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美國加州高速公路旁，一位年輕的華裔女子，用一把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離去震驚世界，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美國，就有230多家媒體播報這一消息，並向這位華裔女子致以敬意。她的名字，叫做張純如。
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即非娛樂明星，亦非社會名流，何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動，讓所有媒體人脫帽致敬呢？
故事得從1968年3月28日說起，那是張純如出生的日子。身為第二代美國華裔，她降生在一個雙博士後家庭，父親是物理學博士後，母親是生物化學博士後，都曾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成長在這樣一個優秀的家庭，張純如的童年可謂無憂無慮。
《論語》有言：“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也，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如有和諧美好之意，這便是張純如名字的由來。
17歲那一年，張純如考入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數學和計算機雙學位。有著強大理工基因的她，如果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很可能成為一名傑出科學家。
但在大二時，她忽然轉到新聞系，看似出人意料，卻也有跡可循。張純如小時候便酷愛寫作，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絕不是玩文字遊戲，而是通過文字來表達思想和感情。
在讀大學的時候，她有了理想，那就是寫一本很好的書，足以影響這個世界。畢業後，她一連遭受打擊，被好幾家著名媒體拒絕。1991年，她和初戀男友結婚了，同年，寫作生涯終於出現轉機，工作的出版社要她寫一本和錢學森有關的書。經過兩年時間的戰鬥，1994年，《蠶絲》出版，這為她打開了一條小徑，推動她朝更深的地方走去。
當她向父母講起自己第二本書的選題計劃時，母親張盈盈建議女兒說：“現在很少有描寫二戰時，中國境況的英文書籍，你能寫一本，最好不過。”
張純如聽完母親講述的事，心裡不禁產生了懷疑，尤其是對於“南京大屠殺”：“歷史上真的有這樣的事嗎？當時的中國真的那麼慘嗎？”
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些景象，那是被描述成人間地獄的南京城，還有被鮮血染紅的江水和大地。接受了母親的建議之後，她開始關注中國抗戰的素材。
在加州看到南京大屠殺圖片展時，張純如被眼前的一切震驚了。“的確有這樣一段歷史，但為什麼還有人會否認它？為什麼所有英文書籍裡面，對這樣殘忍的事隻字未提？”張純如感到一陣心悸。
1995年，張純如決定要寫出歷史真相。下定決心後，她便四處尋找資料，但她再一次驚訝地發現，世界範圍之內，竟無一本專著，提到人類歷史上這段駭人往事，相關資料如同散沙，幾近淹沒。最後，她一頭扎進圖書館中，才找到了一本《魏特林日記》。
1937年，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期間，美國傳教士魏特林目睹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以人道主義的勇氣和堅持，在學校內庇護了上萬名婦女和兒童，使她們免受凌辱殘殺，並在自己的日記中，揭露了日軍禽獸行徑。1940年回國後，心靈仍被折磨，由於無法擺脫南京大屠殺帶來的陰影，最終自殺身亡。
明尼·魏特林
看完《魏特林日記》後，那些文字帶來的悲痛，萬箭穿心一般引起她的共鳴。歷史中那些慘死的生命，那些飽受折磨的受難者，以及被抹殺和遺忘的真相，都讓她感到了極度痛苦。就像她在採訪中所說的那樣：
“如果我出生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那個時間，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屍體了，一具無名的屍體，在半世紀之後，沒有人會關注，犯罪者甚至會說，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尤其讓我感到恐懼。”
1995年盛夏，張純如來到了南京。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開始探尋那段帶血的歷史。小時候，她以為長輩口中的故事，血染江水的殘酷圖景，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誇張講述。
但抵達這座城市之後，走進幽深的巷子，拜訪倖存者，聽完激動的老人滔滔不絕的講述，深重的苦難變得輪廓清晰，張純如感到切膚之痛。
江蘇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問張純如：“你為什麼想寫這本書？”
張純如說：“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件事全世界家喻戶曉，但是在美國，在西方，南京大屠殺的事實無人知曉，我作為一箇中國人的後裔，寫出它是我的責任。”
張純如整理了大量史實資料，其中包括東京審判的記錄稿，以及許多幸存者的口錄。其中最大的收穫，便是《拉貝日記》。如今這本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各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檔案館裡，成為歷史鐵證。
而早在二戰時，拉貝遭到納粹政府迫害，不得不對日軍暴行保持沉默，如果不是張純如的努力，這些資料極有可能淹沒在歷史中。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殺》進入寫作階段，張純如彷彿開了一個洞穴，順著那裡鑽進了1937年的南京，在漆黑、幽暗、血腥的歷史中摸爬，血染的江河，分裂的屍體，恐怖的哀嚎，讓她噩夢連連，體重驟降，寫作中的痛苦把整個人撕裂。
但面對人類歷史上駭人的暴行，她給自己的母親寫信說：
“我現在所承受的這些，與大屠殺中的那些遇難者的遭遇，完全無法比擬。作為一名作家，我要將遇難者從遺忘中拯救出來，替那些喑啞無言者呼號。”
1997年12月，《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正式在全北美推出銷售。張純如十分忐忑，怕它被忽視，結果一個月不到，《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這本書一下子攀升到第15名，她成為首個如此年輕就登榜的華裔作家。
此後，《南京大屠殺》瘋狂加印，張純如四處籤售，不斷演講。《南京大屠殺》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10周之久。
眾多學者給予它最高評價：“晚到的正義不一定意味著，正義不被承認，對大屠殺的遺忘，等於第二次殺戮。”
每一次參加社會活動，她都敦促日本政府反省歷史，汲取教訓，向受害國道歉。嚴肅的文字與激情的演講，為張純如帶來了巨大名聲，同樣也引來了攻擊。張純如收到許多威脅，有次接到一封古怪的信，裡面居然夾了兩顆子彈。
與此同時，無數的戰爭受難者，寫來信件向她傾訴痛苦。緬甸、新加坡、菲律賓、韓國，遭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倖存老人，都希望張純如能揭開更多歷史。
面對如此海量的信件，張純如只能超負荷工作，這些倖存者受損的靈魂，每天都折磨著她的心。
1999年，寫完第三本書後，張純如又開始構想第四本書。這一次她面對的素材同樣殘酷，是關於二戰當中，美國戰俘，在菲律賓遭受日軍虐待的故事。
1942年4月9日，菲律賓巴丹半島，因補給不足，美菲聯軍被迫投降，當時投降人數大約78000人，在去往戰俘營路上，無食無水，受盡了日軍慘絕人寰的虐殺，最後只剩下30000人到達目的地，這就是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
在採訪倖存老兵的過程中，張純如再次深入歷史黑暗的腹地，去面對人類殘忍恐怖的暴行。濃黑、深暗、毫無人性的事實，一次次將她逼向崩潰邊緣，終於，她的精神撐不住了。
最終，這本書沒能寫完。張純如的人生，在2004年，畫上了一個突然的句號。
其實在這之前，張純如的精神就越來越差。在密集參加演講時，曾經精力旺盛、風風火火的女孩，已經變得心事重重、悶悶不樂。
她患上了非常嚴重的自閉症，隨後換了三位精神科醫生，病情卻絲毫未見好轉。她的情緒十分不穩定，臉色鐵青，時而躁怒時而恍惚，甚至拒絕見自己父母。
母親看她精神越來越差，就勸她別再接觸殘酷題材，但面對手上的素材，她說：
“我不能背棄那些老兵，不能讓他們被遺忘！”
父母尊重了她的選擇，但怎麼也預料不到，女兒會選擇自殺。
2004年11月9日，在加州的公路上，用一把買來的古董槍，張純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36歲。
在給父母、愛人的遺書中她寫道：
“當你相信還有未來時，你想到的是一天覆一天，一代復一代。而當你不再相信時，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鐘來計算。我想過逃離，但我無法掙脫我自己，和我腦海中的那些念頭，我之所以選擇這樣做，是因為我太軟弱，無法承受未來的痛苦，和那些煩惱的歲月。”
斯人已去，好在我們沒有遺忘。2005年8月15日，張純如的一尊青銅雕像，永久安放於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外。
張純如曾寫過：
“文字到底是什麼呢？不過是試圖留住流水一樣，轉瞬即逝的生命瞬間，哪怕只有一刻也好。”
她用短短36年的生命光華，留住的不但是自己的瞬間，也留住了受害者、倖存者的瞬間，而正是這樣一個個瞬間，構成了人類不該遺忘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