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晓村政委的三次谈话。陈瑛将军:铭刻在心

景晓村政委的三次谈话。陈瑛将军:铭刻在心

展陈陈瑛将军事迹的纪念馆

1994年8月9日,景晓村同志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胆识才华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些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他领导下浴血奋战的人们的记忆中。多年来我铭刻在心的,是他与杨国夫司令员在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刻对我的三次谈话。

01 “四边这块根据地绝不能丢”

1942年2月,八路军清河军区决定调我到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独立营任教导员。行前,景政委和杨司令员找我谈了一次话。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四边这块根据地绝不能丢”,至今犹在耳旁。

这次谈话中,景政委和杨司令员首先分析了四边的形势。指出:四边是1938年创立的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它位于小清河南、胶济线北,西至淄河、东跨阳河,是我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又是插向胶济铁路两侧敌占区的一把尖刀,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敌人把我四边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不想把它一口吞掉。四边的党政军民为坚持这块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特别是1941年以来,这里成了清河区甚至全山东敌我之间“蚕食”和“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目前,这块根据地已被压缩在东西、南北不足20华里的小圈子里,情况非常危急。

景政委接着说:“鉴于四边严峻的斗争形势,军区决定调几位同志到那里加强领导。你们这次去的任务,就是下决心坚持四边的对敌斗争,这对于发展整个清河区的抗战至关重要。如果这块根据地丢掉了,敌人不仅完全控制了小清河以南地区,而且对我大部队在小清河以北的行动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四边这块根据地绝不能丢!说到这里,两位首长的态度十分坚决。

最后,两位首长嘱咐道:当前,四边的环境非常恶劣,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你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也要看到,四边是块老根据地,那里的老百姓非常好,这是我们战胜困难最有利条件。谈话后我即赶赴四边。一到这里,就感到确实像景政委和杨司令员讲的那样,形势十分危急,环境非常恶劣。在我们控制的东西、南北不足20华里的地区周围,除了日伪的据点外,还驻有伪保安部队,东有张景月、南有徐振中、北有李青山、西有王砚田,形成了对我的层层包围。我及时向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开展对敌斗争的办法和措施。大家都表示,坚决贯彻军区首长的指示,绝不能把四边这块根据地丢掉。之后,我们按照研究的办法,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展开了积极顽强的斗争。

我到四边后4个月,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7月1日,敌人纠集了几千人的兵力,采用“拉大网”、“梳篦子”的战术,对四边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把我坚持四边斗争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虽然我们在6月30日夜间得到敌人要进行大“扫荡”的情报,但为时过晚,部队已难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面对这种突然情况,我们当场口决定,部队包括四边独立营两个连、基干营一个连和四边党政机关干部共500来人,集中向广饶方向隐蔽转移,最后隐蔽在广饶城东南的一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我们的决心是:如果不被敌人发现,就利用夜晚将部队转移出四边;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集中兵力打开缺口向东北方向突围。幸亏我们隐蔽得好,没被敌人发现。在敌人的这次合围中,我部队和党政机关虽未受到大的损失,但四边的乡亲们却受到敌人的威逼残害,吃尽了苦头。

敌人这次合围还带了大批民工,所到之处,当天就在预定地点筑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敌人是想住下不走了,真的要把四边吃掉了。

我们大部队按计划转移出四边后,由我带一个排留了下来。虽然这个排化整为零行动,但仍难以站住脚,最后全排也转移出去,只有我带两名同志继续留下。这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各个村庄大都住进了民工,日伪军又反复进村搜查,弄得我们三人无法进村,有时化装在田里劳动,一天得换几个地方,吃住都在野外。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常是靠野菜充饥。这一年老天爷也不赏脸,夏季久旱不雨。我们天天盼着庄稼长起来,却迟迟长不起来,看到的却是敌人一座座炮楼筑起来了、一条条公路修成了、一条条封锁沟挖好了,这更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困难。但是,景政委和杨司令员关于“四边这块根据地绝不能丢”的嘱咐,一直激励着我们,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只要我们不离开,四边这块根据地就不会丢。7月底,久旱的四边终于下了一场大雨。不几天,青纱帐蹿起来了,斗争环境有所改善。我们度过了难熬的7月,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四边。

02 “群众是永远砍不倒的青纱帐”

1942年9月,我接到要我去军区汇报工作的通知。沿途几经周折,我赶到小清河北军区机关所在地,见到了杨司令员、景政委和军区其他首长。

军区首长对四边的形势非常关心,除分别与我交谈外,杨司令员、景政委和刘其人副政委还一起找我谈了话。我比较详细地汇报了几个月来四边的斗争情况,特别汇报了敌人修据点、挖封锁沟以加强对四边的控制的情况,讲到了8月份青纱帐起来以后我们斗争环境的改善……。

听完汇报后,首长们问的第一句话是:四边还能不能坚持?我想,7月份那么恶劣的环境都坚持下来了,何况现在有了青纱帐,所以立即回答道:能坚持!首长们接着追问一句:你们打算怎样坚持?青纱帐倒了之后怎么办?

谈话就从这里展开。首长们讲了在敌“蚕食”后坚持斗争的几个问题,重点是如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景政委说:青纱帐有利于我们的对敌斗争,但青纱帐会倒的,仅仅依靠它坚持四边的斗争是不行的。坚持四边斗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四边地区经过我们多年工作,群众基础是很好的。你们不能只在田野里游动,必须设法进村,到群众中去,广泛发动和周密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这是最根本的,群众才是永远砍不倒的青纱帐!

“群众是永远砍不倒的青纱帐”,这句话解开了前一段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为我们指明了坚持四边斗争的方向,坚定了我们开拓四边斗争新局面的信心。只要有广大群众的支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我这次到军区所接受的最重要的指示。最后,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四边地区的对敌斗争,决定新组建四边特务大队。调军区特务营营长陈景三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并从军区特务营和四边独立营抽调部分骨干组建。

谈话之后,我与陈景三同志先后回到四边,21个人的四边特务大队正式成立了。这是四边对敌斗争的一个新起点,我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时,以往我们活动所依赖的青纱帐还没有倒,但我们的斗争方向却有了根本的改变,决心离开青纱帐进村,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建立“基点户”、“基点胡同”和“基点村”的经验。这些“基点户”、“基点胡同”、“基点村”成了我们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的立足点。四边不愧为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看到我们没有离开四边,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群众中真正扎下了根,在四边真正站住了脚。

我们把广泛发动群众和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时敌人横贯四边东西挖了一条封锁沟,把四边切成了两半。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特务大队划分成六七个组,每组三个,陈景三同志带几个组在封锁沟以南、我带几个组在封锁沟以北活动。各组又划定区域,独立斗争。我们白天隐蔽入户,住进基点户做群众工作。夜间出村,大张旗鼓地开展攻势,打击敌人,一时间,到处是四边特务大队的活动,名声大振,把敌人搞得蒙头转向,始终也弄不清四边特务大队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枪。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大长了边区人民的志气,敌人真的胆怯了。1943年春节来临时,我们以四边特务大队的名义,给周围据点的伪军送了一封警告信,命他们大年初一到初三不得出炮楼活动,如有违者,严惩不贷。果然,敌人三天没敢出炮楼。四边的群众过了一个安稳年,我们特务大队也集中到“基点村”----刘家集欢度了春节。

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既不是靠天,也不是靠地,靠的就是群众这一砍不倒的“青纱帐”。

03 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

194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我与县委书记李荆和同志按照上级通知先后到军区汇报工作。我是3月初的一个晚上出发的。当时天气还非常寒冷,敌人对小清河沿岸的封锁非常严密。我们一行5人趁着夜暗,以最快的速度,连续越过几条封锁线。当我们踩冰涉水渡过小清河之后,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次我在军区住了六七天,杨司令员、景政委和刘副政委等军区首长集体找我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着重汇报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经过半年来的工作,四边的斗争形势明显好转。二是四边的灾情。上一年四边先是夏季大旱,后来又遇早霜,秋季基本上是颗粒无收,加上敌人的不断“扫荡”搜刮,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有些群众包括我们有的战士因饥饿已开始浮肿。组织群众和部队度过春荒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

在我汇报的过程中,首长们神情专注,并不时提问,要我讲得再详细一点。待我汇报后,首长们对我们半年来对敌斗争的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四边面临的春荒十分关切,并对以后四边的工作作了指示,特别是突出强调了加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团结的问题。

景政委说:根据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我们陆续调整了部分地委、军分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多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兼任了县大队(独立营)政委、区中队指导员,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这是加强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的重大措施。无论做什么工作的,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团结奋斗。

他说:我们长年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中,有的同志对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之后不太适应,有的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间出现了不够团结的苗头。这是十分有害的,万万要不得的。我们所处的环境越艰苦,面临的斗争越残酷,越需要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尤其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现在我们在敌后斗争、活动可以是分散的,但领导必须是统一的,思想必须是一致的,团结必须是坚强的。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做维护团结的模范。同志之间相互支持,各方面工作密切配合,这样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强的敌人也能战胜。我当时体会,景政委的一番话是在循循诱导我们联想四边的情况,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我们四边的领导干部彼此之间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各项工作配合得也不错,但离首长们的要求还存在着差距。所以,我立即表示,回去后一定按照首长们的指示和要求去做,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委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地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我和李荆和同志先后返回四边,即组织领导干部传达学习了军区首长的指示,具体地分析了四边的情况,各自进行了认真检查总结,并就下一步的斗争作了安排。这之后,大家都在思想上更加重视团结,工作中更加注意配合,县委领导班子的面貌和领导水平有了新的变化和提高,党政军民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对敌斗争也更加活跃了。

同时,我们加快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健全,积极争取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开展了瓦解敌伪的工作,并把斗争向敌人的控制区展开。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基层党组织基本恢复和健全了,村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中,群众发动得更加广泛了,敌伪的据点里也大都有人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在对敌斗争中我们逐步取得了主动权。四边特务大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援下壮大了,由原来的21人发展到了100多人,各区也都先后建立起了区中队。这些,为以后的斗争,也为夺取四边抗战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基础。

景政委等军区首长对我的三次谈话,是在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斗争任务极其艰巨的情况下的谈话,我铭刻在心,受到的教益也是非常深刻的。这三次谈话不仅为我当年坚持四边的抗日游击战争树立了信心,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仍然给我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景政委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才华,他的朴实作风、善于团结同志等优秀品德留给我无尽的思念。

陈瑛

(1919-2004),山东省章丘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八路军3支队团政治处干事、清河军区7团、直属团连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清中军分区政治处副主任、清河军区独立营教导员、特务大队大队长。1945年8月任山东渤海军区特务2团3营营长、团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7师2团政治处主任、第3野战军第28军83师247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长、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书记、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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