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只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曾國藩在詩中說這裡“世事痴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日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揹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確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迴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雞變鳳凰，成了方圓幾十裡的第一大戶。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缺點。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裡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還是經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恆”、“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雖然資質並不特別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圈裡總算出類拔萃，並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已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陳源兗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衝動的一面。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偽。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誇誇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態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在曾國藩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讚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讚歎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而且聊著聊著，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誇誇其談起來。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席間，面諛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態，如同喝湯時不小心會出聲一樣，幾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對於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於“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適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偽”也就隨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脫胎換骨”的不斷修練
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箇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面對滾滾紅塵內心堅定。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標只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毅然立志。正是在三十年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志。
“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標。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中國儒、釋、道三家，對生命目標的設計都是極其超絕完美的。道家以為，人通過修煉，可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逍遙無恃，長生久視，與天地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
佛教則以為人皆有佛性，通過自修，都可以達到不生不滅斷盡慾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聖人理想，其完美與超絕不下於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經典說，所謂“聖人”，就是達到了完美境界的人。聖人通過自己的勤學苦修體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宜，對內可以問心無愧、不逾規矩，對外可以經邦治國，造福於民。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超自然的誇張固然過於虛幻，不過，除去這些飄渺的因素，儒家的“聖人”理論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著符合人類基本心理經驗的合理內核。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成四個層次。第一層是食色性也，第二層次是安全的生存環境，第三層次是人際交往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功名榮耀、出人頭地。最後一個層次是自我實現。所謂自我實現，就是將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燒到最充分，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儒學的聖人理想，基本上可以類比為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確實，儒家的“聖人狀態”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後的“高峰體驗”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慾望纏繞，意志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慾望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儒家說，一個人修煉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只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志。立志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因此，“立志”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
有了志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個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廣闊，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志向，也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早起讀完《易經》，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費了這麼多時間進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一次在看別人下棋時，他內心進行著激烈的“天人交戰”。一方面是想放縱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卻是不斷想起自己對自己許下的種種諾言。終於，一盤觀戰未了，他戰勝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讀兌卦”。曾國藩在日記曾經深入分析過自己為什麼如此熱衷於交遊往來。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因為想建立“為人周到”、“好交好為”的名聲，也就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另一個，則是因為自己性好熱鬧，在家裡坐不住。分析之後，他下決心縮小社交圈子，改變在朋友中的形象，以節約社交時間用於學習和自修。曾國藩修身之始，另一個著力點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氣。曾國藩既然以“聖人”自期，也不自覺地以聖人標準要求朋友，經常說話過於直接，不留餘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與朋友發生衝突。這個缺點，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記：“岱雲……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兇隙，不可不慎。”陳岱雲的這番話，顯然是針對他與鄭小珊打架一事而發。鄭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鄉，同為京官，年長曾國藩近十歲。他精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與此與曾國藩往來十分密切，因為一件小事，鄭小珊對曾國藩口出“慢言”。曾國藩與這樣一個同鄉而兼前輩口角起來，破口大罵，並且用語極髒，這無論如何都有應反省之處。有一次他到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當天晚上他這樣批評自己：“比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做子矣。日日耽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日記中關於這樣的反省實在筆筆皆是。
“萬丈高樓平地起”的耐心和韌性
曾國藩認為，磨練自己要有如雞孵蛋般的耐心和韌性。他的一生，就是不斷自我攻伐、自我砥礪的一生。曾國藩以“求闕”命名自己的書房，從青年到老年，曾國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責中，不斷尋求、針砭自己的缺點。比如對無恆這一缺點，他就終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日記中曾寫道：餘病根在無恆，今日立條，明日仍散慢，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歲的他寫信給弟弟說：我平生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鑑戒。他從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之中。讓我們讀幾段他晚年的日記吧：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極。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二更四點睡。日內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郁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這就叫做“幾十年如一日”。在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磨練中，曾國藩的氣質性格漸漸發生著變化。他做事越來越有恆心有毅力，即使後來軍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時間，仍然堅持讀書寫作。他接人待物越來越寬厚、周到、真誠，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質越來越純粹，站得越來越高，看得越來越遠。經過無數次反覆較量，到四十六歲後，他終於對自己的恆心比較滿意了，他總結說：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梁啟超在盛讚曾國藩的“有恆”時說：曾文正在軍中，每日必讀書數頁，填日記數條，習字一篇，圍棋一局，……終身以為常。自流俗人觀之，豈不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制之有節，行之有恆，實為人生第一大事，善覘人者，每於此覘道力焉。普通人過了中年，性格已經固定，記憶力、學習能力下降，進取之心就逐漸懈弛，認為老狗學不會新把戲。而曾國藩卻終身處於學習、進步之中。他給弟弟寫信說：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餘自壬子（四十三歲）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尚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
只有“活到老，學到老”，滋滋不斷學習的一生，才是不斷脫胎換骨、變化氣質、增長本領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