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嘉慶朝的器物造型比乾隆朝非但沒增多，反而還減少了。由於乾隆皇帝退位後做了太上皇，仍舊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官窯的器型基本沒變，加上國家實力不如前朝，故而以碗、盤、罐、盒等為主的日用器物為多，而以天球瓶、玉壺春瓶、節盒、觚、賞瓶等為主的陳設器物生產數量下降。民窯也是這種情況，陳設器物生產較少，日用器物較多，較常見的是方形印盒、攢盤(由五個、七個或九個小盆組成)、高足盤、隔盤等碗盤類器物。此時期雖創新較少，但也有一些新器型，包括燈籠瓶、帽瓶、六方扁瓶、八方花盆，線條簡單生硬，繪畫面積較大。
民窯器物造型與前朝比較，最明顯的變化是器物的底部變大，胎體加厚。就拿琢器來說，康、雍、乾時期的琢器各部分是分開製作的，也就是說口部、腹部、底部分別製作，然後再把各部分黏合在一起。這樣製作出來的器物，底部非常小、底徑比腹徑小了三分之ー。嘉慶朝開始，民窯不再使用這種製作方法，特別是大口的罐壇為一次性拉坯成型，因此底部變大，底徑與腹徑基本一致，近乎圓柱形。這種製作方法簡單，降低了生產成本。
嘉慶時期修胎遠不如前朝那樣精細，器物底足粗壯，胎壁厚薄不均，胎底有明顯的旋紋。為了降低成本，一些民窯日用器物在燒製時，不用瓷餅，直接放在粗砂上燒製，瓷器上就重現了明末瓷器圈足粘砂現象。
官窯青花瓷胎體潔白，但不夠緻密，民窯瓷略粗，後期的瓷器質量更差一些。釉面細膩潤滑，白中閃青，但此時期的釉汁比前朝更為稀薄，器物足根呈尖狀。大器、粗器釉面有“蕎麥地”以及“波浪釉”現象。
另外，在嘉慶、道光時期，還常見一種豆青釉堆粉青花。這種瓷器的製作是先在胎骨上按花紋圖案的大致形狀施一層白粉，再在白粉上繪製紋飾，然後施以豆青釉入窯燒製。青花下面的白粉能很好地襯托青花，使青花色料與豆青釉的色調產生明顯對比，同時因為堆粉，使得青花的花紋凸起，花紋富於立體感。這種堆粉青花早在康熙時期就已出現，雍正、乾隆時期也有燒製，嘉慶、道光時流行起來燒製得更為成功。嘉慶時的堆粉青花施粉比較厚，粉比較白，視覺效果更突出。
嘉慶青花瓷器使用的青料是國產浙料，呈色偏深藍，與乾隆晚期常見青花近似，色濃重而略有暈散。也有淺淡閃灰或稍微鮮亮的，呈色比較穩定，少有暈散，另外還有少量的淡描青花及漿胎青花。嘉慶後期有的青花瓷器的青花色調變得偏黑髮暗，出現渾藍，呈色飄浮。
除了傳統的白地青花外，嘉慶時期也有一些其他顏色的品種，如青花紅彩描金、青花描金、青花礬紅彩、青花胭脂紫、青花釉裡紅、黃地青花等，但還是遠遠不及乾隆朝的品種豐富。
嘉慶時期青花紋飾繼承了乾隆時期的特點。此時期紋飾有兩種基本畫法:一種是單線平塗;另一種是單線平塗後點染，用淡筆進行平塗，用濃筆點染。後一種方法是從仿明宣德青花中發展而來的，與雍、乾點染方法很相似，但變得僵化機械，缺少雍、乾時期的趣味。
嘉慶青花善用白描，紋飾工整細緻，構圖繁密絢麗，青色淡雅，頗具特色。實際上，白描裝飾手法比單線平塗、雙勾填色的傳統青花裝飾手法更為不易，要求更高，如果不是熟練畫匠，很難駕馭。嘉慶時期出產了很多青花白描作品，說明當時景德鎮青花畫匠人員過剩，競爭非常激烈。青花白描能夠節約大量青料。據相關專家研究可知，繪飾一個同樣大小的瓷器畫面，採用白描方法比單線平塗法至少節約三分之二的青料。在當時國際陶瓷市場不景氣，國內市場蕭條的背景下，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吸引消費者，青花白描瓷器増多屬於必然現象。
當時非常流行一種以勾蓮紋為錦底，在器物的中心位置繪寫雙勾填色“喜”字的紋飾，此種裝飾常被繪製在瓶罐瓷器上，直到民國還很流行，甚至今天一些地方仍在生產。纏枝蓮盤被大量生產，成為民間日用瓷盤的主流，逐漸替代了乾隆時期流行的靈芝盤。此時期青料提煉不精，紋飾中常出現鐵鏽斑。工匠描畫隨意，不夠精緻，花葉有些變形，遠看還可以，細看無生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還是因為市場蕭條的原因，精品成本高，粗器成本低，生產精品不賺錢，生產粗器才賺錢，因此民窯經營者大量生產粗器。
嘉慶時期，紀年款的格式、種類比前期整齊、簡潔，後代的仿製品不多見。嘉慶初年至嘉慶四年期間仍舊使用乾隆時的紅彩寫款，有些瓷器仍舊寫乾隆朝的款識，直至乾隆皇帝駕崩。
早期官窯比較常見的是青花“大清嘉慶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嘉慶年制”四字圖章款也偶爾可見。嘉慶晚期的款識主要為楷書款，四字和六字的皆有。嘉慶時紀年款楷篆並用，但總的來說，還是篆書款多一些。字體工整，結構謹嚴，多用青花書寫。此時有一種款識前朝沒出現過，是用篆書寫的，外面帶方框。因其篆書工整，框線整齊，就好像是圖章印鑑，因此被稱為“印章款”。
民窯器物有款識的不多，有少量的“大清嘉慶年制“六字篆書款和“嘉慶年制”四字楷書款。民窯款識中的篆書款字跡潦草，還常常缺筆少畫，有的甚至很不容易辨識。此時期圖記款也很常見，在器物的底部常畫“蝠”的圖案。另外還有一些吉祥款、讚頌款、齋堂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