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
人生可以複雜到什麼程度呢？新時代的我們可能難以想象：短短58年的人生，卻要橫跨兩個世紀、三個時代，經歷著大環境的起伏革新，那是怎樣的一種體會？
受了新思想的薰陶卻不得不套入舊思想的牢籠，因父母之命不得不娶素未謀面之人，那種求而不得的痛苦到底有多深？因那鬱郁不得志賭氣給兒子起個晦氣名字，有了父子情卻“詛咒應驗”，這種自責與哀傷到底該如何化解？
面對藝術家的自由靈魂與現實規則的巨大矛盾，徐悲鴻一次次艱難抉擇。
他就像是個孩子，帶著舊思想闖入了烏托邦新世界，面對強大生命力的新事物，他心生嚮往勇敢前行，卻因心急不時失了尺度與分寸，只得一次又一次抓住他眼前出現的新浮木，直到逐漸認識這個新世界，認識真正的自己。
出生平凡，教書將父親引入繪畫道路
1895年，徐悲鴻出生於宜興的一個平民家庭。父親徐達章是位教書先生，母親是個標準的賢良之人。
徐悲鴻
他生於晚清，這個面臨巨大變革的年代鮮少有人重視教育，幸好父親明白文化的重要性，於是6歲時，他便隨父親讀四書、學五經，每日識字塗寫，興趣濃厚。
9歲，父親開始帶他繪畫。父親想著，繪畫可能謀不了好差事，但好歹有門手藝傍身，可備孩子不時之需。
可能徐悲鴻天生就是畫者吧，極高的美術天賦傍身，興趣濃厚，肯吃苦有耐心，每天午飯後臨摹一幅畫他也從不叫苦叫累。繪畫技藝日漸純熟。
10歲時，他已能幫父親在畫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書法也不錯，甚至可以為鄰里鄉親寫對聯賺點閒散銀子。13歲，隨父外出，以賣畫寫字為生，貼補家用。
離鄉雖然艱苦，但也讓少時的他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有了更多的閱歷。等到17歲，他已然獨自外出，甚至到那時最富庶的上海賣畫謀生。
徐悲鴻作品
在這個新舊思想激烈碰撞的前沿陣地，他開始瞭解西方繪畫技藝，只因父親病重，不得不趕回宜興。
在徐悲鴻的畫室裡，有一副對聯寫著——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從此觀一些他的性格，將來的事情定然有喜有悲。
改得了名，卻逃不過父母之命的婚姻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悲鴻踏雪泥”。徐悲鴻將父母取的名“壽康”改成了“悲鴻”，終究是改了個順遂心意的名字。
和康有為、梁啟超、徐志摩等人處於同一時代，他同樣有著革故鼎新的思想，17歲的他將迎來人生的一個重要選擇，新舊思想的矛盾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那年回老家，一方面因為父親病重想看到兒子成家，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男子17歲成家實屬正常。於是，父母開始為他張羅婚事。
17歲放在現在是什麼概念呢？17歲是未成年，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與結婚儼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但17歲的他卻面臨著成家這一人生的重要命題。
父母的眼光終究是保守的，很快就敲定了一個準媳婦——家世清白、裹著小腳、溫柔賢惠、恪守三從四德。這樣的姑娘是舊時代女性的標準典範。
只是他可不這樣想，受新思潮影響的他，一不想早早娶妻生子，二不想被包辦婚姻，三更不想和一個素未謀面的人相伴一生。所以他強烈反抗。
他逃了一次又一次，苦苦掙扎，只是終究沒能拗得過家裡，成了親。可是他拼命想逃脫的這場婚姻，也不知最終到底是圈住了姑娘還是困住了他。
帶著怨念為孩子取名，7年便應驗了“詛咒”
用婚姻換來了自由，他再次離開家，去了遙遠的上海，只是這個對他而言憑空多出的家庭，讓他壓抑煩悶。
妻子大概以為他會掛念，雖不識字，但依然時常託人寫信，告知他家中情況。但他對這一切毫不關心，收到的信件甚至不等拆開便進了垃圾桶。即使父母百般催促他回家探望，也依然無濟於事。
他是一個崇尚自由的藝術家，處在新舊變革的他，急於扔掉身上心裡的舊東西，奔向新世界。
而這場婚姻，就像白紙上的那一滴紅墨水，刺眼、滲透的面積越來越大，時刻提醒著他，他的人生依然有著封建色彩。他厭惡，想趕緊切割掉這一部分。
所以當孩子出現，對他來說，意味著那滴紅墨水又滲得更深了。就像對待人生的汙點那樣，他滿懷惡意，給孩子取名為“劫生”，因劫而生，應劫而結束一生。
他不愛這個孩子，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
直到孩子4歲時，他偶然回家發現了孩子的美術天賦，那一瞬間迸發出來的“後繼有人”的願望才讓他有了幾分父愛，
就像曾經父親教自己繪畫一樣，他也開始教兒子繪畫，但他依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己的中西繪畫學習上，一直在外半工半讀。
他的父愛終究來得晚了些也略顯單薄了些，即使自己的父親給孩子改名為“吉生”也未阻止厄運。
1920年，這個不受父親待見的孩子染天花病，
7歲便不治身亡，終究是中了自己父親的“詛咒”。髮妻失了孩子，也見不到丈夫，終日鬱鬱寡歡，不久便去世了。改名的儀式感，藝術鼎盛期的到來
星座之說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半點不信。就像巨蟹座的徐悲鴻，他天然感性至上，有藝術細胞，還有點特別的浪漫與儀式感——改名。
尤其是在自己的青年時期，掙扎在新舊思想的巨大旋渦中，還做出了一些藝術家的誇張事情。
他先是在上海遊學時，與復旦大學蔣梅笙教授的女兒蔣棠珍暗生情愫。因其已有定親對象望族查家，兩人私奔到日本，1919年又去法國留學。
蔣碧薇
他將對方名字改成“蔣碧薇”，在兩枚水晶戒指上刻了二人名字，日日戴在手上。不過白月光最終是成了一粒白米飯，消磨在了生活的瑣碎之中。
後來，他移情自己18歲的學生孫韻君，故伎重演，先是改對方名字為“孫多慈”，後又刻了對有“慈”和“悲”字樣的紅豆黃金戒指。只不過，因為孫家反對，即使他為了孫多慈登報與蔣碧薇斷絕關係也無濟於事，兩人最終也沒有走到一起。
1919年到1945年，伴隨著徐悲鴻個人情感生活的經歷，他的事業方面也經歷著一步步的轉變，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成長起來的中國近現代畫家、美術教育家。
他外出遊歷、留學研習正統西式畫法與技巧，從廣泛學習到初具風格，再到學成回國致力創新中國美術教育。
他博採眾長，將中西方繪畫技藝融會貫通，逐漸形成明確的現實主義風格，個人風格一步步趨向穩定，此期間留下《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圖》等多個傳世名作。
坦率的自我表達，勇往直前的革新，給徐悲鴻帶來了家庭的遺憾，但也成就了他繪畫事業的傳奇。
遇上最後一任妻子，藝術家歸了根
或許是年齡的增長讓他愈發明晰自己的所想所要，也或許是經歷了動盪時局的他最終也有了一顆安穩的心，當一切散去，當小自己28歲的廖靜文出現時，一切似乎都剛剛好。
1946年1月，22歲的廖靜文如願嫁給了50歲的徐悲鴻，那個他敬仰的男人。
廖靜文說：“他善解人意，體貼入微，作畫已入佳境，又能夠珍視天倫之樂。”他去世那天，她抱著他已經冰冷的身體慟哭，卻發現，口袋裡依然裝著三塊水果糖——那是他對她的特別寵愛，每次外出都會帶三塊糖，兩塊給孩子，一塊給她。
出身社會鉅變的過渡時期，清末的遺留文化與新時期的文化碰撞，內心向往自由與世俗規則的矛盾，無論是生活還是事業，徐悲鴻前期更多是追求自由，後期風格更寫實，這也是他內心歸位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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