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记者 —— 写在我的第十个记者节前夕

我是一名记者 —— 写在我的第十个记者节前夕

我和新闻的结缘,来得很偶然。

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同学都忙于找工作。我读的是艺术,当时还没想好是继续升学还是找艺术馆的工作,于是就把找工作的事先搁一边,埋头写毕业论文。刚好香港电视在举办《未来主播全球招兵战》,新闻系的朋友让我陪他一起参赛。后来我赢了。香港电视和我签约一年,做新闻主播和记者。就这样,没毕业的我做起了新闻主播。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我人生中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比赛而已,没想到,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进入凤凰卫视后,我走到新闻前线,不知不觉间,对记者的工作上了瘾。后来我才明白,记者从来不只是一个职业,它更是一股流淌在新闻人身体内的血,渗透在你每一寸肌肤之下。

我入行的时候,电视还不是高清,智能手机还不算很流行。有一次出席记者会,我用手机记笔记,被人质疑我为什么在记者会上玩手机。环顾四周,身边的记者都拿着纸笔速记,大家还不习惯用手机打字。

这十年,香港记者的起薪点几乎没怎么变过。起薪点低,加薪微薄,工资和付出不成比例。有一次采访争取最低工资游行,我问游行人士工资是多少。对方说完,我掐指一算,她的时薪比我高。行家笑言,记者的时薪还不及茶餐厅的侍应阿姨。但因为热爱这份工作,我们都在记者岗位上坚守着。曾有前辈调侃,如果选择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一个月可能有29天不开心,只有出粮那天开心。做记者不同,我们一个月可能有29天都过得很充实,但出粮那天最不开心。

十年间,香港的传媒生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电视台倒闭,有电台停播,有报纸陷入财困等等。新媒体自媒体陆续兴起,很多人说,传统媒体行业已经步入寒冬,而且春天可能不会来了。

我一直很敬佩老一辈的媒体人。很多人一辈子可能只打过一份工:记者。

但近年,香港记者行内出现了一句话:“三年一代,五年是大限。” 行家说,做记者五年,就应该转行寻觅出路。眼看身边很多同期入行的记者朋友毅然离开传媒行业,曾经的满腔热血,最终敌不过现实,转换跑道。也有人主动卸下记者身份,临走时还留下一句:外面世界那么大,传统媒体早就没戏,留下的人是傻是笨,还是浪费时间?

这些年,我曾有过很多离开这个行业的机会,不少都是高薪高职位。朋友问我,不离开这行的人,究竟是不甘心,不妥协,还是不舍得?有一次,我和一个转行后又返回记者岗位的朋友聊天。她说,行外的朋友看到她转行,纷纷恭喜她,但她心里反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被折翼的感觉。于是她又回到媒体行业,感觉在这里才能展翅飞翔。我突然意识到,是那份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理想和使命感,让我们继续坚守。

我到大学做分享,学生问我:“你当了十年记者,在做过的独家新闻和采访过的政要名人里,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我发现,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新闻,原来最难忘的,反而是一个眼神、一张笑脸、一件物件,或者一个可能早已被遗忘的小人物。

入行第一年,我曾采访一个爱跳街舞的少年。他说,大家都说他们跳街舞的人是“飞仔”,不好好读书,整天无所事事。父母甚至因强烈反对他跳街舞而和他断绝关系。后来他在一个街舞比赛中获得冠军,含泪接受了我的采访,说希望透过行动告诉爸爸,跳街舞的不一定是坏学生,这是他的梦想。

新闻播出后,我收到男孩的电邮。他说,非常感激我的报导,他爸爸看到新闻后主动约他喝茶聊天,没想到父母竟说以他为傲,家人间更冰释前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一则看似普通的报导,原来可以改变一个家庭。那种喜悦,终身难忘。

再后来,跑国际突发,经常要出差。我家里长期放好四套跑突发的衣服:两套冷、两套热,还有药妆包和简单梳洗的用具,收到消息就可以直奔机场。新闻过后,回头再看,天灾,人祸,生离死别,读者观众眼中的新闻,对亲身经历的人,却是永不磨灭的深刻记忆。

云南鲁甸地震时,我采访过一个十岁的小妹妹。她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塌了,她把我带到灾民临时安置点。房间非常简陋,只有一张床,床上有张毛毯,旁边有一把小梳子,还有一本簿子。小妹妹说:“我晚上就和爸爸妈妈和奶奶一起睡在这里。我喜欢漂亮,这是我最爱的玩具。” 小女孩指着那把梳子,然后往床上一跳,害羞地用毛毯遮住自己的脸。我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她说:“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做有用的人,爸爸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小女孩名叫李金艳,她说,奶奶希望她 “人生艳丽”。她的眼神,房间里的一切,我至今历历在目。

马航MH370失联,很多新闻内容我已模糊了,但却经常想起曾专访过的失联乘客家属徐先生。徐先生的太太公干后准备回北京,不幸登上了失联飞机。那是她退休前最后一次出差。近七旬的徐先生在采访中说,很想告诉太太:“快回来吧,我们结婚46年了,子女都长大了,别那么辛苦了,我们俩口子退休好好出去走走吧。” 他告诉我,当时穿着的格子背心,是太太送给他的礼物。遗憾的是,他说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采访后,我和徐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他经常给我发养生的文章,说记者工作太忙,担心我们食无定时,太劳累。他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缅怀太太的文字。后来他身患重病,不太用微信了。但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信息问候他,收到他的信息我就会很激动,哪怕只是“放心”两个字。这样的关系保持了近五年。再后来,我发出的信息都没有回应了。我不愿意猜测发生了什么,但愿只是因为他不方便回话,或者换手机换帐号了。

独家采访时任泰国总理的英拉,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竟不是访问内容,而是我和摄影团队长时间苦苦守候的饥肠辘辘感。

专访关岛总督,我最难忘的是访问后他说的一番话:“很多国际媒体的前线记者都是白发长者,但中国前线媒体人大多是年轻面孔,他们不乏俊男美女,缺少的却是深度提问。这次专访让我对中国记者刮目相看。” 那份肯定,对当时的我,是莫大的鼓励。

相比起新闻行业发展最辉煌的年代,现在这个时代,入行变得容易了,新闻随手可得,但要在芸芸媒体人中找到并发挥个人特点,谈何容易。要在逆境中坚持理想,更是难上加难。

以前大家说,有图有真相。但在资讯碎片化的时代,事实都被不同政治光谱的媒体和网络消费者纵横切割。有图不一定是真相,而所谓的“真相”,可能也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而已。只有拒绝思考碎片化,才有机会为观众读者拼凑出最接近事实的所谓真相。所以,杂乱无章的信息泛滥时代,更需要坚守原则的专业记者,去求证,去报导。

有新闻系的学生问我,做记者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我想起一位前辈的话:“成功是个副产品。” 于是我把这句话转赠那个学生。

成功的定义有很多,有些行业的回报可以量化,但记者的回报,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如果说,记者这份工作不苦不累,那肯定是骗人。记者的心酸远比大家想像的光环要多。但正因为热爱,记者才能在苦中找到甜,并且格外珍惜。

这是我的第十个记者节,前两天又得知一个同年资的记者朋友转行了。她说,职业生涯已到瓶颈,这个行业正遇逆境。

我想起五月天的歌《倔强》,歌词提到:

“当 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坚持对我来说 就是以刚克刚

我 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即使别人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

“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

我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十年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中,我仍在努力寻求内心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还在探索。记者这条路能走多久,走多远,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不肯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我相信,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努力采访,码字,观察,报导,记录。

因为,我是一名记者。

(原文发于《紫荆时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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