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人才，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可用，并没有此时不能用而彼时能大用之说。唯一能说得通的是，太祖行事，杀伐决断，雷厉风行，而方孝孺是实实在在的儒家子弟，讲究以仁治天下，是一位比较死板的真书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还不知变通，与太祖的理念不同，这样的人虽有才，但在国初天下方定之际，却是不合适的。
方孝孺号逊志，从此名号中亦能窥得一二。何为逊？退避、退让也，大有远离志向，不再追求功名之意。那么这位不想考科举的书生，果然致仕无望了吗？
十年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再次被举荐，此番太祖虽也没让他当官，却给了份差事——汉中教授，给众生员授课，倒也是人尽其才了。
及至建文元年，许是建文帝受其父朱标影响，调方孝孺作翰林侍讲，次年，又擢为侍讲学士。凡有要事，建文帝必寻方孝孺商量。方孝孺这才真正走到了权力中心，踏上了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方孝孺对建文帝是心存感激的。何谓知遇之恩，建文帝给予方孝孺的便是。后来，方孝孺“杀身以成仁”，算是对建文帝涌泉相报了。
靖难之役中，方孝孺发挥了巨大作用，建文帝对方孝孺几乎言听计从。不过，抵御朱棣叛乱的这一年，足以证明太祖的眼光是毒辣的，他没看错人。方孝孺有才，但只是文才，而少谋略，不妨来举个例子。
建文三年五月，叔侄间正展开拉锯战，方孝孺看到朱棣二子性格迥然不同，世子朱高炽性仁厚，而朱高煦则多谋，便想了一计谋，对建文帝道：“燕贼朱棣有二子，朱高煦狡黠多谋而受到朱棣宠爱，朱高炽世子之位岌岌可危，不妨施以离间计，教他们内部混乱。”
建文帝觉得可行，遂起草书信，差锦衣卫千户张安携书前往燕世子朱高炽府邸，意图使燕军内乱，从而反击朱棣。
那么此计好还是不好呢？不好，十分的不好。
但凡有些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朱棣的夺位行为何其危险也，那是造反啊，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事，是时起兵没几个月，大伙儿的脑袋还别在裤腰带上，连性命都难保，世子之位重要吗？
方孝孺显然是史书看多了，将太平盛世时宫里争权夺位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战时。朱高炽收到那封信，连拆都不曾拆开，便将张安及书信一并交给了朱棣，方孝孺之计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