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夏竦：《清平樂》中的黑胖子，大歷史中的小細節
文：老張在路上
《清平樂》開播已有數天，宋仁宗的後宮開始熱鬧起來。端莊大方的曹皇后雖然是二婚，然而她出身名門，外表漂亮（這個外表漂亮僅指劇中演員江疏影）又知書識禮、溫婉賢惠，入宮前對趙官家一往情深，入宮後替他打理後宮，頭頭是道，照顧關心趙官家生活起居，無微不至，從任何一方面來說，都是世間難得的好妻子。
可是，因為趙官家的先入之見、又因為兩個人的各自端著忍著，都不願委屈自己先行捅開那層窗戶紙，各種陰差陽錯，致使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感情越來越淡，表面上的相敬如賓掩飾不了深深的失落。
而此時，苗娘子為趙官家生了頭一個孩子，大宋長公主徽柔；與此同時，後宮教坊司的舞女張妼晗也橫空出世，並且開始一鳴驚人，嶄露崢嶸。
張妼晗看起來沒心沒肺，且又固執不變通、爭強好勝、驕縱不知禮又小家子氣。這和曹皇后剋制隱忍委屈自己的極大反差卻成了吸引趙官家的優點，權臣夏竦對張妼晗的養母賈教習說：天下間最不能用才智定奪的就是男女之情、夫妻之愛了。
一句話，道出曹皇后一生得不到趙官家之愛的根本原因。
在《清平樂》故事設計的橋段裡，在名臣如雲的仁宗一朝，以反派角色形象出現的權臣，一為呂夷簡，另一個是夏竦。而後宮歌舞教習賈玉蘭，則是夏竦的秘密情人，夏竦與賈玉蘭早年相識，夏功名有成娶了有地位的女子為妻，因妻性格強悍，夏不敢將賈迎進門。賈為夏終身不嫁，二人長期發展地下情。如今夏竦要靠賈教習這條線接上張妼晗的這層關係，夏竦才能真正做得到像呂夷簡一樣權傾朝野。
01
夏竦，生於985年，這一年是宋太宗雍熙二年。字子喬，江州德安縣（今江西九江市德安縣）人。
夏竦從很小的時候就是一個學霸，他從4歲時開始讀書， 12歲時，作《放宮人賦》，援筆立成。17歲，夏竦隨父親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詩：“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猶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迴建鄴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值錢。”北宋人評論說：以後這個地方的所有題詩沒有超過他這首的。
《宋史》上說：“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以後入仕後的經歷也證明，夏竦的讀書很雜，他不但精通五經四書這些所謂的經國濟世的正經書，連那些旁門左道的雜書也看得津津有味，算得上通才和怪才。
除了好讀書，學問深以外，夏竦還是 “大宋烈士”之後，這同大宋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有關，那就是“澶淵之盟”。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國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本來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
遼朝統軍蕭撻凜自恃勇敢，率數十輕騎在澶州城下巡視。宋軍大將張環（一說周文質）在澶州前線以伏駑射殺蕭撻凜，遼軍士氣受挫。蕭太后等人聞撻凜死，痛哭不已，為之“輟朝五日”。《遼史》載：“將與宋戰，（蕭）撻凜中弩，我兵（遼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趙恆御駕親征，極大鼓舞了大宋軍民氣勢。而這個時候，宋真宗畏敵如虎，不顧戰局有利於大宋，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於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因澶州（河南濮陽）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
宋遼之戰進行的時候，夏竦的父親夏承皓此時任職軍中，隨御駕親征大軍參戰。夏承皓率領宋兵抄近從偏僻的小路前往抵抗遼軍，晚上與遼朝軍隊相遇，夏承皓立即率領宋兵向遼軍發起攻擊。在戰鬥中，夏承皓不幸被流箭所傷，卒於戰場。
宋真宗班師回朝，褒贈夏承皓崇儀使。又撫卹夏承皓家屬，賞了夏竦一個小軍官。
然而，夏竦並不安於做一個小軍官混日子。一天，夏竦拿著創作的詩集，等候在宰相李沆退朝回家的路上，將詩集獻給李沆，李沆讀過夏竦詩集，很是欣賞。第二天李沆上朝，將夏竦的詩集呈給宋真宗看，並說夏竦父死家貧，請給他換個文職，真宗就任命夏竦為潤州（今江蘇省鎮江市）丹陽縣主簿。
縣主簿，是縣令大人的秘書之類的官員，最多類似於現在的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九品官。少有大志的夏竦當然不會看在眼裡，宋真宗景德年間，夏竦參加科考，“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這是夏竦仕途的第二站。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張無夢字靈隱，號鴻蒙子，……行赤松扶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間，以修煉內事，形於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審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不多，以聞於上。”
一個名叫張無夢的人，在天台山修道。夏竦做台州通判後，和張無夢認識了。張無夢寫了一本詩歌集，叫做《還元篇》，大概是題簽送給了父母官夏竦。夏竦又把張無夢的詩集送給了當朝宰相王欽若，再經由王欽若，宋真宗又一次注意到了夏竦這個人。
不久，夏竦“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年紀輕輕的夏竦進了國史館，雖然沒有什麼實權，卻是日後進入高層的捷徑。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竦剛到而立之年，夏竦升為東京留守推官，並且做了太子(宋仁宗)的老師之一。在《文莊公年譜》中有記實：
八年乙卯是歲，公為東京留守推官，時太子封慶國公，選文學之士為儲傅，宰臣王旦言公才，命教書資善堂，不多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不雅觀不雅觀事。
《宋史》亦有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
夏竦一邊做太子上課講學，一邊為玉清昭應宮判官還兼職景靈宮和會真觀，這幾個地方從名字就可以知道都是玄門場所，由夏竦掌管，可見夏竦在玄門上是很受真宗信任的，當年夏同學讀大量的雜書，總算是沒有白費功夫。
02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記道：“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為死者諱、為尊者諱的傳統，神道碑作者沒有指明所謂“閨門之故”的詳情，然而《宋史》因為認定夏竦為奸臣，沒有給他留情面，寫出了這段史實。
“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內寵，浸與楊不諧，楊悍妒，即與弟媦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
天禧元年(1017)，夏竦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官越做越大。他先後娶了好幾房小妾，在盡情享受的同時，不免冷落了結髮妻子楊氏。
楊氏不甘心這樣的結局，心生怨懟，百計莫施之下，和其本家兄弟楊媦一道，一張狀子遞到了開封府。狀子中列舉了夏竦的一系列“陰事”，你不仁我不義，你不讓我好過，我也要讓你過不好，他們決心搞臭、搞垮夏竦。
楊氏作為夏竦的老婆，大概知道不少夏竦的底細，成了宋朝“坑夫”的代表人物。而此時，夏竦的母親和楊氏的母親因為素來不合，彼此詬詈指責，也鬧到了開封府。
開封府一看牽扯到皇帝信任的權臣，不敢自做審理，把案件奏報給朝廷和皇帝。真宗皇帝十分重視，指令御史臺審理此案，御史臺專案組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向皇帝做了彙報。最後，真宗降旨，免去夏竦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和知制誥的職務，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
從從五品的禮部郎中到從六品的職方員外郎，從掌出皇命的知制誥到一般外官知黃州，都是因為沒有管好身邊人，夏竦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夏文莊集》一百卷：“樞密使鄭國文莊公、九江夏竦子喬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工為文辭，復多材術，而不自愛重，甘心奸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慝彰播。皆可為世戒也。”
夏竦離開政治中心首都汴京，開始了長達8年的外官任職。從黃州到鄧州（今河南鄧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壽州（今安徽壽縣）、安州（今湖北安陸縣）、洪州（今江西南昌）
從天禧元年(1017)貶官下地方任職起，到天聖三年（1025年）宋仁宗將夏竦召回朝中任職，“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夏竦在地方任職，所任職之處，皆有政聲。
03
西夏是歷史上由党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一個政權，自稱邦泥定國或白高大夏國、西朝。因其在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西夏的歷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唐初，後經安史之亂、五代十國，到北宋時期，西夏成了大宋的藩屬國。宋真宗在位期間，李德明成為西夏之主，他對外仍向宋、遼稱臣，對內則完全是帝王氣派。
宋仁宗天聖十年（1032），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繼夏國公位，開始積極準備脫離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去宋封號，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
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寫信通知宋朝廷，希望宋朝廷承認西夏自立事實。宋朝大多數官員主張立刻出兵討伐西夏，興師問罪。宋仁宗於當年六月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從此，長達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戰爭全面爆發。直至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達成和平協議，史稱“慶曆和議”。
（李元昊）
寶元二年（1040年）三月，李元昊進攻宋金明寨（今陝西安塞南部），他一邊暗中排兵佈陣，一邊送信給宋朝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範雍，表示願意與宋和談，製造假象，以麻痺範雍。範雍信以為真，立即上書朝廷，對延州防禦也鬆懈了。
同年七月，元昊派大軍包圍了延州。宋朝大將劉平、石元孫奉命增援。當他們到了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時，遭到西夏軍隊偷襲，劉、石二人率軍與夏軍苦戰，因為寡不敵眾，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
西夏軍隊猛攻宋軍駐守的山坡。由於宋軍人數太少，劉平、石元孫被俘。後來由於宋將許德懷偷襲元昊得手，西夏軍隊才被迫撤離宋朝境內，延州之圍才得以緩解。這就是第一次宋夏之戰中的“三川口之戰”。
“三川口之戰”以後，宋仁宗深感西夏強盛，下詔夏竦為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判永興軍，夏竦又推舉薦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共同負責迎戰西夏的事務。
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再次率領十萬大軍大舉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懷遠（今寧夏西吉東部），聲稱要攻打渭州（今甘肅平涼），誘宋軍深入。
本來宋軍中有足智多謀的范仲淹在，西夏軍隊不敢輕舉妄動。但是，韓琦不聽范仲淹勸阻，固執己見，派環慶副都署任福率軍五萬餘人，伺機破西夏。
韓琦在任福出發前交待得一清二楚：宋軍各堡壘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輜重在近，審時度勢，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出敵後據險設伏，敵退回時進行攻擊。“及行，誡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
任福率軍到達懷遠城，正遇上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與西夏軍隊戰於張義堡南，殺死幾千西夏軍隊，西夏軍正不斷增援。任福軍趕到當地支援，西夏軍佯敗，任福中計，隨尾追擊。宋軍由於長途追擊，糧草不繼，人困馬乏，已是十分疲憊。追至好水川，遇李元昊的西夏軍隊主力伏擊，宋軍潰敗，任福等大將戰死，幾乎全軍覆滅。
好水川之戰後，據說，望著好水川內遍佈的宋軍屍體，西夏軍師張元趾高氣昂地在界上寺牆壁上題詩一首：“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並在詩後題言譏諷韓琦，署名時寫了一大串官銜：“（西夏）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
因為好水川之敗，宋仁宗下詔貶了韓琦、范仲淹（不久即復職）。這件史事中的小插曲是，夏竦身為主帥，對韓琦並沒有落井下石。
好水川之戰宋軍失利之後，追究責任，韓琦先上書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軍屍體，在任福的衣裝中得到韓琦囑誡諸將的公文，上表稱好水川之役失敗責任不在韓琦，“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四筆》卷第十二的“夏英公好處”中寫道：“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宋仁宗）
04
北宋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土地兼併嚴重，百姓負擔沉重。
內憂外患中，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慶曆三年（1043年）農曆九月，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人進行改革。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撓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重命令、覃恩信”等十項整頓政事的法令，這就是“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反對新政的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范仲淹）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事實上，到慶曆五年正月，新政的靈魂人物范仲淹罷去京官，慶曆新政就已失敗。
還在新政進行中的慶曆四年六月，夏竦也出手了。只不過他的出手充滿技術含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是這樣說的：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上面已經介紹，夏竦讀書很雜，愛好廣泛，是個才子和通人。《宋史》說他：“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
夏竦平素愛研究古文奇字，碰上參研不透一時認不出的，往往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有時候晚上睡覺時還在身上比劃著琢磨。
不但夏竦善書法，夏竦家裡一個丫環也有一項特殊技能，擅長模仿別人筆跡。於是夏竦就讓這個丫環模仿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人。北宋初學者，思想家，宋理學先驅。曾創建泰山書院、徂徠書院，以《易》、《春秋》教授諸生，“重義理，不由註疏之說”，開宋明理學之先聲。世稱徂徠先生。
石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宋仁守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在應天府讀書求學於范仲淹。當時，晏殊知應天府，重視興學育人，且適逢范仲淹因母喪居於家，晏殊延請為應天府書院掌學。石介於此時來到應天府，從范仲淹學，受其教育和影響頗深。由於范仲淹的聲譽，四方青年都紛紛慕名而來，一時出了許多人才。所以到了慶曆新政時，他們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積極支持者。
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實行“慶曆新政”。石介對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奮，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賦《慶曆聖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
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頌剛脫稿，孫復就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
慶曆四年（1044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韓琦薦之“直集賢院”。夏竦為解切齒之恨，便從石介開刀，進一步打擊革新派，他命家中使女摹仿石介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內容是革新派計劃廢掉仁宗另立新君。
這事過於奇特，宋仁宗雖然不相信是真的，但多少還是有點狐疑。
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誣陷搞“朋黨”活動，革新派相繼罷職，石介也在“朋黨”之列，成了眾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東鄄城縣北）任通判，還未到任，於慶曆五年（1045年）七月病卒於家。
石介死後，夏竦並未甘休。當時，徐州孔直溫謀反，敗露後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藉此大作文章，對宋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
這一招確實狠毒至極，宋仁宗半信半疑，派官員去發棺驗屍。杜衍、呂夷簡等人具保，參與石介後事的數百人集體保證石介真的已去世，這才倖免發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大事件。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在慶曆六年（1046）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詩中寫道：“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
慶曆新政維持一年零四個月，歸於失敗。慶曆六年（1046）年正月，范仲淹來到鄧州出任知州，當年，他寫下《岳陽樓記》，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留傳後世。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死去。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