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古代以木结构建筑为主，所以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宫殿楼宇大多未能得到保存，像汉唐的未央宫、大明宫这样的伟大建筑，如今的中国人只能透过古籍中的文字来品味它们的壮丽和宏伟。
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建筑是建于公元782年的南禅寺和公元857年的佛光寺东大殿，而同时期的西方建筑如今比比皆是，比如圣索菲亚教堂、圣维特尔教堂、圣马可大教堂、巴拉丁礼拜堂等等，甚至两千左右乃至更早的西方建筑也有许多保存至今，如罗马万神殿、法国尼姆四方庙、希腊帕台农神庙等。
与这些造型宏伟，装饰美轮美奂的西方建筑相比，南禅寺和佛光寺东大殿则显得其貌不扬。面对这种情景，人们不禁要遗憾地感叹，要是含元殿、麟德殿、明堂这样的建筑能保留到今天该多好啊！
那么中国古代建筑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用石料建造，而是选用了木材呢？这是自然、文化、政治、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要探究这种现象形成的源头，也许要追溯到文明形成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了。
旧石器时代有早、中、晚三个分期，西方在每一个分期中，石器制作技艺都有明显演进，到晚期时，已经出现了精致的细石器，而中原及周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三个分期中，石器制作技艺的演进并不明显，到晚期的石制品仍很粗糙。这或许反映了一种现象，即华夏先民不喜欢，或者不善于用石头来制造工具，而更愿意使用黄土或木材等其它材料，这一特质，后来逐渐烙在了民族文化基因中。
与这一特质相伴而生的，是华夏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另一个要素，即尚智不尚力。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征服自然或战胜敌人的过程中，一向崇尚以智慧和技巧取胜，排斥使用蛮力，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大量兵法，研究如何通过智慧的运用，做到以弱胜强，以寡敌众，中国兵家最鄙视的就是西方那种硬碰硬，一线平推的作战方式。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远古时期，石头的采集、搬运和加工极其困难，历来崇尚智取的华夏祖先，为什么要与这些沉重巨大的石头死磕，却不使用其它更易于获得和加工的材料呢？而这一逻辑，又得到了当时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的支持。先民们生活的黄土高原上，当时森林茂密，木材随处可见，黄土层既深厚又松软，很容易挖取并夯筑成房屋的台基和墙壁，所以，以土木为建材构建屋宇，成了中国建筑的主流，逐渐发展完善，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体系，并传承延续了下来。
通过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中原和希腊在气候条件以及物产资源方面差异很大，正是这种自然秉赋的不同，使东西方建筑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西方建筑选用建材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差异使然。在西方社会中，宗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信仰是每个人的心灵皈依，所以古代西方建筑除了居住、防御功能外，还必须满足宗教的需要，而宗教建筑更是将这种需要推到了极致，西方建筑的精华就是神殿和教堂。为了表示对神永恒虔诚的敬仰，他们不惜时间和金钱，动用一切资源，打造最坚固、最精美、最宏伟的建筑奉献给上帝。在金属还没有广泛应用的古代，要建造这样的建筑，只有使用石头。为了打磨雕琢这些巨大的石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造了一个世纪才完工；巴黎圣母院造了一百八十多年；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建成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历时六个世纪之久。如果没有坚定真诚的信仰，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种行为的。中国人也推崇愚公移山精神，但那毕竟只是以传说来表达人们对这种持之以恒精神的景仰，然而西方人却在信仰的感召下，真的以愚公精神建造了那些伟大的教堂。
科隆大教堂
西方教堂都是向上高耸的建筑，看起来有一种直问苍穹的神态，因为西方人相信，建筑造得越高，就离天空越近，也就越靠近上帝。然而要支撑起这种高大建筑，还要让它穿越久远的时空，也只有用坚固的石头来建造。
与笼罩着强烈宗教神秘主义氛围的欧洲古代不同，中国古人秉持的是儒家现实主义思维，帝王建造宫殿是为了今世享受，而不是向神灵献祭，人生不过百年，他们不会容忍自己的宫殿像凡尔赛宫那样建造八十六年之久。为了满足既能快速建成，又华丽庄严的要求，只能使用土木来建造。循着这种建筑理念，隋朝仅用一年就建起了大兴城，明成祖朱棣只用十几年就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紫禁城。
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分分合合中，无论大一统皇朝还是地域性政权，都在不断地兴替，数千年来这是一种常态。中国帝王们虽然声称要打造万世不拔的基业，实际上却很清楚，所谓江山永固只是一种奢望。他们更知道，新朝一旦定鼎，必然要拆毁前朝的宫殿宗庙，铲除其王气，所以古人并不指望他们建造的宫殿能传至千秋万代，只要能给自己提供安乐就行。明代建筑大师计成在其著作《夺天工》中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他说：“固做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以乐间，悠然护宅。”
在长期以土木为建材的营造实践中，形成了中国人对建筑独特的审美取向，即形态上要求轻盈灵动，装饰上要求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形成一种“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视觉效果，而这样的造型是很难用石材雕琢的，所以，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需求又反过来促使建筑必须使用木材。
这种审美观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后来的砖石、金属、混凝土建筑在外形上也要模仿木制建筑的模样，比如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山西五台山显通寺铜殿、民国上海市政府大楼等等。
其实西方也是如此，希腊早期是用木材建造房屋的，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他们改用了石材，但仍保留木结构的风格细节，所以石造的希腊神殿被称为“石化的木工”。因为希腊人是将木头建筑中使用的技巧运用到了石头建筑上，柱顶线盘上锯齿般的垂直带状被称为“三陇板”，代表着椽子的终端，下面的滴水装饰则看起来就像是它们所替代的木销。
英国人在上海外滩建造的汇丰银行大楼，采用钢架混凝泥土结构，可是外观看起来仍像是他们所钟爱的花岗岩建筑。所以东西方对建筑的审美都非常执着，哪怕促使这种审美形成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已经改变，审美观念却没有转变。正是这一原因，使中国建筑一直没有脱离土木结构的发展轨道，西方建筑的演进也始终没有放弃“滚石”主题。
除了思想和审美方面的原因外，科学知识和技术条件的欠缺，也是制约中国石构建筑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筑大师梁思成就认为中国人使用石头的技术不行、缺乏石头之间的良好粘合剂材料，可事实上，中国古代缺乏的还不仅是粘合剂。
木材易燃、易腐蚀，用来建造宫殿难以长久保存，在只考虑现世享用的情况下，这些缺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用来建造陵寝就很不适合了。因为在潮湿的地下，木材搭建的地宫很快就会因朽烂而坍塌，所以只能用砖石建造，而且皇帝从登基开始就要建陵，时间贯穿帝王从继位到驾崩的整个过程，往往长达数十年，这也给使用石材提供了充裕的施工时间。
然而这些砖石地宫建筑的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石制建筑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为了获得开阔的内部空间和承受顶部的巨大压力，西方建筑普遍使用巨石砌筑的拱券和穹窿屋顶，西方建筑可以说就是拱的艺术。
中国的陵墓建筑也有着同样的需求，到西汉中后期，中国的陵墓中也出现了砖石拱券技术，但无论规模体量还是技术细节，与同时期的罗马万神殿相比，还显得比较原始和粗糙。
西汉中后期砖石墓
到了隋代，中国出现了赵州桥这样的大跨度石制拱形建筑，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桥梁建筑奇迹。但是赵州桥的桥拱两端起始高度比河岸低，产生的侧向推力由河岸承受，而且桥面比较低矮，石材的搬运比较方便。
而西方拱券往往安装在数十米的高空中，巨型石料的搬运需要起重设备，可是中国古代一直缺少重型起重机。西方建筑的拱顶还不是桥面那样单一的简形拱顶，而是将其旋转一周形成穹窿，或者是交叉的十字拱，砌成拱顶的每块楔形石料在三维空间中的弧度和角度都不同，如果不具备立体几何知识，是无法切割的。
圣依沃大教堂园顶
而且为了将穹顶的侧向压力转为垂直，穹窿往往是椭圆形的，这样的计算比正圆更复杂，仅凭中国工匠一直传承的经验法则是无法砌筑的。直到元代以后，随着几何知识的传入和西方建筑工匠的到来，这个技术难题才得以解决，明朝时，修建了采用拱顶技术的灵谷寺无梁殿。然而，中国工匠长期倾心于木结构技术，在石构建筑方面的实践相对较少，也缺乏足够的专注和投入，所以在这一建筑领域始终没有达到西方的高度。
山西永济万固寺无梁殿
中国古代石制建筑不如西方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不如西方。西方也有大量木制筑，但正如中国工匠不善于砌筑穹顶一样，他们也没能发展出像斗拱这种兼具架构和装饰双重作用的复杂木结构。而且中国古代在石构建筑方面的缺陷，恰好证明了“文明西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华文明的文字和青铜器技术是西方传来的，那么作为文明重要元素的建筑技术怎么可能例外？因中国古代没有巨石建筑就得出中国古代文明不如西方的结论就更是荒谬。美洲阿兹特克文明连成熟的文字都没有，也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却也建造了巨石垒砌的金字塔，难道能说中华文明连他们都不如吗？中华木结构建筑从产生、发展、成熟并达到极致的过程，伴随和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程，是人类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枝，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技术、工艺和美学价值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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