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教育負有很大責任
文/虹野
當前，“撕裂”成為社會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父子之間、夫妻之間、朋友之間、師生之間……都會因為對某些事件的不同認知而“撕裂”，或父子反目、夫妻紅臉、朋友割袍、師生舉報……
很多人認為是不同信息來源決定了看事件真相的視角，很多人認為多交流溝通會使得真相呈現和好如初，但事實證明，同樣信息來源之下，處理信息的方式決定了最後的觀點。當前的各種撕裂都是在同一信息源之下的結果，對外部信息處理的認知能力才是“割裂”最關鍵的因素。
以撕裂比較嚴重的幾起事件為例，比如方方、許可馨現象，撕裂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喊打喊殺讓人戰戰慄慄。為何同樣的信息來源，經過不同的人的處理之後會產生如此巨大差異的結果？唯一的解釋則是個人對信息加工之後得到了不同的推斷。
對信息不同的加工方式決定了推斷的結果
這個對社會情境處理加工的過程，就是個人對社會的認識過程，在多元智能理論中被稱為人際認知智能。人際認知智能的形成除了模仿父母、鄰居、老師對社會信息的處理方式之外，還來自於認知知識。當我們對來自外部的一些情景進行認知的時候，會產生很多情緒，快樂、憤怒、生氣、妄想等，每個人都會用一定的方式去分析某個情景，判斷某種情況對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產生的影響。
如果一個人有一定的人際認知能力，能夠準確地分類，能夠進行細微的辨別，能夠區分不同的情境，那麼他就會獲得恰當的評估社會信息的能力。進而採取一定的行動使得個體自我或者社會自我獲益。如果不幸的話，有的人辨別能力及其粗糙、分類很不恰當、推斷也不正確，那麼他就會對一些情境進行錯誤的解讀。
認知知識缺失，帶來對個人和社會危害極大的推斷
當前社會觀點“撕裂”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沒有從教育中獲得“人際智能的知識”，甚至連基本的社會分類都不是非常恰當。比如說，很多人會把社會中的人分為“敵人”和“朋友”兩大類，這種分類不管是個人的人際圈，還是國家外交，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身邊太多的“陌生人”沒有在分類之中。他們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但是很多人按照“朋友”、“敵人”的二分法，就把絕大多數陌生人歸入到了“敵人”這一類，在這種情況下，做出的推斷往往會給自己、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而這些簡單的分類法，本應該是教育中最為基礎的內容，但現實社會中卻相當多的人無法正確使用分類。更不用說在一些條件的基礎上進行的不正當的推斷，，自由心證氾濫成災，大字報、扣帽子現象抬頭，而這都是教育中邏輯學缺失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們不能說撕裂雙方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們只是根據相同信息源進行了不同的處理，甚至我們也不能說一方是對的另一方一定是錯的，應該說絕大多數的還是屬於中間，極端正確、極端錯誤都是罕見的。但是我們簡單的不恰當的二分法，卻讓幾乎所有的情境的判斷都變成了“極端化”。
甚至疫情期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歧視鏈，這事實上也是一種認知知識缺失的一種情況。我們知道武漢飽受新冠病毒荼毒，但是各地語言上支持而行為上卻對武漢甚至湖北人封堵攔截，把預防新冠病毒變成了預防武漢人，稍微有些人際知識都不會如此極端化處理，可以採用更加人情化的方式。
如果說昔日教育不發達時期，很多人沒有機會得到更多的認知知識，人際智能不是非常成熟，倒是情有可原。如今基本上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如果在新的大學生中還如此廣泛地存在著人際智能知識缺失現象，以至於網上因為認知不恰當導致極端言論氾濫，確實是不應該的。可以說現代教育對社會認知知識缺失難辭其綹，這個鍋恐怕只有教育來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