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
中国古代曾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策源地和丰饶产区之一。在古代思想家讨论心性、道德和教育的理论或和宗教思想作斗争的著作中、在医学理论著作和文艺理论箸作中，都包含着许多有关心理学问题的理论与资料，值得予以探讨和发掘。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于中国，是在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科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即冯特创立了心理学实验室试图建立科学心理学以后。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亲聆冯特的哲学和心理学讲课，学习过实验心理。后来在1917年，蔡开始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同年，由中国早期的心理学教授陈大齐首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23年吴颂皋由英文本转译了冯特著作“心理学导言”。
（一）冯特对中国前期心理学影响
中国心理学家中虽然没有冯特直接的学生，冯特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也很少，但冯特创立的心理学体系及科学实验的方向代表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向，这种趋向，通过欧美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颇深远的。从清末兴办新教育以后，在1906年（光绪32年）由江苏宁属学务处出版了江苏师范编的中国第一部心理学。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国维翻译的丹麦海甫定著的“心理学概论”（根据英译版译出）。在北大开设“心理学实验”课程的同时，1918年陈大齐著的大学用书“心理学大纲”也出版了。这些书在中国早期心理学的传播曾起过较大的影响。
从其中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心理学成就，可以看到冯特的心理学影响。例如该书中认为“科学的心理学以经验为主”，“内省法为心理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广义言之，一切心理学莫非实验心理学”。他把冯特作为构造派的代表，在评论机能派的短长之后认为“自理论上言之、要以构造的心理学之态度为合乎科学的研究法”。书中并具体介绍了冯特的温觉、色觉、观念联合、情绪、意志等学说，尤其冯特的情感三向说、冯特对James-Lange情绪说的批判及冯特不同于英国联想派的观念联合说。
1920年冯特逝世那一年，在中国心理学现代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南京高等师范由陆志韦、陈鹤琴两教授主持开创在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独立的心理系。1922年由张耀翔教授主编创办中国第一种心理学专业期刊“心理”杂志，1928年由蔡元培创建的前中央研究院中设立了心理研究所，先后由唐钺、汪敬熙教授主持工作。
20-30年代，是国际心理学各派争鸣的繁荣时期。除冯特的心理学外，构造派、机能派、完形派、心理分析派都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心理学也形成一个开始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至1940年，中国共出版心理学专书370种以上，其中汉译外国心理学各家名著不下160。除专著和译本外，仅1930年1月至1934年6月的四年间，在115种杂志期刊中有314位作者共发表心理学论文近700篇。
在各派纷争的局面下，中国心理学界也与国际心理学界一样，对于冯特所属的构造派也有所褒贬；而且其他学派也表现出对中国有所影响，尤其是开始时的机能派和后来的行为派。但对于冯特本人及其贡献仍都有人采取比较肯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心理学最近四、五十年间，有急速之进步，德、法、美、意等国心理家辈出，最有力之贡献者，则众所承认现代心理学之泰斗冯特教授其人也”。冯特“生于新旧过渡时代”，“而亦为新旧两派的邮津”；“他对于心理学的贡献是使人改变研究的方法和采取科学的态度”“就心理学而论，它的范围是生理学、心理物理学以至于开辟了社会心理学，然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替心理学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石，即1879年建立了一个心理实验室。……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在此时才是正式开步走”。
冯特在开创实验心理学（其早期即“生理心理学”）促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作的贡献，就是行为派在中国的代表人郭任远也无法否认。行为派的中国代表者虽然反对构造派的意识心理学，但他对冯特本人的看法却是，“1879年间德国有一位由哲学和生理学结婚后产下来的儿子——冯特（W.Wundt）创设一个所谓‘心理实验室’，同时英美各国好几个大学也有同样的建设。从此以后，研究心理学的人就天天有建设‘科学的心理学’的梦想了”。郭虽然也认为冯特的实验内省法不科学，它具有不能公开、不能重复、不精确、不可靠等六个缺点，但却指出它的两个价值：可作为研究问题提供线索与工具；其结果可作为他种实验结果的旁证。
冯特对中国心理学早期的影响主要在心理学的体系和科学实验方向。在心理学体系方面不但在上述大学用书中，就在中师的教本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曾有较大影响的教本“心理学要领”（樊炳清著）中，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和方法就与冯特所持的看法相似。书中认为，自然科学与心理学都是以经验为对象的，只是“精神现象乃直接之经验，而自然现象则间接之经验也”；在方法上，也是主张自我观察法、试验法和研究语言、神话、艺术、风俗的外部观察法。这本书虽然自称是“立足于机能方面之上”的，但它的篇章的结构安排则和冯特的体系大致相若，甚至在“知觉”一章中还包括冯特的“统觉”。可见后来各派虽相继传入中国并产生了影响，但冯特心理学的潜在影响一直仍相当明显。
冯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向对中国心理学研究工作更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早期留学德国的心理学家曾介绍过冯特实验室两次扩充的情况及在冯特逝世后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工作的发展，认为“虽然在研究上已有多种分科，而在精神上却多是冯特的遗迹”。并针对当时中国心理学研究工作曾提出应开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这显然是受冯特关于“有两门科学必须来支援普通心理学，即心理的进化史及比较心理学”的设想所影响。因为中国西南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他认为“西南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比较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最好的材料”。但这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
因为在旧中国，科学研究很少受到重视，当时我国心理学的根基也非常薄弱，所以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而实验心理学，尤其是冯特早期所开创的生理心理学领域，始终是我国心理学研究机构和心理学科研工作（包括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曾进行与心理有关的神经生理及大脑解剖方面的研究外，也进行行为的生理方面的研究，包括脑电、皮肤电、内分泌、胚胎行为等的实验研究。汪敬熙的“行为之生理的分析”（1944）一书就是他这方面工作的总结。汪在心理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与冯特的某些看法也很有类同之处。他认为：“理论研究有两条有希望的道路。一是利用动物生态学的方法或实验方法去详细记载人或其他动物自受胎起到老死止之行为的发展。在儿童心理学及动物心理学均有充分做这种研究的机会。这种记载是心理学所必需的基础。二是利用生理学知识和方法去做行为之实验的分析”。
在强调生理心理学的同时，行为主义在我国的代表者抱着极端自然主义的观点，公然主张“行为学的使命就是把心理学机械化、具体化、实验化、物理化和数学化”。正如冯特在创建生理心理学时为维护心理学的独特性而反对把心理学属于生理学一样，中国心理学者对当时国际性的这种倾向，曾指出：“行为心理学和构造心理学……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受生理学的影响太大。构造派实验室的研究大部分是因袭生理学上感觉的研究。行为主义者的基本观念也是从神经生理学采取而来”。“心理学并不是生理学的一支也不是一种生物学。我们研究心理学应抛去一切从他种科学带来的偏见，专从心理事实的自身去探索观察。换言之就是，心理学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不可为他种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所蔽。有所蔽就不能完全观察到一个事物的真相”。
当国际上各心理学派纷争，中国心理学研究工作又未得到充分开展的困难情况下，中国心理学者在回顾过去，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也正如国外许多乐观的心理学家一样，充满信心。他们曾把科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物理学（牛顿）——生物学（达尔文） ——心理学。而且认为中国学者应对心理科学的建立作出贡献。冯特曾认为心理学是一切精神科学的基础。中国心理学者则曾设想终有一天“心理学的范围带领一切科学”。要发展科学“许多知觉灵敏的人感觉到还缺少一样顶重要的东西。这个顶重要的东西，照有些眼光的心理学者看来，就是他们正在勤力探讨的心理学。”
由上述可以看到，从心理学的体系、科学研究的方向及对科学的展望等方面，冯特对中国心理学早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或潜在的影响，虽然其中也有不谋而合的性质。在这里，还需要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心理科学的影响。与冯特创建心理科学的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产生影响，“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和冯特心理学的发源地。
冯特早期（1855—1874）以一个自然科学家开创的心理学新领域中本来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朴素唯物论，但后来他走向了哲学上混乱唯心论，以至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庸俗唯物论与形而上学而加以反对。这就不能不限制了他对心理学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墨菲在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说：“对于心理学来说，他的重要性虽然在当时很小，但在俄国大革命以后大为增强”。在本世纪20年代，苏联科尔尼洛夫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立辩证唯物论心理学。中国心理学者当时就已开始介绍了苏联心理学的情况，并且在30年代，我国一些心理学者也先后提出并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心理学。但这个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较广泛实现。
（二）解放以后的中国心理学
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即开始筹备并于1951年设立了心理研究室，1956年扩大成立心理研究所。同年创办“心理学报”，至60年代中叶，共出版35期，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等近300篇。内容包括心理过程及生理心理的实验研究、教育心理与儿童心理、劳动心理与工程心理、缺陷（智能落后）心理与医学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及心理学史。全国高校还出版了通用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在此期间曾出版评论冯特铁钦纳构造派的专著。由于心理学是我国教育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必修课目，全国各大专院校大多有自编的各种心理学教材，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学院等校还编了有关西方心理学派别和西方心理学史，对冯特有一定的评价。
50年代开始，中国心理学者比较认真和全面地学习苏联心理学，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开展心理科学的研究工作。众所周知，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冯特开拓的“生理心理学”新领域“是特别致力于研究心理过程的生理联系的”。本世纪50年代中国心理学者广泛学习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目的则更为明确，是为了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是试图运用巴甫洛夫学说及其条件反射的方法“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作为在我国建立科学心理学的起点和方向。
国外心理学评论者对我国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似乎未加以应有的注意。我国的科学实践表明，冯特曾开拓过的“生理心理”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但在深入揭露心理的物质本体是必要的，而且在教育、体育、医疗的应用也在逐渐扩大。我国虽一直把这个领域当成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过去偏于实验观察，有关的理论探索显得很薄弱因而方向不明，还有待努力深入和提高。
在心理学体系等方面，我国从50年代以来受苏联捷普洛夫、斯米尔诺夫及鲁宾斯坦的心理学教科书的影响较大。但即使如此，从参考苏联的心理学体系中也仍可以找到冯特心理学的渊源。就以中国自编的高校通用的“普通心理学（上册）”教本（曹日昌主编）来说，仍以知、情、意等心理过程为心理学的主要对象，以观察和实验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这本书也有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特点，就是中国心理学者自觉地认为“辩证唯物论是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因此很自然地强调心理现象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强调必须探究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而不同于冯特——“把大脑活动和心理活动并列起来，成为一种‘心物平行论’”。这本书还强调“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主要是研究心理活动的过程及其机制、心理特征的形成过程及其机制、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的相互关系等许多方面的规律”，而不同于“冯特铁钦纳所代表的构造派，他们按照物质的形式把心理看成为由一定的元素所构成的复合体，所以就企图仿照化学的方法来对复杂的心理进行化学式的分析”。
冯特心理学对解放后中国心理学间接的影响的正面和反面情况还不仅此。曹日昌同志曾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进行理论性的概括，并举出他主编的这本书为例说明：“由于它的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不理解心理过程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长期陷于‘生物学化’而不能自拔”。这里他提出“自然主义”观点的问题，有人曾从学科的发展方面追溯了它的历史根源，指出自十九世纪实验心理学成立以来，以及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在其研究范围及方法论上都是“因袭自然科学”。
冯特的“把心理看成一种自然现象，而且把心理学看成一门自然科学的观点”，对于摒弃旧哲学中对“心灵”的先验观点，无疑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冯特等人“把心理学引向自然科学，避免揭露人的心理的社会实质……。中国心理学数十年来受这种思想毒害是很大的，我们应该给它彻底地清算”。
对于如何开展心理学研究工作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中国心理学者从50年代到60年代曾进行多次的争论。例如，在身心关系尤其是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活动的关系上，除肯定物质第一性外，也象冯特那样强调心理对生理的独特性。有人认为二者是同一大脑的活动但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表现。又如冯特强调的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科学、心理活动有它自身的规律一样，中国心理学者一般认为心理现象有其自身的矛盾特殊性，并提出了各种有待探讨的看法。
在方法问题的争论中，实验室方法的科学性问题曾经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点，有人曾介绍了巴甫洛夫在评价二十世纪以来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失败经过时曾对冯特实验方法肯定地说：“起先是生理学者以后又成为心理学者与哲学家的冯特的企图是比较成功的，他应用所谓实验心理学的数学测定心理现象的实验；他这样搜集了并在搜集着不少的材料”。
关于学科性质问题，中国心理学者也有人像冯特早期把心理学看作自然科学的，但一般的看法是：“心理学是中间科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也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冯特后期曾提出“使心理学成为—门与自然科学相协调并补充自然科学的一般的、经验的科学”〔冯特原著选辑（二）〕，中国学者则提出，“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社会怎样和自然联系着。心理学应该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争论中分歧最大的是对于心理任务的看法，“一部分心理学者认为‘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发展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另一部分心理学者则认为应当揭露‘人的心理意识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发展以及如何发挥它的能动作用的一切规律’”。
显然前者强调应研究“反映过程”并揭露心理的生理机制，为认识论提供科学论据；后者强调应研究“意识倾向”并探讨心理的社会制约性，为无产阶级思想品德教育服务。争论中有因强调应用而把心理学混同于伦理学的倾向，有人即用冯特关于心理学属于实证科学而不是规范科学的这种说法说：“用传统的话说，我的意思是说：心理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不是规范科学。实证科学的目的是在于发展、认识、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心理学不是研究思想的内容的善恶、美丑的规范的。对这种规范的研究是属于伦理学等学科的范围的”。学者们认为“心理学肯定不是规范科学”。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心理学者对西方各心理学派曾进行过一系列批判和评论，如批判了行为主义、完形论、心理分析、及社会心理学等。还曾出版过“冯特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一书，对构造派心理学的对象、方法、意识、元素、心理过程、身心平行论等进行分析评论，认为“构造派倡导‘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对于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起了推动的作用，并促进对心理学问题的实验研究”，然而，该书的结论中提出：“冯特于1862年第一次提出实验心理学的同时，谢切诺夫也提出大脑反射的理论。这标志着近代心理学思想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本书把作为心理学家的冯特列为唯心论心理学路线的代表，与谢切诺夫的心理学成为对照。这是受50年代苏联心理学者鲁宾斯坦的影响，是以哲学观点代替科学分析的一种简单化的作法”。
曹日昌同志认为西方各学派固然有他们世界观与立场的限制，但主要应该看到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上一世纪和现代西方心理学家为争取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尽力企图摆脱哲学的影响，但他们不懂得哲学的意义……他们的阶级立场……使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找不到正确的思想指导，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论……”。他们大多数还是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指导，而造成了观察问题表面性、片面性与主观性，并表现为绝对主义、折衷主义、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其实科学理论来自社会实践，“心理学理论是由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教育实践、医疗实践、科学实践中获得的”。我们需要正确的哲学作指导，但不是以此代替心理学理论的研究。
50年代在学习苏联心理学的基础上，中国心理学者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对苏联心理学派，尤其是对巴甫洛夫学说进行科学的评价。他们曾认为巴甫洛夫学说是对列宁的“反映论”的贡献；肯定它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基础。当时曾把巴甫洛夫学说提到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地位，这只反映了中国心理学者对巴甫洛夫学说的重视，其实从50年代下半叶，在重视这一学派的同时，已开始引进西方当时新出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如信息论、控制论、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技术，开始从多方面去开展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使后来中国心理学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
可是好景不长，60年代下半叶，“四人帮”开始直接插手心理学。他们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否定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及其规律，诬蔑心理学为“伪科学”，解散心理学机构，致使中国心理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被迫全部中断达十年之久。
（三）对冯特的评价问题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恢复才正式为国务院批准。各大专院校心理教研组也逐渐恢复工作。全国重新制订了学科规划，并开展心理学的各种学术活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扩建为理科的心理学系。研究领域除继续以前关于感知心理、发展心理、教育心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生理心理的研究，还开展了工效心理、心理学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现阶段中国心理学工作的总目标就是从各方面去建立“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贯彻辩证唯物论观点、吸取古今中外心理学一切积极成果、运用先进技术手段、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并具有我国自己理论体系的心理学”。在这个总目标的指引下我们把“冯特建立心理实验室一百周年纪念”作为总结近代心理学创建以来的历史经验的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论冯特心理学”的学术活动，组织翻译冯特心理学著作及有关的评论约50万字，写出论文专著50种以上。内容包括冯特心理学体系、方法、学说和理论、成就与贡献、局限及影响等。
在这次全国性范围的评论工作中，逐步明确了两项原则：（一）坚持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西方心理学一定要一分为二，吸收其中所有可贵的成分。（二）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本着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期达到真理愈辩愈明。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心理学者对冯特的评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例如关于冯特心理学的理论观点问题，有人从冯特的海德堡时期（1855—1874）的心理学业绩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他这一时期是一个自然科学朴素唯物论者。有人从冯特的哲学体系及其认为世界就是“意志活动的整体，这些活动通过意志的相互规定把表象的活动安排成不同领域的意志个体的发展序例”（冯特“哲学体系”1897年第2版第417页），说明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有人认为冯特的观点是与经验批判论基本一致的，“以物质现象为间接经验，以感觉为直接经验，就含有感觉比物质更实在的意义。这样，他又从客观唯心论走到主观唯心论了”。有人认为“冯特从心物二元论出发到达唯意志论的唯心一元论”，是“翻了一个面的康德”等等。
通过分析，中国心理学者认为一切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1）要区别早期与晚期，1875年以前冯特主要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者，晚期则陷入混乱的观点中。（2）要区别心理学与哲学。若就整个世界观而言，作为哲学家的冯特（1875年以后），正如列宁所批判的，也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但若就他的心理学某些理论而言，除唯心论外，并不排除其中有唯物的成分和辩证的因素。例如“冯特认为心理现象是过程……。如果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为灵魂，那末，灵魂只是心理过程的总和。这样，旧式的灵魂就从心理学中消逝了。因此，一般人认为冯特是倡导无灵魂的心理学的”。
在新出版的“论冯特”这本专著中，陈元晖同志认为“冯特是哲学史上的株儒，心理学史上的汉子”。这说明我们不能把哲学与科学两者简单的等同起来。多年来国际上某些心理学评论家“片面地用冯特世界观上的唯心论否定他在心理学上的贡献及其在心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历史唯心论……在心理学史中的反映”。
中国心理学者推崇冯特的同时代人、德国当时自然科学唯物论的杰出代表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他的名著“宇宙之谜”（1899）曾指出冯特的“关于人类灵魂和动物灵魂的演讲录”“第一版纯粹是一元论的和唯物的，而第二版则纯粹是二元论的和唯心的”，并表示他很自然地将冯特早年的基本观点“当成是正确的自然认识，并积极地加以捍卫，以反对年迈的哲学家冯特的那种相反的基本观点”。他对冯特的心理学业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坚持了真理，而且他试图对冯特等人在哲学原理上的转变进行了分析以便取得教益，但是他把冯特他们这种“认识上的自我转变本身”单纯地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年龄特征——暮年时“大脑器官”退化了。
这就可以看出海克尔的朴素的、自然科学唯物论，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要克服这种局限性，“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化唯物论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唯物论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个辩证唯物论者”。
以上仅举我们评论冯特心理学有关的理论观点的简况，其余从略了。
总的说来，冯特是现代心理科学伟大的倡导人之一。他具有现代自然科学完备的训练及传统心理学非常渊博的知识。他以科学首创精神，早期广泛采用当时科学实验新技术，后期积极利用当时社会科学新成果，力图摆脱思辩心理学传统的束缚，开拓了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新领域，并建立了各自的科学体系。冯特心理学是古典哲学中传统心理学的终结、现代心理学的开端。
“因此，尽管冯特的整个的心理学体系还不正确不全面，它在心理学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的课题范围继承了传统心理学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它的理论观点有传统心理学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形而上学的影响，也有自然科学朴素唯物论；它所坚持的科学实验方向及所探索的具体科学事实、规律和方法中的唯物成分和辩证因素，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有不可抹杀的意义，有待于心理学者作更深入的探讨，以便发扬冯特心理学中的积极成分，克服其消极影响。
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使心理学在新时代推动下更好地前进。也只有这样做了并对整个传统心理学的种种理论基础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科学总结，我国心理学者才能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使我国心理学自身走上充分现代化和充分科学化的道路。冯特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宏伟愿望的实现还大大有待于世界广大心理学者的艰苦努力。
本文选自 心理学报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