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敢於面對這份冷酷,其實就是解決了自我的一些矛盾

  • 不用簡單粗暴地把“冷酷”這個標籤撕掉

最近接受到一些訊息(自己在日常中捕獲的和幾位網友的提問),問題的提出者不論處於哪一個年齡段和人生境遇,都有相似的困惑。這就是關於“上癮”(成癮),如果是一位家長,會焦慮於自己的孩子沉迷手遊;如果是一位成年人,也會焦慮於自己不得不借助甚至依賴某些東西(可見的如遊戲、菸酒、性、從眾性交友聚會與抽象的如佛系靈性逃避)。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仔細並耐性地就像打開一隻包裹多層的禮品盒一般(不對這些問題做個人意見領袖式的評判),我們會發現——

關於“成癮”,癮有很多種表現,它其實就是對一種快速易得的快感體驗的執念,如果我們的體驗對象不是“快速易得”而是需要用意志力和專注力來得到的,也就是說我們期待獲取宣洩和放鬆的“速度”值降下來了,並且不那麼容易達到,如此,這種形式的“癮”就會擁有一個正向的標籤“自律”。這樣看來,能量只是在我們的體內循環並此消彼長,在現實物質世界中,我們需要用二元界定來處理問題(迅速的結果導向),看似“快刀斬亂麻”了,其實並不能從根本上來解決我們“自己”。是的,我們更多處理的是“對外”,但是在處理方式上,我們其實一直都在遵循著慣性的、例行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被證明有效的),可否在此基礎上,為我們自己增加一種“

向內導向”?(正是因為增加了“向內”的自我功課,我們實際上是提高了對自己以及處理對外環境關係的標準)

我們始終偏向於解決“外界”和“他人”,而不是“自己”,我們苛責自己的表現卻不敢甚至哪怕窺探一下我們自己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表現,因為解決之道是慢的、延緩的、甚至真相是極其冷酷的。如果敢於面對這份冷酷,其實就是解決了自我的一些矛盾:允許讓正向和負向的情緒、念頭、評判的“思考”在我們的心與腦中循環,而不是簡單粗暴地立刻想把“冷酷”這個標籤撕掉。

  • “以詩見己” 內在轉化


它曾被一顆子彈射穿過

梅的鼻尖上

一把手術刀

剪開傷口

取出一顆子彈

它從另一個時空

墜落

被安放在心臟的附近

盛滿的芳香被注入天空的靈魂

遇見雨、陰天、陽光、雪

時而被撕裂、時而癒合

周圍的世界分崩離析

你想去做什麼?或許什麼也不做?

終於不想的那一天

來看望我吧

我從瓶子裡

抽出一支臘梅

它曾被一顆子彈射穿過

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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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療法與現代詩歌藝術的發展有著密切而並行的聯繫,詩歌藝術帶給人類的審美體驗,其存在意義與心理學層面的存在意義有著共性。早期的存在主義思想家在詩歌中發現了創造性的思維方式,這種充滿想象力的創造性思維方式拓展和超越了理性思維模式,當在進行詩歌寫作的時候,存在心理學派的心理學家發現:人們能夠在這種自由書寫的過程中,體驗到個體過往的苦痛或苦難經歷,這種強烈的體驗感給予個體創作者一種心靈上的安撫功效。詩歌療法涉及到了文藝闡釋和心理診療的經典議題,即要求建立在精準科學和觀察的基礎上,又提倡感性細緻地體貼他者的情愫和心緒。

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

在我的結束是我的開始。

——《東科克爾村》

(作者:T.S.艾略特)

這是自稱古典主義者的英國文學史上詩歌現代派代表T.S.艾略特的墓誌銘。從這兩句詩歌的節選以及這位詩人的頭銜抑或說流派來看,我們發現,艾略特這位偉大的英國詩人,有其特殊之處,他說“詩人無不從自己的情感開始寫作,難的是將一己的痛苦或幸福提升到既新奇又普遍的非個人高度。”亦如但丁,他為失去的幸福而悔恨,但是他並不為個人的失望和挫折感所累,反而“從個人的本能衝動中建造出永恆和神聖的東西”。從艾略特的觀點追溯到人類詩歌的起源確實有共通之處:詩歌是最古老的文學樣式,它產生於人類的童年期,它的起源主要是勞動,但也與宗教有關。這裡的原始宗教性在古典主義者艾略特的現代詩歌創作中得以充分體現—— 非個人性的、神聖的元素,而在艾略特及其以前的時代,現代詩歌藝術已經獲取了極高的成就,出現了許多流派,經典代表比如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先驅波德萊爾以及後期象徵主義代表人物馬拉美,而象徵主義流派更為追求的是“通靈式”的美感。而艾略特的《荒原》本質上描寫了孤苦無援的個人面臨無邊的黑暗戰慄不止,要解決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非人力所及,唯有在隆隆雷聲中靜候甘霖降臨。也就是說,《荒原》一詩含有基督教的底蘊。 正是《荒原》奠定了詩人本人在詩歌藝術領域的重要地位。在此,我們提及這位英國詩人,也正是因為在我們的當代,詩歌藝術有某種迴歸人類原初的趨勢,它並不單純在經驗著創造帶來的個體成就和內在滿足,而確實如T.S.艾略特自身所言——一個新奇又普遍的非個人高度。

從另一方面,就後來現代詩歌形式形成的過程來說,其遵循了一個人類語言誕生與發展的客觀規律:詩、音樂、動作起初合為一體。後來,動作分離出來,就只有了歌。在歌裡,音樂是詩,詩是音樂的內容,詩與音樂再分解開來,於是,詩便成為單獨的文學樣式、最早的語言藝術。所以,“詩”(隸屬於文學)與“語言”的發展又密切相連。在這裡,米歇爾•福柯(Michael Foucault , 1926-1984)提出的語言概念:語言是一切被念出東西的喃喃低語,同時,它也是一個透明的體系,產生了這樣的事實,即當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就被理解了;簡言之,語言即是全部歷史所積累的詞語的結果,也是語言本身的體系。文學與語言的關係,與語言相關,又形成了自身的“文學語言”,而在古典時代,無論如何在18世紀末,每一部語言的作品都作為某一沉默的原始語言的功能存在,這沉默的語言,這在語言之前的語言,是上帝的言語,真理的言語,模型的言語,它是古語,是聖經,它把其絕對的意義,也就是其普遍的意義,賦予了聖經一詞,有一部先行存在的作品,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自然,那就是上帝之言,並且它藏在上帝的內部,同時宣告了全部的真理。那麼,詩作為文學形式之一,詩的語言即使發展到當代,它豐沛的內在屬性與福柯所謂古典時代的真理、自然的“上帝”之言是符合的,作為專門藝術的詩歌創作,不論被歸屬於何種流派,詩歌這種特殊形式的文學語言都具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 《藝術療法概論》詩歌療法章

如果敢於面對這份冷酷,其實就是解決了自我的一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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