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声明：吴学华讲历史的本书已经获得原作者钟连成老师的授权，拒绝任何人转载谋利。
#423头条知识节#
上一节说到杜月笙在香港，大陆和台湾都想他站队。
台湾方面，“内政部长”洪兰友不时代表蒋来看望他，其用意也不外乎拉他去台湾，免得他被大陆所“利用”，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有一次，洪兰友摇晃着白白胖胖的脸，得意忘形地说：“镛兄，您在香港又是何苦呢？蒋公对您如此器重，何不到台湾定居呢？再说他老人家不放心您啊！”
杜月笙听出洪兰友的话中有刺，冷冷地回答道：“洪兄，我的身体状况恶化至此，实无精力做事，去台湾之事以后再议吧！”
“好，好。”洪兰友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又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张委任状，用夹着雪茄烟的手递过去，“镛兄，如果目前去台湾有困难，那就在香港做点事吧。”
杜接过委任状一看，见上面写着“兹委任杜月笙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劵港奥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字样，委任状下面，还有一个大信封，内封储蓄劵一沓，显系送给他的肥水，让他上钩再说。
杜月笙看着洪兰友笑眯眯的菩萨脸，知道此人老于世故，绵里藏针，多说无益，说声：“洪兄，你看我还能做事吗？”便退入内室，把委任状留在桌上，洪拿走也不是，不拿走也不是。
后来，陆京士、吴开先等人也来看过杜月笙，车轮大战一般，劝说他去台湾，结果也未能说动他。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原来杜月笙应大陆的邀请，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钱新之，原也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筹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他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还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也差点打退堂鼓。谁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着急，忙叫手下人去说服钱新之，结果未说动。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澜。
由于这段时间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复发，不得不听从医嘱，卧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泼出去的水难收，他想起这句话，便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罢。”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1950年4月的一天，蒋常去的台北郊外别墅，呈现出一派森严的气氛。傍晚时分，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先后驶到，走下一个个或戎装或西装或中山装的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接到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赶来此地晋见蒋的。当几位心腹干将出现在办公室时，蒋破例地一抖身子，别转身去，鼻子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哼”声，却一言不发，也不让座，直吓得老资格的张群等人笔挺地站在墙角，不敢进也不敢退。
半晌，蒋大吼一声，转身扔过来一张《中央日报》：“你们自己看看？好好看看！你们的老朋友杜老板现在怎么样了？”
俞鸿钧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胆子稍大，他拾起报纸，上下扫描，找到一则用红笔圈过的报道。该报道转引新华社消息说，中国银行将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原任商股董事、现在香港的杜月笙、张公权、百光甫、宋汉章、李铭等人已正式出具委托书，将委派代表前去北京参加会议云云。
俞鸿钧时任台湾财政部长，自然要负责，赶忙趋前一步，说：“总统息怒，这会不会是老杜他们迫于那边的压力，出于无奈呢？”
蒋这才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随后用宁波官话说：“娘希匹！那帮银行家随风转舵倒也罢了，想不到老杜也来这么一手，难道他还想回上海滩当大亨不成？”实际上，大家早已知道此事，而且已拟了应对方案带来，只是没有想到蒋会如此动怒。
张群不愧是蒋的左膀右臂，顶尖高参，出主意说：“蒋公，此事大有周旋余地，可抢在北京开会前，让他们发言改变主意，至少也必须让他们来台湾开会。我建议，台湾‘中行’立即筹备召开董监事会议，时间就定在北京开会前后，只要杜月笙来，或者派人来，那么中共的宣传影响就不起作用了。”
蒋对张群自然言听计从，不住地点头。
这次“御前会议”，最后通过对付杜月笙的三项办法，并立即付诸行动：（1）要求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前致北京中行的委托书系出胁迫，决予放弃；（2）要求杜月笙等出席台湾“中行”定于4月20日召开的董监事会议；（3）最低限度，杜月笙等亦须同样出具委托书，派代表来台北。
蒋亲自指派俞鸿钧、洪兰友两人，立即飞赴香港，直接找杜月笙问话。
俞、洪非等闲之辈，到香港后，先不见杜月笙，而是分头拜访张、陈、宋、李诸人，想从外围寻求突破口，然后再集中精力对付杜月笙。他们认为，“中行”要挟蒋之“圣旨”，恩威并施，这批银行家不免畏缩动摇，闹起内讧，到得此时，事情就成矣！
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叫秘书骆清华转告诸友四个字：“坚持立场。”
杜虽是帮会头领，但为人极重信义，一诺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这点在上海滩是无人不知的，所以就凭这句话，这班鼎鼎大名的银行家们，始终没有翻悔他们所作的选择。
事情白热化了，俞、洪没有办法，只得找上杜家宅门，硬着头皮，兴师问罪。对于这等人物，杜月笙定下快刀斩乱麻之策，不与之纠缠，亦不与之辩白，见面之后，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做人最重信义，不能说谎，更不愿卖友，此次北京中行开会，我等已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听命了。”
俞、洪一听，知道再说无用，掉头悻悻而去。
“中行事件”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予以威胁恐吓，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范。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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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对女人的权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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