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在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學術思想史的時候，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無疑會被置於最前沿的位置，能與他比肩而立的恐怕只有愛因斯坦、玻爾、史懷哲、羅素、維特根斯坦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被學術界普遍公認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而他的鉅著《歷史研究》更被譽為是“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因比在我國風行已久，一段時間裡，很多學者言必稱湯因比，而這個最典型的當代學者自然也引發了我的濃厚興趣……
為歷史學而生的人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於英國倫敦的歷史學世家，其父哈里‧湯因是一位醫生，母親莎拉‧馬歇爾是英國第一代女大學生，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伯父阿諾德·湯因比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經濟發展史，但不幸的是此君英年早逝，僅僅活了31歲。在伯父去世6年後，湯因比出生，為了紀念伯父，父親給小湯因比起了同伯父一樣的名字。在學術界為了區分兩者，人們通常都稱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在湯因比看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好奇心刺激著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歷史，而這種好奇心湯因比似乎與生俱來。濃郁的家庭氛圍使得湯因比從小就酷愛史學，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種歷史事件都充滿濃厚的興趣。13歲時，湯因比考入英國最著名的公立學校聖瑪麗學院。在校期間，他接受了嚴格的古典語文教育，能夠流暢地運用希臘文和拉丁文進行詩歌創作。1907年，年僅18歲的湯因比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學院，專攻古代史，這也為其日後對古代文明進行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牛津大學畢業後，22歲的湯因比意氣風發，隨即加入雅典考古學院，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工作。這一時期，湯因比浸淫在古希臘一部部的史籍中，流連於一座座古文明的廢墟中，對古希臘文明的衰落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回國後，湯因比被聘為母校的上古史教師及研究員，研究並教授古希臘和古羅馬歷史……
痢疾改變了人類學術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面對著四處戰火紛飛，無數生靈塗炭，湯因比陷入了深沉的痛苦和思索中，他一個人苦苦地為人類文明尋找著出路……
1915年，26歲的湯因比本該參軍入伍，但因其痢疾未愈，得以免除兵役。“大西洋東岸的一隻蝴蝶鼓動翅膀，就會在西岸掀起一陣颶風。”正是偶然的一次急病，改變了湯因比命運，更改變了二十世紀人類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如果其時他未曾染病，而是像同齡人那樣走向戰場，那他很可能非死即傷。他有時總在思量，那些二十五六歲時就戰死沙場的年輕人會取得什麼成就嗎？湯因比的伯父阿諾德·湯因三十五歲的時候死於腦膜炎，雖然以伯父的名字命名，但湯因比從來沒有見過這位伯父。他經常對朋友說：“如果自己也像伯父那樣三十五歲就去世了，那麼就會死得悄無聲息、毫無成就。一個人取得成就既歸功於他的才能和優點，也得益於機遇。”年輕的時候，湯因比總感覺自己會像伯父那樣短命，但沒想到會那麼長壽。隨著年齡的增長，湯因比看到身邊的同齡人越來越多地撒手西去，他在扼腕嘆息的同時，痛苦地認識到早逝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來講是多麼的殘忍和野蠻。
在一戰時，就有士兵們告訴湯因比，當他們面對面地用刺刀去殺死敵人時，他們感覺異常恐怖。但當他們在較遠的距離擊斃敵人或炮轟敵人時，恐怖感立即消失的無影無蹤。湯因比還觀察到，在二戰中，英法士兵把德國士兵叫做“丘八”，因為“丘八”們不是人，這樣，他們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向“丘八”們開槍射擊了。但如果把德國士兵看作是一個有名有姓的青年人，他的口袋裡還揣著家書和情書，那扣動扳機的時候就困難得多。
雖然沒有走上戰場，但湯因比還是被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徵調，從事戰時情報工作長達5年之久。一戰結束後，湯因比以英國代表團中東地區專家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參加外事談判工作。會議結束，湯因比受聘成為倫敦大學現代希臘研究講座教授。
1921年至1922年，希土戰爭爆發，湯因比受聘《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報道此次戰爭，並對希臘、土耳其的多個地區進行考察。湯因比還將這段經歷寫成《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一書於1922年發表。1925年，湯因比接受倫敦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之聘，並擔任倫敦皇家國際事物學會研究部主任，負責雜誌《國際事務綜覽》編輯工作。而《歷史研究》一書也是在這時期悄悄醞釀……
“保加利亞農夫的帽子”
說來你可能不信，二十世紀社科領域最偉大的著作其靈感居然來自於一頂“保加利亞農夫的帽子”，但這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1922年的一天，湯因比看見保加利亞的一位農夫戴了一頂狐皮便帽，像極了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筆下薛西斯軍隊戴的帽子，讓他不由得的驚歎，時光雖然流逝了兩千多年，但古文明所殘留的痕跡依稀可見，這不由得讓湯因比浮想聯翩……
湯因比對學術界最大的貢獻就是對人類文明進行了嶄新“梳理”，他提出以往歷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根據國別研究歷史的做法，這極大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視野。但以歐洲為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地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比國家更大的範圍內加以研究，這種更大的範圍就是文明。湯因比以此為出發點，深入研究包括古代中國、埃及、希臘、阿拉伯、西方、拜占庭等21種成熟的文明，並將這些研究成果彙集成皇皇12巨冊的《歷史研究》一書，為人類尋找曾經的足跡開闢出新的路徑……
在書中，湯因比提出，文明可以同時包括若干個同類型國家，而其自身又是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的總和，而文化又是貫穿文明社會的主幹。同時，文明又是一個“有機體”，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都要經歷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而且每個文明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她們之間是有“親屬關係”的，是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的。挑戰和應戰是文明興衰的根本原因，成熟的文明無不是化解無數挑戰成長起來的。而反過來講，如果一個文明在應對挑戰時不得要領，屢失良機，那麼這個文明就會走向衰敗和消亡。
湯因比認為國家主義、窮兵黷武以及獨裁政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災禍。湯因比似乎把人類的希望寄託在維護人們和平相處的“世界政府”和“世界宗教”上，他認為這兩樣東西，必將在人類的覺悟中誕生。
為歷史把脈
在湯因比看來，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事實，歷史著作更不應該是對這些事實的簡單陳述。歷史學家必須通過自己的判斷，對歷史不斷地進行分類，判斷什麼是真實的、有意義的。
而湯因比對歷史的判斷是這樣的：人類只有區區6000年的文明史，這占人類歷史的長度不到2%，因此，無論從宏觀角度和哲學層面來講，所有文明其實都同處於同一個時代。而從價值取向判斷，雖然所有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人類的理想標準相比，又相去甚遠。所以這些文明在哲學意義上來講，又似乎是等量齊觀的。
湯因比猶如站在峰巔上的巨人，對遙遠的歷史高瞻遠矚。他總是把諸多歷史問題上升到哲學高度來反覆剖析，並且給出與眾不同的答案，因此，他也被視為西方“思辨歷史哲學”的領袖。
當代西方史學研究有兩大趨勢：一是從傳統的敘述型歷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歷史；二是非西方地區的歷史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正引領了這兩個趨勢。
湯因比是個人文主義歷史學家，他對對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充滿關切。湯因比在深入研究過去五百年曆史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在這一時期，人類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條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在精神和政治層面發展上卻嚴重滯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居然擁有了能輕而易舉地消滅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其實整個人類已經走到了懸崖邊上，若不及時調整方向，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那肯定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湯因比對人類的看法也不完全悲觀，他還是相信，人類在一定的範圍內擁有自由選擇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幫助人類超越現實達成和諧關係。他認為實現政治和精神上的統一應該成為下一階段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他還為此開出了藥方，即達成此目標必須以各種族、各民族平等為前提，以自願、自主的方式實現。而在此過程中，西方將把主導權轉交給新興國家。
湯因比為歷史把脈的“工程”無比浩大，僅以《歷史研究》為例，他從1919年開始醞釀，1912年從“保加利亞農夫的帽子”上獲得巨大靈感，而正式開始寫作則到了1927年他38歲的時候。而直到1934年，湯因比才正式發表《歷史研究》中三篇關於“文明的起源”的內容。在這之後，還有個小插曲，即1936年，湯因比在德國首都柏林被當時的德國總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授予 “帝國總理勳章”，不過其時間希特勒尚未發動二戰。看來法西斯頭子也對湯因比的才華激賞有加。《歷史研究》一書的寫作並沒有因為二戰而終止。1939年，湯因比繼續發表《歷史研究》中的三篇“文明的成長”、“文明的衰落”及“文明的解體”的內容……而湯因比全部完成《歷史研究》一書的寫作是到了1961年他72歲的時候。這一年他出版了《歷史研究》中的最後一冊書“歷史的反思”。從“少年到白頭”，《歷史研究》一書湯因比從醞釀到全部完成，歷經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也幫我們看清楚了隱藏在歷史背後的諸多謎團，為人類文明的進一步發展明確方向……
人的理智和良心高於一切
湯因比除了歷史學家的身份，他在一戰和二戰過程中，都成為了英國的外交官。1943年，湯因比被任命為英國外交部研究司司長。1946年，他又以英國代表身份，再度參加二戰善後的巴黎和平會議。
同年，湯因比辭去外交官職務，重啟在倫敦大學的教學生涯，直至1955年其66歲退休為止。由於其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英國政府授予他“榮譽侍從（C. H.）爵位，他還被選為被選為英國學術院院士。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湯因比進入了創作的高產期。他陸續完成了有關古代歷史、西方文明、世界宗教、各國遊記等諸多作品。如1959年出版的《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和《希臘精神：文明史》都影響深遠。而縱觀湯因比一生，除了《歷史研究》之外，湯因比還出版了《人類與大地母親》、《經受著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類必須抉擇》、《湯因比論湯因比》等5部代表作，其中尤以《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最為重要。該書出版於1973年，是湯因比親手撰寫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一部對整個人類歷史進行全景式透視的作品。《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史實以《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為理論依據描述人類歷史。書中湯因比以飽蘸激情的抒情筆墨描述了自人類形成到上世紀70年代人類生存環境的變遷，各種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湯因比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人類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族群都置於自然界的大背景中進行全方位考察，是湯因比一生學術精華的結晶。
而《經受著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類必須抉擇》等三本書大體可以成為一個系列，集中表達了其對當代文明的各種憂慮和反思，並對未來文明形態的展望。
湯因比身經兩次世界大戰，戰爭的痛苦洗禮使他對人類的發展更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湯因比一向認為人類歷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人的理智和良心應該高於一切。他這一價值觀也幾乎貫穿於其所有作品的始終。
湯因比曾經來過中國兩次。1929年，他首度訪華的時候，剛過不惑之年。而1967年他再度訪華，已經年近古稀。湯因比對中國文化有著極高評價。
1974年，在英國約克郡85歲的湯因比同來訪的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長聊10天，日後這10天的談話內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紀》一書，並先後出版過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等多種文本。是一代“史哲”留給這世界最後的千古“絕唱”。
該書分為分為《人生與社會》、《政治與世界》、《哲學與宗教》》三篇十二章，幾乎探討了現實世界所有的難題，並提出了湯因比對世界大同的殷殷希望。湯因比認為，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將由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茫和苦難。而當池田大作問湯因比希望自己出生在哪個年代，哪個國家時，湯因比回答得毫不含糊：“我希望自己出生在公元1世紀佛教已經傳入的中國新疆。”
1975年10月22日，湯因比帶著對這世界的愛和遺憾，在英國約克郡普里·卡斯特療養院與世長辭，享年86歲……
參考文獻：
1、《歷史研究》，阿諾德·湯因比 著，D·C·薩默維爾 編，郭小凌、王皖強、杜庭廣、呂厚量、梁潔 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
2、《人類與大地母親》，阿諾德·湯因比 著，徐波、馬小軍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阿諾德·湯因比、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繼徵、陳國樑譯，國際文化出版社199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