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2月9日，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年9月25日，偉大的中國文學家魯迅誕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的良心，魯迅是中華民族的良心，他們都是民族苦難的記述者，人的靈魂的叩問者。
魯迅深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稱俄國文學為“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和掙扎”，“明白了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這些俄羅斯文豪都不同程度影響了魯迅。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認為是俄羅斯文學的傑出代表,被西方現代派作家追認為鼻祖。有人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他對後世的尼采、福克納、加繆、卡夫卡、弗洛伊德、喬伊斯、甚至對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經常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苦難是什麼，苦難應該是土壤，只要你願意把你內心所有的感受，隱忍在這個土壤裡面，很有可能會開出你想象不到的燦爛花朵！”
中國人常說“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後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個不幸的天才，在苦難中度過一生，9歲那年突然患癲癇病，之後間或發作伴其一生；參加聖彼得堡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研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差點被槍斃，結果被流放西伯利亞；沉迷於賭博，被迫到歐洲避債。“把所有的不幸放一個人身上，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成就驚人，處女作《窮人》一發表就被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高度讚揚，根據獄中的經歷寫的《死屋手記》可以說傾倒了整個俄羅斯，據說連沙皇都被它感動得落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就可以說配得上他的苦難。
在世界文學史上對人的靈魂深度挖掘的作家寥寥無幾，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一個，魯迅也是一個。魯迅稱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類靈魂的偉大審問者”。魯迅在《〈窮人〉小引》中這樣寫到：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 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魯迅也敬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但是魯迅卻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說有兩個作家不能愛，一個是但丁，一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魯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說：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麼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卻沒有很細心地讀過他的作品。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裡，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巖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裡，來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地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矢斯基，則彷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偉大，但是魯迅的態度就是“廢書不觀”。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說：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酷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裡的不幸的人。
魯迅為什麼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呢？魯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說得很明白：“不過作為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苦難的態度是忍，寄希望於宗教。魯迅則恰恰相反，他對宗教懷著勢不兩立的憤恨態度，在《祝福》中，他刻薄地挖苦“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菸，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把神仙比成了醉鬼和流浪漢。
兩國的歷史文化不同，決定了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曾信仰西方的社會主義，後來轉向俄羅斯東正教，認為理性是惡的根源，主張在宗教和道德的基礎上去改造生活，實現社會正義。所以高爾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邪惡的天才”，一個反動派，向壓迫被動地投降的辯護士。
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普羅大眾，著力於描寫病態的社會、痛苦的人生。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死屋”，這裡沒有任何希望與光明，只有絕望和悲觀，無能無力的呼號。而魯迅用“鐵屋子”來比喻中國當時的現狀，“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的目的絕不是坐以待斃而是號召人們推掉這“鐵屋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忍，要求助於神，這對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來說太陌生了，魯迅先生的目的是叫醒昏睡百年的國民。
李春林在《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這樣認為，“魯迅是又用凸透鏡將那經過分析的光線聚合在社會潰瘍的焦點上，使那人間的不平和痛苦顯得更真切，使目睹者驚醒和感奮起來，立足於地上的鬥爭，以實現社會的解放。而陀氏接著使用的卻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凹透鏡，把一切都散射到天上，在天國裡解決一切問題，消盡一切痛苦和不平，使人在神那裡得到解放。“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使徒精神，關注彼岸世界，沉迷於宗教。魯迅是醫生，解剖國民性，魯迅是戰士，為民族解放而戰鬥。所以魯迅不喜歡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