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马舍喜剧与元杂剧《西厢记》艺术浅探
准备分五个题目写：
一·霸尔多洛pk相国夫人
二·崔莺莺pk罗丝娜
三·费加罗pk红娘
四·王实甫、博马舍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五·中西文化在碰撞、交流、融合中擦出灿烂的火花
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中心在法国（梵第根等人）。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
本人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比较文学的经典理论，也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我只是在看过《西厢记》、《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后，隐隐觉得费加罗作为仆人、红娘作为婢女的下阶层身份却都具有机智、勇敢的品德，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此，我觉得他们有可比性。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语的门外汉，甚至用了pk这种外来语的表达形式。按我的理解p的一竖向下延伸，k的一竖向上延伸，给人一种很直观的比长短、比高低、比优劣的感觉。我一时还想不起更简洁的汉语表达词语。
一、霸尔多洛pk相国夫人
《西厢记》和《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相国夫人、霸尔多洛都是自由爱情的对立面。让他们来举行第一个回合的pk吧。
霸尔多洛是罗丝娜的监护人，是封建道德、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家庭暴君，他把罗丝娜关在家里，连窗户也不让开……他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要防止罗丝娜与外界接触，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罗丝娜和自己结婚。一个监护人要强迫被监护人与自己结婚，“老牛吃嫩草”，人品之低劣，可见一斑。
博马舍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也有他存在的道理。小说、戏剧应该制造矛盾、冲突。真正高明的作者，在矛盾、冲突中将故事引向高潮，结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按照这个要求，霸尔多洛这个人物的设置远非无懈可击。罗丝娜既然是个贵族少女，她的父母应该出身高贵，他们在不得已选择女儿的监护人时，不会对霸尔多洛不作充分的调查工作吧？霸尔多洛如果一直是这样一个品格低劣的人，罗丝娜的父母敢把自己的宝贝女儿托付给他吗？即使霸尔多洛隐藏得很深，罗丝娜的父母也有识人不明的过失，以致将自己的爱女推入火坑吧？这算不算行文逻辑上的一个缺陷呢？
拿金庸的《笑傲江湖》来说吧。福州“福威镖局”林震南一家的灭门案从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余沧海的儿子被林平之误杀，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余沧海觊觎林家的“辟邪剑谱”，附带还要报师父长青子败于林远图剑下之仇。
围绕“辟邪剑谱”，各路人马粉墨登场，作为正派人物中口碑不错的君子剑岳不群，读者一直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竟然是不择手段夺取“辟邪剑谱”的人——尽管出人意料之外，却还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金庸的高明之处。
而博马舍在处理霸尔多洛这个人物上，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信服：罗丝娜的父母为什么让霸尔多洛这个人面兽心的人当罗丝娜的监护人。这不能不说是博马舍喜剧中的一点瑕疵。
《西厢记》中自由恋爱的对立面是崔莺莺的母亲相国夫人。我们以前的文学理论中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化身，是贯穿全剧的一个反面人物。“作者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体现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的束缚，也暴露了礼教的虚伪和残酷。”我觉得有失偏颇。
撇开她的阶级属性不说，她与我们现代的大多数有女儿的母亲何其相似乃尔：她无疑是爱自己的女儿崔莺莺的，她第一个登场，怕女儿在“子母孤孀途路穷”的环境中“闲愁万种”，所以吩咐红娘“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
她要把女儿管教成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贤淑的女性，甚至连“黄莺儿作对”、“粉蝶儿成双”，也怕女儿见了会引起“春心荡”，实际上也有防范于未然的心理因素在内吧？
崔莺莺当年十九岁，相当于现在高中毕业、或最多大一的女孩子。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现代的父母，不也是担心她们会早恋、会“春心荡”、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吗？
事实证明，她的担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崔莺莺不是在遇见“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的张生时，就有了“临去秋波那一转”吗？
现代有女儿的父母，最担心的，不就是害怕女儿上当受骗吗？
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在公园里，被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子略施手段就骗上了床，而这个名叫张明的流氓没有正当职业，就是在社会上玩“仙人跳”——让一些女流氓勾引一些男人在宾馆开房，然后，张明他们就伪装警察，去宾馆抓“嫖客”，以此敲诈勒索，坑蒙拐骗。他认为“如今是传统的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所以，他对女孩子从来都是“始乱终弃”，吴迪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他之后，也没有换来他的真爱，此后，吴迪就彻底堕落了，最后，落得一个割腕自杀的下场——这还不够让她父母肝肠寸断啊？
后来，又有一个叫胡亦的漂亮女大学生跟着趟往上赶——在海岛上初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张明。难怪社会上流传一句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了。
这应该不是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孤立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可以经常看见，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百无一能，光凭一张漂亮的面孔，却能在骗财骗色方面游刃自如，找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婚离了一次又一次，后面的女孩又赶着趟一次又一次 的往枪口上撞吗？
而那些循规蹈矩，把爱情看得很神圣的男孩子却经常受到女孩子的漠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爱上了吉提，他把吉提所处的地方看成一个“不可接近的圣地”，吉提却不爱他，爱的却是那个浪荡公子渥伦斯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她本有一个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学生会干部韩劲，应该是现代岳母娘心中比较满意的“准女婿”，却轻而易举的被张明这个小流氓撬了墙角。莫非“爱情”真的让人盲目？难怪外国的爱神丘比特是个瞎子，拿着一张弓箭到处乱射。
鲁迅先生有一首诗：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中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还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她；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即使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婚姻的撮合者“月老”，他不是给有缘者用红线系足吗？然而，真正的美满婚姻又有几个呢？莫非他也是“老眼昏花”了？
事实证明，相国夫人的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在元稹的《莺莺传》（《西厢记》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改写的）中，崔莺莺是被张生“始乱终弃”的。
再说老夫人的“悔婚”。因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老夫人作为权宜之计，不得不当着满寺僧俗宣布：“两廊僧俗，但又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
张君瑞用计解围后，老夫人却以“恐小女有辱君子”为借口，要和张生“别有商议”，却在酒席间要“小姐（莺莺）近前拜了哥哥者”。好奇怪哦：女孩子要变心，会对她的前男友说“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男孩子则说“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郭靖本来是铁木真的“金刀驸马”，在中原遇见黄蓉，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波澜后，他深深的爱上了黄蓉，他也说“只把华筝当妹子”，殊不知华筝并不想当他的妹子啊！郭靖要娶华筝就对不住黄蓉；要娶黄蓉，就对不起华筝。这就是人生，人生是经常会遇到“两难”状况，难以选择决定的。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可见，在“两难抉择中”，人的本能多半还是“趋利避害”的。
相国夫人也遇见了“两难抉择”：一边是崔老相国在世时，将莺莺许配给了郑尚书之子郑恒（相国夫人的内侄）；一边是相国夫人当众答应的“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的张君瑞。她要对郑恒诚信，就必然对张君瑞不诚信；她要对张君瑞诚信，就必然导致她先夫崔老相国对郑恒的不诚信。
我们有些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们把相国夫人说成权诈机变、自私虚伪。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她实际上就像我们隔壁的大妈：对儿女可能有点专制，但是为了儿女好；或许还有点狡黠，邻里之间占个强，上超市、农贸市场买东西贪点小便宜（买大蒜果时去掉一些外衣、买辣椒时摘掉辣椒蒂什么的）；对女儿找男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以至于可能把“有房有车”作为女儿找男朋友的一个重要条件……
社会上流传一些段子，有不少是打趣男孩子害怕见“准岳母娘”的：害怕岳母娘问职业、问收入、问房子、问车子……
我们不应该简单的给这些大妈下“拜金主义”“俗不可耐”的定义。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后生活能够安定点有错吗？
没有房子，结婚后就要准备当几十年“房奴”，能幸福吗？
没有车子，加入“春运”几亿人的大迁徙，不辛苦吗？
当然，我也希望各个层次的男孩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女孩，《西厢记》的意义就在于“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估计，现在大多数有女儿的父母的选择可能和相国夫人差不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忘记是在《知音》还是《家庭》上看到过一篇“鸡汤文”，说一个少妇与丈夫闹矛盾后，开着宝马在街上闲逛，看见一对夫妻坐在堆满蔬菜的牛车上，寒风凛冽，那个男人帮女人把围巾拢了拢，（她感到很温馨）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这篇文章很感人，我差点就信了：“只要有爱，哪里都是天堂。”仔细一想，还是觉得那个少妇矫情了，你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很难想象你能够与那个农民同甘共苦，换你坐在牛车上，依你“无事也掀三尺浪”的性格，那农民可能就不是给你拢围巾了，可能要你饱尝拳脚了。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有个娜拉，她出走了。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师大（当时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说，娜拉出走后，如果“口袋里没钱”，她只能有两种结果，“免不掉堕落或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还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所以，鲁迅要对那些说钱髒的君子说，只要“吃饭还要钱”，对那些说钱髒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饿他两天”，看他没钱怎么办？
当然，鲁迅先生这篇演讲，主旨还是妇女要解放，首先是经济权的解放，女人只有经济上独立了，才不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才是真正的解放。
有个大学教授说：（相国夫人）“为了家族的声望，她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她越是痛爱她就越是害了她”，在张生和莺莺结婚后，她“又逼张生去应试，说什么：‘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硬是把一对新婚夫妻拆散了。”
最烦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你在课堂上冠冕堂皇的说着“自由恋爱”至上，反对“门阀观念”，只怕你的女儿至少要嫁985、211毕业的大学生吧？或许还要嫁研究生什么的。你也不会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贾府里的焦大”吧？
鲁迅先生说，焦大“不爱林妹妹”，有人说，这是阶级感情决定的。我不相信焦大在那个时代就有自觉的“无产阶级感情”。 莎士比亚的说法又不同，他说：美是比金钱更容易让人起盗心的。“美的感受人所共有，爱的力量不可动摇。”“美色不同面，皆佳如目。”各位看官，你们觉得应该信鲁迅的还是莎翁的呢？我倒觉得焦大不是“不爱林妹妹”，非不爱也，是不能也。
《西厢记》中张生有两句唱词：“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铁石人尚且爱美，我不相信焦大就不爱美。
相国夫人在张生莺莺新婚后即逼张生上朝“取应”，那位教授说相国夫人残忍——“硬是把一对新婚夫妻拆散了。”我觉得相国夫人做得对：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张生难道不应该为了对崔莺莺的爱去努力拼搏吗？他能够躺在崔莺莺为他设置的温柔乡中心安理得的当“啃老族”吗？
综上所述，我觉得相国夫人作为自由爱情的对立面，她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成功的。就拿现在的一些影视剧来说，不是有不少豪门贵妇为了家族的利益，干涉儿子的自由恋爱，要儿子放弃自己的爱情，去娶“门当户对”的女人吗？所以，相国夫人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可能有的，从这点说，她就超越了时代，因为她直指人类的本质属性。
作为在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影响的人物，我们当然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
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说过：“歌德最大的功绩正在于他所描绘的一切，全都完美无缺：在他的作品里，看不见那（原文如此，疑应该用‘哪’）些部分强，那（哪）些部分弱；看不见有些部分是工笔描绘，有的部分是草率勾勒；没有局促窘迫的败笔，没有因袭传统的陈套，没有对细枝末节的偏爱。他小说和剧本中的每个人物一出场，仿佛便是主人公。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也是如此。其实在一切大诗人的作品里都没有什么配角，每个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论浪漫派》张玉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零年·北京）
按照海涅的标准，在第一回合的pk中，我不得不对博马舍说：“不好意思，博马舍先生，我要把我的一票投给王实甫了。”
注 有关《西厢记》的引文都摘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王季思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