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彧是中心长途组医生，负责危重患者的长距离转运。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他先是参加专用转运组，负责确诊、疑似及密切接触者等病例的转运工作。2月23日，他又前往机场，成为第一个参加机场转运工作的急救人。一开始，机场转运组只有医生茅彧和司机尹建伟两人，由于转运流程还不是非常完善，他们两人就被安排在T3机场对面的一间空置的底商店铺里，随时待命出发。忙的时候，刚完成上一趟任务，车还没开到洗消点，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至，常常一趟车连续出五、六个任务，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任务强度非常大。工作量逐渐增多后，中心也迅速加派人手支援，逐步完善转运流程。茅彧、尹建伟车组也一直坚守在转运队伍里，至今转运了300多名境外输入旅客。 与茅彧搭档的司机尹建伟是长途转运组组长，同样作为最早参加机场转运工作的急救人，尹建伟在出车途中不仅要妥善驾驶，与调度指挥中心、洗消点联系，还要与机场海关、边检、接收医院等多方面沟通、衔接，为后来梳理转运工作流程打下基础。尹建伟还驾驶过三次中心体型最大的成批伤转运救护车，每次承载着20余位待排查旅客、隔离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十分考验驾驶员的技术。茅彧、尹建伟作为“机场转运第一组”，他们同心同力，默契十足，始终坚守，奋战一线，见证了转运组流程逐步规范、工作梳理不断完善的过程。 东区分中心医生薛松3月14日加入机场转运队伍。在机场的多次任务中，他曾转运过两名重症患者，一名是从埃塞俄比亚来的37岁男性患者，在飞机上未曾摘下口罩，所以一直没有进食，由于自身基础病为心绞痛，身体出现不适，感到胸闷。薛松接到任务后立即前往机场接上患者，全程监护吸氧，将他送往地坛医院隔离并治疗。还有一名是78岁的女性心衰患者，下飞机后经检测心率只有46次/分钟，生命体征不稳，属于急危重症患者，薛松在救护车上为患者吸氧，全程监测病情，最终将其平安送至医院抢救治疗。薛松说：“重症患者在机场转运任务中不太常见，所以我们必须更严谨、细心地去救治、帮助他们。” 护士王红梅是在妇女节当天加入机场转运组的，她主要负责转运组的物资管理及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工作，平时还要监督、帮助大伙儿规范穿防护服。作为“老大姐”，面对转运组的“小同志”们，她总是事无巨细地嘱咐着，付出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她说：“有些同事太年轻了，我看着就像自己的孩子似的，忍不住去照顾他们。”王红梅认真细心，在生活起居上尽自己所能去照顾同事，有时甚至把“陪聊”也当成自己的工作，希望能在为数不多的闲暇之余，带给所有人一些轻松与安慰，缓解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疲惫。有一次，组里有位同事忽然头痛不已，转运组又十分忙碌，不能缺人，王红梅立即穿上防护服顶上出车任务，她说：“这种关键时刻，该上就得上。”后来，每当自己将本职工作完成后，看到组里人手不够时，她都会主动替补，为转运组高效率完成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护士长王晓松同样也是妇女节当天加入机场转运组的，她负责机场转运车辆的洗消工作，平时轮流在地坛医院、小汤山医院设置的洗消点工作，转运任务增多，需要洗消的车辆和人员也越来越多，有时24小时内要洗消4、50次，工作强度非常大，但她说：“我工作27年了，中心给了我很多荣誉，现在是我该奉献的时候了。”王晓松在东站时就兼任站内管理员，负责帮同事们处理一些琐碎的后勤事务，现在在机场转运组，年轻同事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会常常向她咨询请教，她也是有空就会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小问题，是组里同事都喜欢的“热心大姐”。 东区分中心医生韩鹏达在3月12日加入机场转运组，负责转运组的车辆调派指挥工作，并与机场海关、调度指挥中心沟通联系。本职是急救医生的他，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机场转运的流程细节，为更高效率的统筹调派提供帮助，有针对性的在机场出过几次转运任务。成为转运组“前线指挥员”的他，对工作的高度重视常常让精神紧绷着，平均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尽自己所能做好严防境外输入工作。 国内疫情逐步稳定是全社会共同努力、奋力拼搏数日的成果，每一名急救人都知道它得来不易，倍感珍惜。保护这难得的战疫成果，阻止疫情再次复燃，防控疫情就是挡住危险，守住国门就是守护百姓，首都急救铁军始终不惧变化、不畏艰险、全力以赴、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