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与西夏，是北宋的两大外患。“澶渊之盟”后，宋辽未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偶有冲突，多用外交方式解决。相较之下，宋夏关系就显得格外紧张。
自景德和议之后，宋夏维持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和平时期。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国号大夏。此后，宋夏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爆发多起战争。
元昊称帝后，于次年正月遣使通知宋朝。宋朝认此与反书无异，群臣以承平日久，天下全盛，争言“小丑即可诛灭”，于是朝廷决议出兵。
宋仁宗命夏竦、范雍二人为西北作战的主帅，一反真宗朝以来对西夏采取的绥靖政策。与此同时，对西夏禁绝贸易，施以经济制裁，并削其赐姓官爵，为全面进攻预作准备。
北宋既已决议征讨西夏，针对西夏用兵一事，大臣们亦分为“主战”与“主守”两派，各自提出了他们的见解与主张。
主守派的言论，在当时的宋廷不受重视
吴育、丁度、王尧臣为主守派的代表。早在元昊称帝的消息甫传至宋朝，大臣中已有“主守反战”的论调出现。
右正言吴育指出“元昊虽名藩臣”，但是他们连一点赋租都不交，连个县都比不上，而且其处在“穷漠之外”，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我们应将其置之度外。
可见，吴育并不将西夏视为宋朝的边臣或藩属。在他看来，对西夏只要顺其自然，严加守御即可。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对于这种反战的言论，在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挞伐声中，是不受重视的。宰相张士逊还因此嘲笑吴育曰：“人言吴正言心风，果然。”
元昊反叛后，北宋朝廷议夺其官爵。丁度认为削夺元昊官爵，对于宋朝而言并无多大益处，“但自损威灵耳”。在朝廷主战气氛浓厚的当下，丁度此言被视为异议，不为宋仁宗采纳。
王尧臣主守的言论颇多，在北宋朝廷主战期间，多被忽视。不过，当宋廷由攻转守后，其意见大多获得采纳，此乃后话。
“三川口之战”后，朝廷的主战方针并未改变，但主守派仍提倡防守
正当宋朝积极准备用兵之际，元昊不待宋朝来攻，已然主动出击延州。
康定元年正月，宋夏爆发了“三川口之战”，结果宋军大败。这也成为宋朝用兵以来的首次败战。
此战之后，宋朝重新安排了相关作战人事。
宰相张士逊因为师久无功，遭到谏官韩琦的攻击，因而上章请求致仕，于是宋仁宗重新起用吕夷简为宰相。
另外，宋仁宗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守泾原)、范仲淹(守鄜延)为副使，尹洙为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
此时，决策中枢与西北主帅虽然有所变动，不过朝廷主战方针大致并未改变。
《清平乐》夏竦剧照
夏竦、范仲淹虽然职责主守，不过宰相吕夷简以及韩琦、尹洙皆是主战派，韩琦、尹洙主战尤力。
然而，此时主守派仍继续向皇帝提倡守御之道。
“三川口之战”结束后，宋仁宗曾向丁度询问御戎之策，丁度于是上奏曰：
“以快一朝之意，非计之得也……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
丁度认为中国对付夷狄，只能智取不宜力敌，这是因为夷狄“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中国在马匹、战技、人员方面，均不如夷狄。这种比较性的论调，早在汉景帝时晁错就已经提出。
此时朝廷新败于西夏，丁度认为不宜大举出兵讨伐，应该暂时修筑堡垒，控制要害，以休养生息。王尧臣亦有类似看法，他主张朝廷应“敕主兵之官，常训练军马，远设探候……量敌奋击，毋得轻出。”
事实上，丁度是主守派的核心之一，他经常反对主战派提出的主张。
如康定元年六月，尹洙上疏论及兵事，提出召募土军、省骑士、增步卒、葺营房等主张。经过丁度等人的讨论后，认为尹洙的主张“未能制胜”，却“足敛怨于天下。”也就是说，主战派尹洙的建议，遭到丁度等人的否决，因此宋仁宗并未采纳此一建议。
《清平乐》韩琦剧照
又如韩琦安抚陕西时，鉴于当地盛产铁矿，建议朝廷铸铁钱以助边用。于是，朝廷便下诏铸造新议的铁钱——“一当十”大钱。
丁度对此事持反对意见，指出“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此外，铸造新钱将会引发人民盗铸之风，政府必然无力禁止。宋仁宗最终接受了丁度的建议。
“好水川之战”后，主守派势力抬头
庆历元年二月，宋军尚未出击，元昊再度主动进攻，一方面约和范仲淹，一方面进攻韩琦所在的泾原，宋夏双方爆发了“好水川之战”。结果，西夏再度获胜，韩琦部将任福战殁。
韩琦因为好水川之败，自行上表请罪，朝廷予以夺一官，改知秦州；范仲淹则因为擅复元昊书，而改知耀州。
王尧臣认为任福不听节度，导致战败，不可专门指责主帅韩琦。同时指出范仲淹、韩琦等人，“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列藩，不宜以小故置散地。”
“好水川之战”后，宋廷主战的态度开始转变，主守派势力抬头。
王尧臣利用出使陕西路的机会，对西北沿边四路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观察，此时便提出了西北的防御之道。
《清平乐》王尧臣剧照
王尧臣指出：虽然宋朝在“四路缘边所守地界”陈兵二十万之众，但是“总其可用者，仅十余万人。”
他总结西夏兵兴以来，宋朝败多胜少的主因，在于交战之时，兵力始终居于劣势。至于为何宋军会在数量上不如西夏，症结就在于“备多力分”，且“诸将拥兵为自全”。他的解决之道乃是“较四路之势，因其地形，益屯兵马，以待其来。”
可见，王尧臣认为“增兵”实是解决西夏之患的首要之务。
不过，若盲目增兵，只会加重北宋朝廷的负担，致使冗兵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王尧臣再次审度当地山川地势，提出了一揽子改善西北边防的计划。
关于鄜延路，此为西夏进犯的必经之路。除非是要围攻此地，西夏才会出动大批部队。如果只是遭遇西夏偏师来犯，本州兵马总共六万，分置六将，足够御捍，不须另外添兵，平日只要勤加训练即可。
关于环庆路，此素为险厄之地，夏人极少由此入寇。此地必须益兵二万于环、庆二州，敌来则合力以战，敌不来则分头以守，便足以抵御西夏来犯。
关于泾原路，此地“去贼巢穴为近”，且山川平易，若劲骑疾驰，则“旦暮可至”。可见，四路之中，此路最急。须益兵二万屯渭州，以备出战；以万人屯泾州，控扼要会。如此，则可以“杜深入之患”。
关于秦凤路，此地距离西夏边界甚远。益兵万人，以扼东西之来路为宜。
综合观之，在王尧臣的计划中，除了鄜延路之外，其他三路总共需要增兵六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兵源来自于何处？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王尧臣认为可从当地乡弓手内，拣本户三丁以上者取一人——“刺手背，团为土兵”。乡弓手制度由来已久，只要处置得宜，亦不至惊扰百姓；待击败西夏后，便会放其归家务农。
除了增加土兵之外，王尧臣指出朝廷亦可以善用当地蕃兵。蕃兵者，乃指从属于宋朝的异族军队。为了争取蕃兵的忠心归顺，王尧臣建议可以给予财货以笼络之，同时加以仇恨之心以激励之。
针对西夏用兵事，王尧臣提出了具体的防御之道。可惜的是，他为了保全用兵失利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忤逆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章得象等人，诸项建议仅“召用蕃兵”获得采用，其他意见多格不行。
从往后局势的发展，足可证明王尧臣识见的得失。
“主守”成为宋廷对西夏的基本政策；王尧臣一语成谶
经过两次重要战役的失败，庆历元年十月，宋仁宗接受了谏官张方平“和戎为利，征戍为害”的意见。此后，主守成为仁宗朝对西夏的基本政策。
如前所述，王尧臣认为西北四路当中，鄜延路的防卫最为完备，泾原路的守备急需加强。果然，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就从镇戎军、原州入寇，宋夏爆发“定川寨之战”。
泾原路主帅王沿遣葛怀敏出战，大败，西夏乘胜大掠平凉、潘原，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范仲淹自将庆州兵攻击西夏，西夏乃去。
“定川寨之战”失败后，面对三次重要战役的失败，宰相吕夷简为此感慨曰：“一战不及一战，吁，可骇也！”
于是，宋仁宗再度思量王尧臣的建言，于是“前所格议，多见施行。”复以韩琦、范仲淹为招讨使，置府泾州，增加屯兵三万人。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王尧臣因为识见准确，获得宋仁宗的赏识，遂重用之。往后王尧臣所提的建议，皆获得施行。
十月，王尧臣前往泾原路视察，他检讨近来葛怀敏战败的原因：定川之败，原因在于战略错误、救援不当、敌情不明以及将帅刚愎自用。对此，王尧臣希望朝廷“敕边臣，自今深鉴前弊，不可更驱士旅以陷败机也。”
之后，王尧臣针对泾原一路五州的战略形势，进行深入探讨，并且上陈“严守城寨，毋轻易出战”的防御之道。
宋、辽、夏三方展开交涉；宋仁宗最后的决定，与众大臣不同
庆历三年，面对连年的用兵，北宋与西夏双方皆有议和之意。不过宋夏双方各有坚持，和议迟迟未成。
庆历四年七月，宋夏关系即将产生转变。是月，辽国突然遣使来到宋朝，告知即将伐夏的消息。同时希望将来辽夏发生战争的时候，宋朝不要接受元昊称臣的请求。
此后，宋辽夏三角交涉于是展开。针对此事，曾经的主守派代表吴育上奏曰：
“契丹被朝廷恩腴，为日已久，不可纳一叛羌，失继世兄弟之欢。”
吴育鉴于宋辽之间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同时担忧因此事激怒辽国，引来辽国入侵，所以主张接受辽国的要求，不允许西夏称臣。
《清平乐》欧阳修剧照
宋仁宗随即将此奏交由群臣商议。丁度、王尧臣、吴育、宋祁、张方平、欧阳修、王拱辰、沉邈等人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得出了结论。
群臣商议之后，自认为“于西人无陡绝之曲，于北鄙无结怨之端，从容得中，不失大义。”而此一意见，和先前吴育提出的意见大致相同——宋朝是否接受西夏称臣，要看契丹的态度而定。
然而，朝廷最后的决定，却与诸位大臣的意见不同。
在这个事件当中，只有谏官右正言余靖持有异论。余靖认为此时西夏已经和朝廷达成和议，朝廷很难拒绝元昊称臣入贡的请求，主张婉词拒绝辽国的要求。
宋仁宗以余靖之言有理，最后接受了他的主张，而其主张果然发挥了效用——西夏为了避免与宋、辽同时进行作战，最后接受了宋朝的册封。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结语
宋朝在“宋辽夏三角交涉”的过程中，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胜利——“元昊亦归过自新，天子为除其罪，卒以为夏国主。”
若从事情结果看来，当初主守派的言论，是否才是宋廷应该采纳的忠言？不过，此推论难免有“马后炮”的嫌疑。
事实既成，宋朝与元昊的战争，最后因为“师久无功”，而“虚弊中国”。对西夏用兵一事，加速暴露了北宋各个方面的弊病，亦促使之后“庆历改革”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