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始于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从茹毛饮血到现代科技，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在精神引导下创造物质文明，在物质驱使下追求精神文明，这是人类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终极。
人生天地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方可安居乐业，才能有条件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于饭后茶余进行休闲或娱乐活动。从根本上说，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既是社会现象，又是文化现象。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从来没有马虎过，在休闲娱乐方面更是讲究高品位的追求。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穿衣吃饭住宿出行以及休闲娱乐的观念一直没有停止前行的的步伐。时代不同，风格相异，其中汉服和唐装是中华民族最具标志性的两种服饰；而古人在饮食方面也是极为讲究的，色香味形，缺一不可；从古代风水学的兴起，我们也注意到国人对居住环境和房屋朝向乃至内部结构和外在造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出行的便利，我们的祖先亦很早考虑到对非人力资源的利用，马车、牛车和骡车等畜力为主的运输工具的出现，因地域不同而制造的形状各异的船只，均体现出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很会休闲享受娱乐的民族，这从古已有之的诸多节气和各种节日中可以见出，无论是民间产生的各种庆典或祭祀，还是皇城内进行的大型娱乐，以及中国历代文人发起的艺术行为，均传导出我们这个民族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中国久远的历史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但同时也养成了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不良作风。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当它的历史蹒跚茕行到清朝的时候，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撞开了锁国闭关的天朝帝国的大门，各种各样的西式玩意儿一股脑儿地涌进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加之一批批留洋学生的不断回归，使国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变化，人们日常生活从传统走向开放，西方文明和东洋文化逐步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人们对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有了全新的改变。
1911年辛亥革（蟹）命爆发，革（蟹）命军给农民剪掉象征清王朝统治的辫子
“西学东渐”首先冲刷了中国上千年的陈规旧习：女子裹足和男子蓄辫。早在百日维新期间，
康有为就曾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
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
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可以说，从头到脚，维新派提出了最生活最便捷的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举措，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尽管这一举措曾经遭到过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在诸多地方闹出了轰动效应的“剪辫”风波，但国人对现代文明追逐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女子放足和男子剪辫的变化，无意中改变了人们鞋帽服饰的传统等级观念。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袒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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