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亮相”，是一名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清流派自命清高，标榜名节。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注重实利，“论才能不论人品”，“论功利不论气节”，这在清流派看来，自然是一股“污染”社会环境的“浊流”了。可人们一般不作此称呼，而是名之为“洋务派”。
李鸿章
清流派与洋务派水火不容，他们顽固守旧，拒斥西方文化，一意主战，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清廷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延缓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潮流的进程，故有“清议误国”之说。
清流派虽然未掌实权，但他们上书言事，评议时政，在“人言可畏”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强大的“杀伤力”使众多朝臣颇为忌惮。
张之洞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作为清流派的主要干将，张之洞享有“青牛角”（“青牛”与“清流”谐音）之称。
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增加赋税，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事情败露，便谎报百姓谋反。
四川总督轻信孙定扬所言，派兵进剿，酿成“东乡惨案”。民众不服，进京控告，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
彼时，张之洞在四川，对冤案了解甚详，于是，他在1879年五月一日这一天，连上三道折子，详述惨案始末，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张之洞奏章一出，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多年冤案就此得以平反昭雪。
还有轰动一时的“庚辰午门案” 。
1880年中秋前夕，小太监李三顺受慈禧之命，给慈禧胞妹送食物时强闯午门。依清廷惯例，太监出宫不能直走午门，而李三顺依仗慈禧之势，直冲午门。几名护军强加拦阻，推搡中将食盒撞翻。李三顺恼羞成怒，返回宫中，经首领太监告御状于慈禧。
慈禧大怒，不仅偏袒太监，还欲将几名护军处以死刑。廷臣虽多持异议，但慑于慈禧之威，谁也不敢公开表态。就在这关键时刻，张之洞与另一名清流派成员陈宝琛同时上疏诤谏。
陈宝琛直言无忌，认为本案应该公正处理。而张之洞则语气委婉，十分讲究策略。
慈禧看过两道折子，特别是张之洞的奏章后思虑再三，下旨对护军处以杖责，或流放，或圈禁。小太监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一桩看似已成定局的案子，在张之洞等人的上疏力争中出现转机，得以公平“落幕”。
有人作过统计，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张之洞上疏达十九次之多。他的奏议，
虽有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但更多的是针砭时弊。他还特别善于选择时机，把握分寸，显得有理有节，这也是张之洞与其他清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
清流派健将大多因空言务虚、树敌过多等原因，命运乖舛，最终没有落下什么好结局，唯有张之洞不断升迁：先放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二十余载，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达至人生峰巅。
芦汉铁路开通，张之洞坐上首班列车
张之洞直线“蹿红”，主要得力于慈禧太后的信任与提携。
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12岁考中秀才。15岁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一时才名噪都”，连慈禧太后也有所风闻。
然而，此后的张之洞似乎从科举考试中销声匿迹了。以致10年之后，慈禧太后不知怎么想起了15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为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而不解。
原来张之洞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考试，也就一误再误了。慈禧弄清缘由后，不禁深为惋惜，心中暗生提拔之意。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
为此，张之洞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促使他对慈禧太后一辈子效忠不贰。
慈禧善用手腕，喜弄权术，她控制大臣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手段，便是“平衡牵制术”：让主要大臣相互间扯皮拉筋，你争我斗，她便从中坐收渔利。
清流派的出现与坐大，便是她有意“制造”的。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实力日渐扩大，慈禧便培植清流派，加以钳制。
1875年，同治帝病逝，为保持“母后”地位，长期垂帘听政，慈禧不惜违反祖制，从同治帝同辈人中挑选继位新皇。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事隔4年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身服毒药，以“尸谏”方式，再度掀起立嗣风波。
吴可读在遗折中写道：“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又说“两宫太后，一误再误”。
一时间，朝野震惊，慈禧无以自辩，处境十分尴尬。
这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上疏为慈禧极力辩解。他“援引经旨”，说载湉继位不仅“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也“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此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又以务实的态度指出，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新皇光绪帝位，极有可能招来政局动荡不安。
张之洞奏折一出，慈禧之围稍解，又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张之洞为报效慈禧之恩，竟违心上书，他的处世圆滑、首鼠两端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