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開玩笑說中國現在有一種文藝商業片，《無名之輩》可能有點像這種類型。一開始做的時候它就是商業片，但因為我是戲劇圈出身，又接受過戲劇的滋養，所以這種慣性思維帶給我們，在做電影的時候也要求故事有一定的藝術性、文學性或者哲學性，總想有一點這種東西，算是我身上的烙印。”
此刻，聽筒另一邊的饒曉志正剋制地分析著《無名之輩》的定位，言語間流露出的從容自洽讓人感覺他本身也和電影一樣，能將兩種背道而馳的情緒融合地恰到好處。
電影裡，時而希望破滅、時而希望重建，觀眾和主人公一樣活在“等待戈多”的無常裡；電影外，饒曉志直面內心對於成功的渴望，又時刻保持著對待藝術的清醒追求。“文藝商業片的成功對於行業而言意味著什麼？”面對記者拋出的問題，他很快作答：“我覺得這只是我的選擇，創作者的選擇。”
很顯然，饒曉志已經接受了“等待戈多”的宿命。
饒曉志：我依然是在漩渦裡的人
饒曉志出生於貴州，和很多有情懷理想的年輕人一樣，他渴望“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於是他18歲離開家鄉，從小鎮、縣城、省城一路闖到首都北京。2003年，饒曉志在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順利畢業，他沒有一下子撲進戲劇行業，反而不緊不慢地開起了特色餐館。
導演饒曉志
但事實證明，上帝不願意看到這個有才能的年輕人囿於廚房，果斷在生意連續火爆12天之後，讓其借“非典來襲”關門大吉。與此同時，上帝也為他打開了另外一扇“窗”，饒曉志通過同學得知，中國當代戲劇領軍人物孟京輝正在為一出新戲海選演員。
這讓他躊躇滿志的決定，要撿起老本行。面試當天，饒曉志見到了孟京輝本人，後者只看了他一眼，就點頭答應了。但喜悅的心情還未來得及平復，他就得知一個“噩耗”，自己所飾演的人物不過是眾多群演當中的一個，更糟糕的是需要全程佩戴面具，不能露臉。
儘管饒曉志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角色，但此後經年，這種不可說的“無常感”卻一直籠罩著他。從“群眾演員”、“角色演員”、“副導演”到開創紳士喜劇，再到推出首部大熒幕處女作《你好，瘋子！》慘遭質疑，饒曉志的人生始終在“等待戈多”裡循環。
2017年，成了他從業以來最為低落的一年，哪怕現在提及如何衡量《無名之輩》的成功，饒曉志依然會有些敏感地說道，“票房不賠錢我覺得就是一個進步，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進步了。”
電影裡，眼鏡看到電視臺播出的惡搞視頻，氣到崩潰失控。“拍完《你好瘋子》，看到那些惡評那麼罵我，我也很崩潰”，饒曉志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就像是《無名之輩》裡的馬先勇，“我拼命地想要做第二部，票房幹出點成績來證明自己”，他認真地告訴記者，“我依然是在漩渦裡的人，沒能跳開。”
這份有關尊嚴的掙扎，最後蔓延到了每個人物身上。《無名之輩》編劇雷志龍在文章中就曾提到，電影殺青之後，曾趁著在剪輯房看剪輯中途休息的空檔，和饒曉志聊起過電影裡的人物，“某一刻，我們有了同一種感觸——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關於尊嚴的故事”。
而但當娛樂獨角獸在再次提出關於電影主題的問題，饒曉志卻明確表示，“我從來不公開談論這個”。在他看來，創作者只能預設情緒點，至於觀眾能夠在電影當中感受到什麼，那要因人而異，“如果非要從藝術性上的角度來講的話，我覺得能有什麼共情都是對的”。
正如同他在話劇《蠢蛋》彩排現場接受採訪時所說的一樣，“我在劇場一向是一個提問者，就是我對社會有思考，但我沒有答案。”面對觀眾的質疑不辯駁、不解構，或許這也正是戲劇導演出身的饒曉志，作為創作者本身所追求的一種體面。
鄉愁：我認識這些人，所以我心疼他們
在從英國返回北京的飛機上，饒曉志第一次聽到堯十三的《瞎子》，他當即被一縷名為“鄉愁”的情緒擊中，原本還需要喝酒抵禦降落恐懼，彼時卻已經忍不住要落淚。“鄉愁”，這是近幾年越來越少能聽到的，被堙沒在嘈雜、浮躁社會環境中的一個詞彙。
回到北京以後，他找到編劇雷志龍，想以人為切入點講“鄉愁”，“因為都是從小鎮到北京，一路上我們經過很多人，我們也認識很多人，像電影裡的角色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認識他們，雖然他們不是什麼原型，我的意思是那種生活，他們身上那種特點是我們所認識的。”
一開始，饒曉志和雷志龍創造了大量的人物，光人物小傳就寫了幾萬字。數量上比當前電影中出現的要多兩組，但是彼此之間各自獨立並沒有任何聯繫。
“等把每個篇章的故事都做紮實了，人物都基本上在字面上，我們才開始引入多線敘事和以點帶面的表達方式。在人物規定情境和人物特定的關係當中我們找出他們的關係，把這些人物糾結在一起，然後構成這麼一個網，交叉呈現出來。”
因此，《無名之輩》的初衷其實並不是多線敘事，而是為了樹立人物形象。饒曉志告訴娛樂獨角獸，“演員表現好就是對的，就是應該讓演員演好，因為演員的魅力加角色的魅力，就等於最後的熒幕形象，這些熒幕形象只要立住了，對我來說這個電影就成了。”
電影在合肥上映的第一天，有個男孩站起來提問，話還沒有說出口就已經泣不成聲。
饒曉志回憶當天的情形，“他把嘴咬的特別緊，嘴角向下的，站起來戴個眼鏡，好像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說，你們進來的時候他們在鼓掌，而我在流淚，他說我是一個播音主持的學生，但這麼多年我覺得一直都挺傻的，在這開始就說不下去了。”
本來饒曉志接過話筒，是要說兩句安慰他的話，“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我看到他的樣子我就哭了。就像整部電影結束以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所有觀眾。有些觀眾說了在這裡面得到一種感傷，但是也有希望和溫暖，但其實我對對這些事情也都沒有答案。”
或許對於饒曉志而言，恰恰是那種心境的投射，感同身受。他始終強調，“我認識這些年輕人，我也認識這些中年人，我總覺得這些人讓我，因為這裡面每個角色其實也有我的影子，在某一個階段的影子，或者有我身邊人的影子。”
記者手記
採訪最後，聊起《無名之輩》的結局。
眼鏡一定要打響那一槍嗎？“在我看來是一定”，饒曉志解釋道，“實際上我給了他們一個最大的善意，無論他們跑掉了還是私奔了，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對馬先勇來說他中那一槍可能會讓他把心中的執念放下，從而開始新的生活。其實這一點上我是不夠殘忍的。”
採訪過程中，饒曉志透露，《無名之輩》其實也有另外一個結局，就是人物都死光了，“最後為什麼沒有采用？”聽得出來，饒曉志似乎面露難色，“就是覺得還是不行，沒有那麼...”“沒有那麼大的勇氣？”我追問道。“其實還是因為心疼”。
或許正如很多影評人說的那樣，這部電影裡裹挾了太多導演對小人物的悲憫情緒，而饒曉志本身也是一個內心柔軟的人，即使他自己可能覺得這樣的形容詞，太矯情了。但或許恰恰是有了饒曉志的這份柔軟，才能誕生這幅荒誕卻又不失可愛的小人物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