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释指中国佛教文化。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佛教在中国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佛教文化，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增加了足够地诗情画意，现在的世界，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佛。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到美仑美奂，壮丽雄传的塔庙和胜地。但是，佛教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远非如此。千百年来，佛教对中国的生活、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从两汉传入中国，逐步渗入到中国人民的各项生活之中，从语言、诗歌、音乐、戏曲、文学、学校教育，图书印刷，翻译，雕塑、绘画、医学、天文，道德教育，法律建设，建筑，饮食，穿戴，家具，养生保健，环境保护，旅游，电影，丧葬等等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各方面的长足发展。在佛教文化的带动下，兴起了佛教史，目录学，翻译学，逻辑学，语言学，以至讲习方法等等，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的宝库。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季羡林，他不信佛，但他深入研究佛教，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说：“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季羡林《我和佛教研究》)
在文学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六朝时代，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
中国原是没有文法可言的，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比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刘勰（法名慧地），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影响及鼓励。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经隋唐而至宋代，“弹词小说”或“评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乃至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唐代的禅宗诸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完全是照学的禅宗的笔法。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影响和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译，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
在艺术方面：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形态。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故魏晋以来佛教的建筑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有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传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还给中国带来了塑像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上个世纪，曾有日本人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
在哲学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在许多方面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在佛教未来之前，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敕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1964年，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中国的方东美（人名，1899－1977，名珣，字德怀，后改字东美，一代哲学宗师，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现代著名哲学家），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哲学家唐君毅，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可见佛教文化对于中国的贡献，过去有了之，现在仍然有之，未来也将必定有之。
在民间的风俗方面：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说“祭神如神在”。儒家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也只寄望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的理论和信仰。佛教理论中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诫人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行善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循环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有人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佛教从传入到现在，随之而来的佛教文化，无不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很多人还不认识佛教，但是生活中处处未有离开佛教。仅就生活和文化而言，已经够我们大书特书了。我们在全国各地，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已经和儒、道一体，积淀出了根深蒂固的中国生活和文化，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