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琛
本文系《經濟觀察報·書評》原創稿件，轉載請註明來源
拿破崙戰爭改變了歐洲，兩次大戰改變了世界。耶拿戰役之後，黑格爾感嘆歷史的終結，在黑格爾看來，這是拿破崙法國式的民族國家，取得歷史最後勝利的唯一證據。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三個舊帝國，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意識形態在歐洲的舞臺上崛起。這兩次斷裂之間相隔甚遠，以至於漫長的十九世紀在許多人心目中被遺忘。從1815年到1914年，除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統一，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長期延續下來的衰落，歐洲沒有在結構上發生任何驚人的東西。1848年的歐洲自由主義革命掀起了一陣水花，卻終究沒能留下什麼久遠的印跡。也許政治、社會和經濟正在悄然改變，但是從國際的格局來看，一切如故。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統一與其說是民族主義國家的建立，不如說仍然是19世紀式的地區霸權鬥爭。加富爾在統一了意大利以後才開始打算髮明意大利民族和推廣意大利語言，而德意志本身的建立對於普魯士的貴族階層來說就是不情不願的。當人們把目光放在早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時，很難意識到，即便在1914年共和制的法國仍然是歐洲的一個異類。幾乎歐洲所有的國家都有一名君主，繼承自1815年的體系很難被認為有了根本的差異和改變。
這是理解十九世紀的另一面鏡子。與其說漫長的十九世紀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族主義、總體戰、人民主權、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無論是蘇聯式的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的歷史潮流中乏味的、可以被忽略的一個環節，不如說1815年所建立起來的體系其實有著驚人的生命力。在1830、1848和19世紀60年代的衝擊之後，這個歐洲的政治和外交體系仍然在某種意義上繼續維持著。無論其特質是維持和平還是保守歐洲原本反動的政治結構，列強在爭奪霸權時確實很好地維持了國際體系，並且直到1914年的總崩潰。那麼問題的角度因此換了一個：如果19世紀的格局是穩定的，如果這種格局維持了接近一百年的總體和平，為什麼在1914年，波瀾不驚的水面會突然掀起滔天狂瀾？
英國知名歷史學家泰勒的著作《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1848-1918》回顧了這70年間的歐洲外交史，其內容不勝繁瑣詳盡之至。雖然沒有過多的評述，可泰勒所提供的材料和歷史事實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上面的回答指明方向。19世紀並不是一個乏味而缺乏變化的世界，那是我們所能見到的現代社會和現代世界的前夜。作者本人沒有給出他的明確觀點，但當我們從書中描繪的歷史事實中，發現歷史格局變遷的脈絡，亦甚為一件快事也。
均勢的崩潰？
泰勒認為，歐洲和平局面的崩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均勢格局的消亡。均勢是歐洲外交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指的是當一個大國出現並可能獲得霸權的時候，其他大國應該聯合起來限制這一個大國。可以看得出，其實均勢原則是未必符合地緣政治的原則的——地緣政治要求國家以地緣考慮為外交的核心計劃，這就意味著一個大國有可能和與其地緣利益契合的霸主國進行聯合。均勢外交卻意味著有的時候國家要將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或者短期利益置於不顧，而優先考慮整個歐洲的勢力均衡。事實上，歐洲一部分外交家在進行外交設計的時候，甚至並不是出於某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是出於歐洲均勢的整體，以一種“歐洲”的眼光來看待歐洲體系的安排。均勢手段曾經被使用於盛極一時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的法蘭西王國，並使得這兩國稱霸歐洲的野心被完全挫敗。均勢原則曾經在18世紀後期陷入了衰退，這是因為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三國瓜分波蘭而導致的。瓜分波蘭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不符合均勢原則的行動。當一個國家（俄羅斯）希望擴張其領土面積的時候，按照均勢原則，應當是其他的大國聯手阻止該國這樣做。但瓜分波蘭的解決方案是，其他大國也加入到瓜分之中，從而聯手抹殺了波蘭的存在。對於這三國來說，均勢得到了維持。但是對於整個歐洲來說，其實均勢原則反而被破壞了，因為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都得到了好處，而法國等西歐國家卻沒有參與其中，利益平衡的天平就發生了偏移。這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均勢原則和簡單意義上的平衡利益有哪些本質的區別：均勢原則一定是著眼於整個歐洲的體系和格局的。
拿破崙戰爭使得均勢原則重光，併成為了維也納會議上的一個基本方針。維也納會議要維持歐洲的均勢，結果是建立了一個奧地利-普魯士均勢的德意志，和一個被荷蘭王國與撒丁王國及其背後作為支撐的普奧兩國限制的法蘭西。英國和俄國在歐洲兩端則彼此也成為了牽制。這個精巧的體系在1848年的變化後依然得以維持，並且延續到了19世紀後期。俾斯麥每一次召開國際會議的時候，幾乎都要把均勢話語放在嘴上。確實，均勢原則在十九世紀不斷衰落是導致歐洲矛盾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俾斯麥本人的態度則是均勢原則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統一的德意志本應該是均勢原則針對的對象，但是俾斯麥以均勢和和平為掩護的籌碼，而實際上建立聯盟體系來保證德意志的安全。結果是均勢原則總會在關鍵的時候被放棄——均勢原則意味著奧斯曼作為一個落後的大國應該得到保護，但是當奧斯曼不斷解體時，歐洲的解決方案並不是保護奧斯曼不受肢解，而是通過引入奧匈帝國制衡俄國在巴爾幹的力量來加速肢解奧斯曼帝國。均勢原則意味著複雜的、互相制衡的條約和國際體系，但是大國之間的霸權爭奪最終導向了簡單的條約聯盟體系和一系列簡化國際關係的重組，這本身是不利於歐洲的和平的。更退一步地說，均勢原則本就是用來限制霸權國的一種外交思想。長期來看，如果所有的國家都以爭霸為意圖，那麼均勢原則根本不可能實現。只有當大部分國家是站在歐洲體系的角度來遏制霸權國，而不是以爭奪霸權為目標時，均勢原則才能得到長期的維持，和平也進而才有了保證。
《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
（英）A.J.P.泰勒 /著
沈蘇儒 /譯
商務印書館
2019年9月
從這個角度來說，均勢原則的崩潰本身並不是歐洲走向戰爭的必然原因。如果認為1870年德國的統一意味著均勢原則的實質崩潰，那麼和平在此之後仍然維持了長達44年之久。如果認為1880年代三皇同盟的穩定是條約爭霸體系的開始，那麼條約體系下和平仍綿延三十餘年。如果仔細考察泰勒所描述的外交歷史，甚至條約體系本身都不是導致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條約的簽署各方彼此忌憚，在面對衝突的時候往往傾向於通過國際合作和國際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此，如果將均勢原則認定為一種基於歐洲體系的思想，那麼德意志統一開始均勢原則就被打破。如果單純把均勢原則視為避免一家獨大的一種策略，則條約體系本身也是均勢原則的一種體現。因此，最終和平的崩潰顯然並不能推卸在均勢原則崩潰這一條因素之上。漫長的霸權爭奪下還能維持和平的國際體系，則這一體系一定還有另外的支撐。
神聖聯盟與意識形態外交
另一個支撐很可能就是君主聯盟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在19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外交的原則都不是基於利益或者地緣的，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當今討論意識形態勝過政治利益成為支配國際外交原則的時代時，很多人第一反應會聯想到冷戰時期。但其實早在19世紀，意識形態就曾經在國際政治舞臺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當時還是被君主制所支配的歐洲政壇之中。
在傳統的政治觀念中，主權並不屬於人民，而屬於君主。或者說，國家僅僅是君主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政治利益雖然會和君主的利益高度重疊，但偶爾也會有國家利益與君主個人利益相沖突的情況。每當革命的浪潮到來的時候，這種衝突就表現的極其明顯。當大革命後的共和制法國在歐洲大陸上一往無前的時候，幾乎所有君主都認為應該放下君主之間的矛盾，而為了君主制的共同利益把法國的革命撲滅在萌芽之中。事實上，如果不是拿破崙後來復辟稱帝，而緩解了大革命中共和主義的一面，很難想象神聖羅馬帝國在1804年的崩潰後，大量德意志邦國君主願意依附法國來獲取實際的政治利益。由於這一影響，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是一個建立在均勢原則基礎上，但意識形態色彩極其濃厚的國家。除了同樣瓜分波蘭以外，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三國幾乎沒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這三國的神聖同盟一直維持到克里米亞戰爭時期。所謂的神聖同盟便是以君主的正統為原則來支配歐洲大陸的政治格局，並且壓制一切試圖挑戰這種君主-正統原則的力量。也許對於普魯士國家來說，支持民族主義思想會更加有利。但因為民族主義長期以來都和自由主義關係密切，普魯士的君主就絕不可能同情民族主義。這種外交體系在進步史觀的視角下會被視為反動，但客觀地說，卻能夠消弭君主國家之間的矛盾，實現和平的政治格局。
1848年開始的歐洲局勢也長期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事實上，1848年革命使得一度因為希臘獨立等事件而受挫的神聖同盟精神得到了重光。俄羅斯帝國不顧自己的地緣利益，不索分毫地派遣大兵進入匈牙利鎮壓匈牙利革命。又積極調停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矛盾，站在更符合正統原則的奧地利一方壓制了試圖利用民族主義的普魯士一方。而當這種中歐君主共同壓制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意識形態潮流退去後，小規模地摩擦就此發生。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和普魯士與奧地利沒有堅決表達其站在俄國一方的態度有關，1862年的波蘭起義中，奧地利作壁上觀甚至傾向於落井下石也使得俄羅斯沒有調停和阻止1866年的普奧戰爭。因此，當俾斯麥意識到德意志的統一使得均勢原則將會針對德意志時，他巧妙地又一次祭出了意識形態的大旗。俾斯麥保全了奧匈帝國，又實質上支持法國共和派使得法國成為了一個共和國，而這一切的目的是使一個共和制的法國在歐洲大陸上趨於孤立。這成為了三皇同盟的政治基礎，三位皇帝的合作看起來無比符合一個正統、保守的意識形態原則。然而，這種意識形態基礎的國際政治最終瓦解，互相是親戚的歐洲君主們最後把歐洲帶向了戰爭之路。
意識形態外交的崩潰同樣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反動主義不能永遠作為支撐一個政權存在的基礎。因此，普魯士人不得不向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讓步，俄羅斯的專制沙皇不得不倒向了斯拉夫主義。君主們不得不接受那些曾經讓他們焦慮或者恐懼的意識形態，以換取政權的長久存在。國家利益變成了一個君主們迴避不了的話題，如果君主要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就必須表明自己在為國家爭取利益。因此三皇同盟崩潰了，因為德意志的皇帝不能不顧農業部門的利益。因此巴爾幹問題上奧地利和俄羅斯的矛盾無法調和，因為奧匈帝國不能不顧匈牙利人的意願，而俄羅斯的沙皇不能出賣斯拉夫人兄弟們。因此阿爾薩斯-洛林問題變得難以調和，因為這是法蘭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事情，而不再是巴黎和柏林的兩個宮廷之間的糾紛。
當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是導致傳統的意識形態式聯盟崩潰的唯一原因。事實上，伴隨著民族主義的崛起，社會主義也同樣爭取到了許多中下層民眾的支持。社會主義同樣是一種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主張全歐洲的和平。但是，恰恰在20世紀的頭十年中，中歐帝國的民主化發展到了君主不能無視民眾的聲音，但其戰爭決策卻也不會完全被民選議會束縛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和反動主義都是一種著眼全局的意識形態，他們相信在舊時代的廢墟上將能夠建立新時代的明天。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一向反戰，但卻沒有做太多努力阻止德國進入一戰。當為一戰進行戰爭撥款的時候，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團決定投下贊成票——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爭奪霸權，而是因為，他們相信，如此規模的戰爭會使得無論勝敗他們都能迎來他們想要的革命，從而建立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最後到來了，卻以無數人的血肉為代價——而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究竟做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外交的光與影
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每一個參會的精英都知道他們將要建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系。外交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宮廷與宮廷的關係，是君主和他們的外交大臣之間的關係。作為十九世紀最出色的外交官之一，梅特涅深諳此道。梅特涅建設的歐洲會議體系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歐洲各國頻繁通過會議的方式來擺平糾紛，否則這一機制不可能延續到梅特涅時代結束之後，延續到1900年代。在19世紀，幾乎所有的國際危機都能夠通過成功的國際會議得到解決。在國際會議上，陰謀、分歧和談判與妥協同時存在，每一次可能導致戰爭的危機最終都被推遲了。但是，當1914年戰爭陰影最終走向歐洲大陸的時候，確沒能組織起成功的歐洲會議來避免戰爭。總覽泰勒的全書，會發現在每一次國際危機的時候都如期而至的國際會議逐漸開始變得失去效力，並大戰前的幾次危機中完全缺席。是因為政治家們不想召開國際會議了麼？
不得不承認的是，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歐洲人民的一代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確實不是維也納和會時代的俊傑。卡斯爾雷、梅特涅和塔列朗這樣的外交家在1900年代已經不存在了。即便是像俾斯麥這樣不能設計一套全面的國際體系但可以為和平做裱糊匠的政治人物也未能登場。然而，這種外交家的全面缺席決不能歸結為偶然因素，而有著深刻的結構性原因。而這一點，在泰勒書中甚至很難看到明確的線索。只有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理解19世紀的歷史，才能看到其中端倪。
歐洲外交的會議體制的條件有哪些？我們只要看一看歐洲比較成功和經典的幾個會議案例就能明白答案。在維也納會議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是塔列朗、卡斯爾雷、梅特涅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巴黎會議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是拿破崙三世本人，在柏林會議中，則是俾斯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什麼會議上能夠解決這些攸關國際局勢的大問題？因為外交官們被授予了相當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可以自己決斷應該做出哪些讓步，又應該在什麼地方進行堅持。他們有自己的社交關係網絡，他們能夠明白在什麼形勢下應該考量什麼因素，最後應該如何維持和平和歐洲大陸的穩定與平衡。很多時候，甚至外交官個人的理念和偏好就能夠對會議的結果產生非常強烈的影響，譬如俾斯麥個人的態度事實上主導了德國的外交政策，又如卡斯爾雷和坎寧的不同觀點讓英國在19世紀的前三十年對歐洲大陸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再如尼古拉一世本人強烈的保守主義和反動主義觀念決定了俄國作為“歐洲憲兵”時期的行動和對中歐的政治策略。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外交大臣和君主們越來越失去了這種自主性。在柏林會議上，英國政府的決策就開始高度受到國內民意和政黨政治的限制。當國家不再是君主的財產，外交也就變得不僅僅是牌桌上的遊戲。政府在國際會議中應當爭取什麼，又可以做出什麼讓步就不僅僅取決於領導者個人的判斷，還高度受限於民意的壓力。在柏林會議之前，因為俄羅斯幾乎兵臨伊斯坦布爾，英國社會群情激奮，高呼著“我們不喜歡戰爭。但如果我們要打仗，那麼我們有船，有錢，也有人”。另一方面，為了對抗國內的自由主義浪潮，俄羅斯的沙皇將自己打扮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護者，所以已經被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下解放了的斯拉夫人決不能重新回到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這就使得柏林會議上所有的解決方案都失去了轉圜的機會。如果外交官們能夠向梅特涅那一代人那樣明智的話，奧斯曼帝國應該被維持原狀。可由於雙方讓步都可能造成過於沉重的政治代價，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奧匈帝國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監管，奧斯曼帝國在實質上仍然被瓜分了。英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都可以宣稱自己贏得了勝利——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看，這一決定是破壞性的。但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也許外交官們已經做出了在可行範圍內最好的選擇。1878年的柏林會議是會議體系最後的光彩餘暉——1884年在同一座城市召開的會議僅僅是涉及到非洲殖民的分贓，而不牽涉歐洲霸權的爭奪。在此之後，再也沒有誰努力通過國際會議的形式來避免大國之間的矛盾。會議制度實際上走向了終結。
外交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在外交會議中，在大使館的招待會上，在君主們的酒宴上，能夠決定國家政策的要人們彼此攀談和討論，決定歐洲未來的格局。另一個層面則是實際利益的決策和考量，是對戰略計劃的評估。第一個層面光鮮亮麗，是外交的形式，第二個層面晦暗不明，卻是外交的實質。在宮廷政治的時代，這兩個層面彼此契合。那些在舞臺上翩翩起舞的君主和外交官們，同樣也是外交政策的決定者。但隨著大眾政治時代的到來，外交的光與影逐漸分離。外交官們的獨立意志受到巨大的限制，他們是舞臺上的演員，而不是導演。不管是英法式的代議民主國家，還是德奧式的半君主制政體，甚或是沙皇俄國，政治決策都越來越受到公眾輿論、利益集團和政治壓力。外交的決策者需要對全民負責，需要對國家利益負責，即便在君主國，國家也不再是君主個人的財富。這種情況下，外交會議還有什麼用呢？在戰爭勝利後的分賬會議，諸如凡爾賽和會，自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國內外的討論，從而可以起到實質作用（即便如此，威爾遜的國聯計劃還是被他自己的參議院所否決）。但是作為危機的化解者的會議再也不可能被召開，因為如果沒有事先的共識和默契，外交會議就再也沒有實質性的作用。外交部長們不能違逆國內的政治束縛而做出決策。他們不再是外交格局的策劃人，他們成為了國內政治的木偶。
一戰正體現了這一點。民眾不能理解外交體系和政治利益，而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種種意識形態則成為了指導他們理解政治、社會和世界格局的唯一辦法。導致一戰爆發的那些政治家們，他們未必在智識上落伍於維也納會議的諸公，他們未必不是優秀的政治家。然而，他們深深受制於國內政治的裹挾。在一戰爆發的時候，英國內閣正陷於左翼和自由帝國主義者的內鬥之中，正因為愛爾蘭自治法案而陷於政治危機的邊緣。在奧匈帝國，突然死亡的皇儲和年邁的皇帝使得政策決定完全陷入了茫然。在法國，總統龐加萊和反戰的卡約-饒勒斯派的鬥爭導致了激進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把一戰的爆發當成是一個偶然，也可以將其視為維也納會議所依賴的種種精巧的支柱終於全部崩塌的結局。
總體戰，總動員，計劃式經濟，民族主義，軍隊譁變，十月革命，社會主義，投票權擴大，帝國解體……維也納會議以來，或者按照泰勒所劃分的時間線索，從1848年以來，所有的一切國際體系和制度安排全部失敗，其結果則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改變了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困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則最終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國聯，隨後是聯合國應運而生，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最終逐步確立。然而，這一切都是以數以千萬計的生命為代價而得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出身於奧匈帝國的作家茨威格飲彈自盡，因為即便二戰能夠勝利，他也再無可能見到他所熟悉的那個世界。
泰勒將故事收尾於歐洲霸權爭奪的淡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塑。這是故事的重要方面，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長達七十年的外交史最後歸於一場所有人的失敗，而慘痛的新生只有在這樣的失敗之後才能誕生。在一場場國際會議，和一份份條約，以及最終導致大戰爆發的宣戰照會的背後，所有人都應該想象這樣一個問題：這段歷史有沒有另外一個可能？這樣的悲劇有沒有得到避免的空間？在全球化和世界體系又開始顯得不穩定的今天，這個問題更值得每一個人思考。畢竟，當今的世界，外交政策絕不僅僅是政治家們自由行事的舞臺。政治家能夠塑造民意，但也被民意所束縛。而民意，正是由一個個你我所組成。只有當霸權不再作為一種值得追求的外交目標，只有當國際體系得到每一個人的重視，我們方有可能實現國際聯盟最終成立時所包含之期望，才有可能落實早在1928年就簽署之《非戰公約》的精神——願以公理戰勝強權，願塑造世界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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