藥物已斷。
他們大多沒有阿聯酋醫療保險，不敢就醫，孕婦也無法如期做孕檢。
他們沒有阿聯酋的長期簽證、沒有居留權，很多人的旅行簽證在當時面臨過期。
她把承諾書通過微博發出，得到了 1 萬多名網友的點贊。
可在群情激湧時，她刪除了微博。一來，她不想給國家抹黑，不想把事情鬧大；二來，她也接到了商會和大使館的刪除要求。
楊福戩則不想在任何社交平臺發佈求助信息。「我們不想給祖國添亂。如果發了這些的話，會影響海外同胞的心情。」和妻子一起滯留迪拜的楊福戩說，家裡還有兩個孩子在等著夫妻倆。
這個企業家相信凡事得靠自己。滯留在迪拜的中國人組了一個微信群，楊福戩有一個朋友在馬來西亞有私人機場及公務機，3 月 25 日，他在群裡問，有沒有人想包機，並提出價格。
出乎他意料，贊同寥寥，反而是激起不少對他的人身攻擊，有人說他在「炫富」，有人說他是在詐騙，有人叫他閉嘴。
「我只是好心，包機的價格都是可以公開查詢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麼偏激。」他說。此後，他在群裡，「一句話都不敢說」。
還有一架包機的機會，曾放在楊福戩面前。那是一架從歐洲回來的 14 座公務機，包機價格是 31 萬美金。最終，兩夫妻只找到 3 位在阿聯酋的朋友，以及兩個要去金邊的陌生人。
31 萬美金，接近 210 萬元人民幣，人均 16 萬元人民幣。因為有人承擔不起，所以包機協議黃了。
這輛公務機被另外的人包了，於 4 月 2 日由迪拜飛往金邊，當時，柬埔寨的金邊每天有三趟以上的航班可以飛往廣州。但從 4 月 4 日開始，柬埔寨飛往中國大陸的航班也暫停。
這條路也斷了。
經濟壓力的繩套 一點點收緊
包機沒有成功，但社交網絡上的聲音，讓這些滯留在迪拜的國人獲得一些關注。
江蘇姑娘劉霞蔚曾在微信群裡填寫申請包機的個人信息，該信息被上報給了總領館。4 月 2 日，江蘇商會聯繫她，給她送了相當於 960 元人民幣左右的當地貨幣， 20 個口罩，又在微信上給她轉了 2000 元人民幣。
當地海南商會贈送的食物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6 歲的劉霞蔚患有重度抑鬱症，嚴重失眠、甚至有過自殘行為。在迪拜上班的朋友關心她，約她過來散散心，她便於 2019 年 11 月來迪拜旅行。
劉霞蔚以前在江蘇開過一家化妝品店，受病情影響， 去年 2 月她把店盤了出去。此後，她奔波於醫院間，8 月，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那時候，她每天都特別想哭，可是哭不出來。她還用小刀劃自己的皮膚。醫生和爸媽都希望她能住院治療，她一直不肯。與家人妥協後，她來到迪拜散心， 6 歲的女兒留給母親照顧。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在異國他鄉，她去海邊，黃昏時在海灘燒烤，「想到了活著的意義」。跟女兒分享迪拜樂園，分享迪拜的中餐館的四川火鍋，讓她的心一點點熱起來。
她感覺自己抑鬱的情況明顯緩解，原來得一天服用 3 次的藥物，在 1 月時，恢復到了正常劑量。
她本來打算 2 月 22 日回國，但那時候聽說國內疫情嚴重，而她身體底子不好，就想著等國內疫情控制了再回去。
病情好轉，因疫情引發的非法滯留的恐慌，又扼住了她的喉嚨。3 月 27 日，劉霞蔚簽證到期了，當時說，續 20 天得要 1830 元人民幣左右，可她已經沒有那麼多錢。
沒錢去續簽的她，那天精神徹底崩潰了，一直睡不著，心臟跳得厲害。凌晨 2 時左右，實在受不了的她下樓，站在路邊吹風。
突然，一輛白色私家車停在她身邊，有兩個便衣警察對她吼，問她去哪。
她說，她哪也不去，接下來的內容她就聽不明白了，只知道這兩名便衣警察作勢要把她拘走。
危機之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千萬不要被罰款」。還好，當時附近還有好多外國人，趁著那兩名便衣警察去查看他們身份時，劉霞蔚轉身跑掉了。
4 月 13 日，阿聯酋政府公佈，將境內外國人簽證，3 月 1 日後到期的，自動延期到 12 月，劉霞蔚不用再擔心自己成為過街老鼠。
可經濟壓力的繩套，還在一點點收緊。為了節省開支， 3 月 15 日開始，劉霞蔚的主食就一直是泡麵，每天就只吃一小袋老壇酸菜面，一袋面 6 元人民幣。剛來迪拜散心時，她在國際城別墅區 103 棟租房，是 3 室 1 廳的合租，月租是 4080 元人民幣左右。30 日，她搬到國際中心，和兩個泰國人合租同一個房間，一個床位的月租是 1400 元人民幣左右。
來迪拜前，她不會做飯。在家裡，爸媽寵溺，她連衣服都很少自己洗。
可拮据讓她只能自力更生。她買了一個電飯煲，第一次學做的飯是雞絲粥。
唸叨著「米比水少」「雞要先煮熟」的口訣，她憑感覺放米。最後米放的太多，鍋底糊了。她吃了半碗，實在吃不下，倒了。
餓的時候，她特別想念媽媽做的好吃的，涼粉、煎餅、涼麵、清蒸魚、酸菜魚。
來迪拜前，因為抑鬱症藥物的副作用，1 米 65 高的她發胖到 162 斤。如今她瘦了 11 斤，體重 151 斤。
劉霞蔚帶的 4 萬多元已用完，只好找爸媽要了 1 萬元買機票。爸爸問她，還夠不夠錢吃飯？因為疫情影響，原本在新加坡做勞工的爸爸，半年內，都不能再回新加坡開工。
不想讓爸媽擔心的她，說了謊。她清楚，為了給她治病，爸媽已經花了太多錢。
在劉霞蔚險遭便衣警察調查的那一天，蔡旻玟在為無家可歸而煩心。
回國的航班取消後，房子也退租了，44 歲的湖南阿姨蔡旻玟不知何去何從。
她認識的一個江西老闆說，他沒多少錢，不能供她吃，只能供她住，在他開的一家按摩店裡。
那是一家以中國功夫為賣點的按摩店。蔡旻玟確認了這是家正規按摩店，且處於停止營業狀態，才確定住下。
她對按摩店是有戒心的。1 月 28 日，她被中介騙到迪拜來時，就是一家做非法生意的按摩院。
她對日子的盼頭，從找工作，變成了等回國，兜裡只剩 380 元。
沒有工作、沒有一張容身的床，這樣的苦楚，喬尤野懂。
此前，喬尤野住在打工的漢堡店裡，有工作餐，每天一個漢堡，月工資 3850 元人民幣左右。受疫情影響，漢堡店 3 月 26 日停業，這讓她沒了收入，沒了地方住。
她只得在微信群裡求租。有個不認識的姐姐看到了，願意給她提供一個睡覺的地方，是她們套間外的一個洗衣房。兩個大房間裡住著 3 個人，都是 40 多歲的女人。
喬尤野搬了過來，就和這幾位姐姐湊夥吃飯，抱團取暖。
喬尤野居住的洗衣房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她們本就敏感，外事的滋擾，一遍遍衝擊著她們的情緒。
自從回國航班被取消後，喬尤野天天失眠，睡 20 分鐘就會醒，每次醒都一哆嗦。白天，她機械地刷著手機，看各個群裡的消息，哪怕有人提到一點點回國的機會，她就往上靠一靠、聊一聊，「不然的話，我真的太壓抑了」。
每當看新聞，看到其他國家來迪拜接僑民，她都覺得很難過。而看到微博上一些對在國外中國人仇視的言論，她就特別委屈，「誰家庭條件好，會願意出國打工呢？」
當國內疫情爆發時的 1 月，她在漢堡店工作時，有當地人來買漢堡，看到她就問她是哪國人。得知她是中國人後，那名顧客轉身就走了。
遭受當地人歧視的喬尤野，在國內疫情嚴重的時候，月工資 3850 元的她，託朋友捐了 2000 元給國內的基金會，還捐了 1000 個口罩。
她自認為為國內疫情出過一份力。可是這一次，當她自己落難時，沒有人幫她，「哪怕你不想讓我們回去，說點好聽的對不對？國內疫情爆發時，國外的口罩都被中國人買脫銷了，現在國外疫情爆發了，那些網友能不能感同身受一下？」
4 月 4 日，喬尤野手上只剩相當於 183 元人民幣的當地貨幣，微信賬戶裡還有 2000 多元，這是她留給回國隔離的費用。
她和爸媽打電話，說她先不回國了，這邊工作挺忙的。
爸爸於 1 月 10 日心梗復發、送院搶救，是朋友幫著墊付了 3 萬多元的費用。她害怕爸爸知道自己在這邊的處境，受刺激復發。
爸媽沒看穿她的謊言，鼓勵她在迪拜好好幹。
只有丈夫，她沒瞞著。她新婚半年，每天和丈夫的微信聊天，是她排解愁緒的主要渠道。4 月 18 日，她說，「我現在全身上下只剩下 30 元，不知道能活到什麼時候」。
雞肉是這邊肉類中最便宜的，剛搬過來的那天，3 月 27 日，她去超市買了三盒雞肉，花了 57 元，給幾個姐姐做了道「雞肉燉土豆」。
葷食畢竟是少數。她每天就吃兩個全麥麵包，有時候弄一點土豆、白菜，「不會感覺到餓，因為想著很多事情」。
在經濟窘迫時，吃，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選項。
馮秀琴從國內背來了電飯鍋，本打算到了澳洲煮點小米粥給哥哥。沒想到，在迪拜先派上了用場。
64 歲的馮秀琴胃不好，得吃小米粥才舒坦。可在酒店附近的超市買不到，只得買點大米湊合，再配上個煮雞蛋，就已經是營養搭配了。
鍋太薄了，炒不了菜，只能燉湯。買點黃豆，擱點醬油，湯素得不見油星。
菜可貴了，白蘿蔔得 8 元人民幣左右一根。母女倆一般就買點土豆、白蘿蔔、捲心菜、大頭菜，煮一下，撒點鹽，蘸著醬油吃。
「現在每天心裡裝的事，吃的啥味也吃不出來。」馮秀琴說。
母女倆的日常飲食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病在異鄉
馮秀琴有高血壓，只帶了 5 盒藥， 35 天的劑量。到 4 月 18 日，只剩下 8 天的藥量。
擔心藥不夠吃，她嘗試把藥掰成兩半。可藥不好掰開，只能隔兩天吃一粒。
醫生說，不按量吃藥可能會造成血壓忽高忽低，甚至產生血管破裂。這讓馮秀琴每天唉聲嘆氣、睡不著覺。
高血壓藥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和簽證一起到期的，還有劉霞蔚的藥物。藥物短缺的困境，也困擾著有抑鬱症的她。
從國內帶的藥，她 3 月 17 日就已經吃完。處方藥國內寄不過來，迪拜當地醫生說沒有，華人診所倒是說有差不多成分的仿製藥，可是不推薦她吃，有副作用，可能導致不孕不育。
停藥加重了她的病情。3 月 25 日開始，她感到呼吸有點困難，喘不過氣，不管她幹什麼，心跳都跳得特別快，「感覺要從嗓子眼跳出來」。
每天早 8 時開始，劉霞蔚總是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發呆，一晃就一天。
房間曬不到太陽，一個月裡，她就出去過兩次。
她不想動，只想躺著，可躺著也感覺心臟跳得厲害。晚上 19 時，她往往就躺到床上，直到半夜兩三點還是睡不著，眼睛特別酸，但大腦一直在運轉，身體其實特別累。
她害怕身體出問題，國內的醫生說，她得恢復吃藥。
停藥一個月後，劉霞蔚跟自己妥協，去藥店買了仿製藥。4 月 16 日晚，被勾起傷心事的她，沒忍住，吃了這藥。
吃完後，她反應特別大，連著 3 天，吃了就吐，喝水也吐，全身骨頭痠痛，乏力到連手機都拿不起。
「這兩天就像是撿回來半條命。」 4 月 18 日 22 時，劉霞蔚跟我們說，她不會再有自殘的念頭，「沒有力氣了」。
劉霞蔚跟女兒的生父並未領證。懷孕兩個月時，她主動提出分手，獨自帶大女兒。當病情重時，她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在了，就怕女兒一個人怎麼活。」
生怕自己「真的沒了」的她，在跟女兒視頻時開玩笑，媽媽要是回不去了怎麼辦。她一說， 6 歲的女兒就哭了。
女兒說，媽媽我來找你，把你帶回家。
突破重圍
老闆不在，楊福戩在深圳的工廠自然受到影響。雖然他跟下屬可以視頻開會，但看樣板、下訂單等流程多少受影響。
比起生意上的損失，在迪拜的開銷反而沒那麼讓他在意。他住的酒店，一天房費 500 元人民幣，加上一日三餐，平均一天兩夫妻要花 1000 元人民幣左右。他在迪拜的客戶，特意搬來他隔壁住，兩家人一起做飯，多了一份陪伴。
楊福戩有兩個孩子，哥哥 4 歲，妹妹 3 歲。他深圳家裡，就外婆一位老人照顧，不便出門。
兩夫妻只好在網上下單，把菜送到家門口。由於迪拜和深圳有 4 小時時差，他得早上 6 時起床下單，以保證菜在中午前送到家裡。
楊福戩數次購買回國航班，都被取消。直飛不成，他也想過轉機，俄羅斯、柬埔寨和泰國都考慮過，可這些國家先後都停止經停轉飛。
他疲了，直到得知了另一位群友張娜的路徑：轉機韓國。
「4 月 13 日以後，短期赴韓簽證失效。」4 月 11 日，韓國頒佈的一條政策，讓張娜緊張，她連忙買了當日由迪拜飛往首爾的票。
「死也不要呆在阿聯酋了」的張娜，擔心當地的防控措施升級，以及實施 24 小時宵禁，在韓國，至少她還能出出門、喘口氣。
張娜的行程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4 月 10 日那一晚，張娜暴怒。爭執的導火線是男朋友的話，他說，反正都要考慮結婚了，張娜的那份工作就算了，並建議買 4 月 24 日的票。
張娜說，必須馬上走。
「在迪拜的中國人都特別老實，說不讓出門，死都不出門。」當時，阿聯酋實行宵禁，沒有許可證不許外出，可張娜還是於10 日從迪拜自駕車兩小時去了阿布扎比。
至今，張娜也沒有收到罰單。
「我們到底能不能坐這趟航班？」張娜去阿布扎比機場踩點，在航空公司櫃檯挨個櫃檯詢問，查了一個多小時，得到了確切答覆：可以飛。
張娜當場買票，是當晚 19 時 45 分的航班。張娜在機場遇到一個女生，她說，可以通過黃牛買到從韓國回國的票，這讓本來計劃在韓國隔離 14 天的張娜很是驚喜。
「我男朋友跟我說，這恐怕是騙子，不能轉錢給她。」張娜說，可她當時沒有遲疑，當場轉了 2 萬多元給那女生，通過黃牛，買到了從首爾飛往瀋陽的機票。
在阿聯酋的最後一餐飯，是一家讓張娜念念不忘的中餐店，她點了鐵板牛肉、炒青菜，這讓「吃泡麵都吃到吐血」的張娜很滿足。她明白這是她將來 24 小時的唯一一餐，所以得儘可能多吃。
其實吃的時候，她還是很焦慮，擔心會有變故。
當日下午 15 時，張娜退房，送了酒店前臺很多帶不走的水果、泡麵，當時她怕自己走不成，便跟那個巴基斯坦籍小哥說，這些先給他，如果她沒走成，回來入住的話，還請小哥把水果還回來。
「我在阿聯酋遇到的所有中國人都跟我說，現在走不了的。結果，航司讓我上飛機了。」張娜說。此前，她給阿聯酋移民部等政府部門打過多個電話，得到的答覆都是無能為力，「求助你們國家的大使館」是她聽到最多的答覆。
當登機後，張娜感到氣憤，阿布扎比去首爾的航班上座率很低，一個人可以躺一排。「為什麼有這樣的航次，就不能勻一架給中國人？」
張娜看到阿布扎比飛韓國機艙內部，很空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我一開始打電話給總領館，總領館說那是韓國的撤僑航班，後來航空公司確認，能買到的都是商業航班。」 張娜回憶買票前的溝通。
這一趟回國之旅，張娜花了 3.5 萬元左右：迪拜到首爾機票 5000 多元，通過黃牛買的首爾到瀋陽的機票 2.2 萬元，在瀋陽隔離 14 天的費用 6400 元。
張娜前前後後買了十幾張機票，目前為止退票費扣了不到 1 萬元，國航的航班已經全部退款，但還有一張 3 萬多元外國航空公司的票沒有退成。她和男朋友此次在機票上，合計損失 4 萬元左右。
儘管開銷不小，但張娜依然覺得自己是那麼幸運。在瀋陽機場入境後，聽到工作人員說「歡迎回家」時，她哭了。
在瀋陽機場排隊量體溫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從出發前往阿布扎比機場，到到達瀋陽的隔離酒店，這 21 小時裡，張娜自稱沒有喝過一口水、沒吃過一口食物。到了隔離酒店，她把衣服都脫下、洗澡、洗頭，把所有的東西都噴完酒精，才喝上水。
張娜老闆讓她安心隔離，隔離後再回四川上班，「畢竟老闆現在也招不到人」，她自嘲道。
「我的工廠目前是比較艱難。迪拜客戶暫時沒有要下訂單的，所以我考慮讓工廠暫時停產。」楊福戩說。
他於 4 月 18 日經阿布扎比飛首爾，在韓國轉機回國，阿布扎比飛首爾，票價 7000 多元錢，從首爾飛廈門，票價 2 萬多元。
4 月 19 日 15 時 35 分，夫妻倆由廈門入境，等待接受集中隔離。行李裡，有迪拜產的巧克力、椰棗，那是給兩個孩子的禮物，藏紅花，則是給帶孩子的丈母孃的。
張娜男朋友是外籍，按照「3.28 新政」，不能入境中國，便從首爾去了舊金山，準備賣了當地房子，為回國工作準備。
當這對情侶再次相見時，也許，疫情已告一段落。
（本文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本篇報道在 4 月 19 日上線後，當晚 20 點 43 分，中國駐迪拜總領事館發出緊急通知《關於請在阿聯酋迪拜及北部酋長國處境嚴重困難滯留中國公民填報信息的通知》。
第二天，4 月 20 日 19 時 26 分，中國駐阿聯酋大使館發出通知《關於請在阿聯酋阿布扎比酋長國處境嚴重困難的滯留中國公民填報信息的通知》，對本篇報道涉及的幾種類型人群都作出了周密部署。
第三天，4 月 21 日，根據中國駐迪拜總領館的統一部署，迪拜僑界應急防控物資儲備中心發佈通告，為受疫情影響，臨時滯留在迪拜的特困同胞免費發放一部分防護用品。
撰文：鄭宇鈞、周永金
編輯：於陸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
偶爾治癒
to-cure-sometimes
——
記錄人與疾病、衰老、死亡的
相處方式
偶爾治癒 | 常常幫助 | 總是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