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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当一个军人就意味着流血牺牲会比其他行业大得多，而代表军人荣誉的就是军衔。因为军衔代表军人级别，它将军人的荣誉称号、待遇水平和职务等因素融为一体，兼有增强军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诸军兵种之间指挥、管理和保障的协同，及便于进行国际交往的作用。
另一方面，军衔制可以明确军中指挥关系、责任和相互关系，所以军衔非常重要，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由于法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衔制度，“军人的衔级开始成为一种权利，大大优于家庭出身，受人重视的是劳绩战功，而不是祖宗门第，这使得法军所向披靡，“路易十四一在边境出现，边境城市便纷纷落入法国手中。”
正因为军衔非常重要，所以各个国家对什么样的人授什么样的军衔都非常慎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了评定军衔的工作，因为军衔代表了地位和贡献，由于当时的部队出来的将领太多，所以军衔评定机构有一个原则上的规定：凡已经分配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军衔。
当时有一部分将领被分配到石油工业部工作，周文龙和李聚奎就是其中两位，不过周文龙一直没有评定军衔，而李聚奎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文龙于1909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其父既会耕种又会烧石灰，渐渐买下几亩薄田，于是周家这个最小的儿子周文龙也得以从浏阳文萃高小读到长沙大麓中学。在学习期间，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活动中，1929年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
当时红军队伍的官兵文化层次很低，周文龙一下子成为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而且他有当过农民协会秘书的经历，所以一参军就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5师任书记官，书记官是指主管记录的工作人员，在这一岗位上，周文龙很快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不久就被调任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营长和纵队司令部科长等职。
周文龙参军后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参加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役战斗，表现勇猛顽强，曾经三次负伤，他亲眼目睹了中央苏区的繁荣与陷落，对左倾路线深恶痛绝。
1935年5月，周文龙随部队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然后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1935年10月12日到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后，周文龙又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系统地进行了军事政治学习，同年12月毕业。毕业后，周文龙急迫地要求返回部队，但是，军委一纸命令留校，因为当时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优先考虑留校，周文龙被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尽管周文龙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一切听从党指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党性原则，使周文龙坚决地服从了军委的命令，从此，周文龙将军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了后勤领导的工作岗位。1942年7月，周文龙任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1945年9月，周文龙将军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保障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此时，三大战役逐步拉开序幕。12月，周文龙将军受命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四野南下，装备18兵团、19兵团进军大西北。1949年除夕聚餐会上，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对周文龙将军说：
“你的黄色炸药真送得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
主席举杯到后勤部长桌前说：
“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啊！”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一起搬到中南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隔壁办公。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抗美援朝胜利后，周文龙将军受命组织庞大的营房建造任务。经勘察规划，总面积307万平方米、造价2.3亿元营建任务分3年逐步完成。其间，为建好一个子弟学校，周文龙将军四处奔走，以280匹市布的价格买下京西海淀乐家花园，创建了知名的“八一学校”。如今，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已有不少走上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
1955年，在评定军衔工作即将结束之前，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总理向彭德怀提出，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1955年6月，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
“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
随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周文龙虽然感到遗憾，但毅然服从安排，就任新中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杨尚昆说：
周文龙同志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最高风亮节的例子就是在已评军衔，即将授衔的前夕，坚决按照组织安排，二话不说转业到地方，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实在是非常遗憾；虽然我也没有授衔，但是，我很早就到中央工作了，遗憾少一些，不像他授衔就在眼前了。
李聚奎，原名李新喜，于1904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南安化县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任红5军的一名班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排长、中队长，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和朱老总、刘伯承等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
1936年，李聚奎参加了惨烈的西路军作战，1937年1月，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骄横凶悍的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李聚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就像压了座大山，透不过气。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东山再起。
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累了就地一滚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口向百姓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主席时，他欲哭无泪，主席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任命为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为经营东北，李聚奎和一大批军政干部远赴东北。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从此他和后勤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也因为李聚奎对后勤工作非常在行，所以在1955年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时，他被周恩来任命为部长。所以在1955年没有参加授衔，而李聚奎原来要评上将的。当时有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即将授衔的1955年7月，周文龙带着未能授衔的遗憾，与李聚奎一起脱去军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建设石油工业这个新的岗位，李聚奎成为中国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从此，他们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所以当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5年6月25日逝世，享年91岁。
而周文龙也想回到部队工作，1978年11月，69岁的周文龙经中央军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增补为总后党委委员，这个年龄，这样的职务，在我军历史上很不寻常，1982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周文龙按大军区正职离职休养，所在1988年时没有参加授衔，如果要授的话肯定是上将军衔。2003年12月8日，周文龙因病逝世，享年95岁。
李聚奎和周文龙都是后勤战线的前辈，笔者曾在国防大学后勤学院工作过一年，曾经听学院的老人谈起过李聚奎上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至今令老人们说起来感慨万分，他们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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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择是作者的笔名，他原为华东某野战部队军官，装备工程学本科毕业，作战指挥学研究生毕业，曾在野战部队师级、军级单位工作，后调入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军事历史和军事哲学颇有研究，公众号亦是“天择杂谈”，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