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人尋
日本導演高畑勳的動畫作品《螢火蟲之墓》，講述了美國轟炸東京時的二戰末期，日本海軍軍官的兒女清太和節子，失去父母家園後，寄人籬下缺衣少食，後因無法忍受阿姨的嫌棄而移居防空洞，終至雙雙慘死的悲劇故事。
這是一部日本反戰片，卻被拍出了催淚的功效。中國人看這部電影的情懷是十分糾結的，一方面兄妹倆的慘死，令人痛心，因為妹妹死時還只是天真爛漫、懵懂無知的孩子，另一方面，這對兄妹的父親卻是侵華的軍人之一，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遠遠大於這對兄妹的死，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這份“心痛”時，我們又不免懷疑起自己的立場。
哥哥清太和妹妹節子
所以，看完電影的心情，也是十分糾結的。因為心中有著本能的“同情和心軟”，然而理智又告訴我們這個民族的罪惡，不值得這份同情，因此我開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該不該同情那個孩子的死。
然而拋開感情的因素，筆者想要透過這部電影，去探討缺衣少食的普通日本人對戰爭的狂熱背後，到底是怎樣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
狂轟濫炸下的東京，為何窮苦的百姓還津津樂道地談論戰爭？→因為日本的“忠”文化裡，天皇的旨意便是民族的信仰，“忠於戰爭”便是“忠於天皇”
最先令人產生疑惑的情節，便是被美軍轟炸之下的日本民眾，儘管十分貧窮，卻仍津津樂道地談論戰爭，並且十分篤信戰爭的勝利將屬於日本。
一句“天皇萬歲”指引了根源。
在《菊花與刀》中有這樣的描述：
日本明治維新的先知和領袖門同德川幕府鬥爭了一個世紀，最終“尊王派”的勝利把“忠”從將軍身上轉移到了身居九重的“天皇”身上—一個各人可按自己的願望在心中勾畫其面貌的人物。
近代日本做了各種努力，使“忠”歸屬於一人，即天皇。
“忠”提供了臣民與天皇關係的雙重體系：臣民對上可不經中間人而直接面對天皇，他通過自己的行動直接“寬慰陛下之心”；天皇對下是通過中間人層層傳達的，“他代表天皇說話”是喚起“忠”的習慣用語，恐怕是一種比任何其他近代國家所能喚起的強制力都要強大的強制力。天皇變成了一個超脫於國內爭端的象徵，對天皇的“忠”約束著從死亡到稅收的每一件小事。
所以為天皇而戰，成為了那一代日本人的信仰，“忠於戰爭”便等於“忠於天皇”，那是日本人不可迴避之重。儘管丈夫、兒子死在戰場上，儘管田間所得大部分都交給了政府用於戰爭，儘管自己衣衫襤褸、食不果腹，“忠”也是深植於日本民眾心底牢不可破的信念。它甚至大於一切的情感，包括女子對丈夫的感情，母親對孩子的愛護，兒女對父母的孝順，以及人性心底最本能的“憐憫”他人之心。
從這個角度，再回過頭來看那些“津津樂道“談論戰爭的人們，便能理解他們的心境了。
為什麼普通農民如此堅信戰爭的勝利？甚至不遺餘力、一代一代的投身軍中，以為軍隊服務為榮？→因為日本等級制度下，“農民”到“武士”的階級跨越裡，充滿了甜頭
我們能夠從許多史料中知道，日本在二戰中敗象已定之後，政府仍舊通過廣播媒體等方式，大肆渲染“勝利”的氛圍，以欺騙百姓繼續支持戰爭。
美軍轟炸之後的一片廢墟
然而儘管如此，日本人為何會如此執迷於戰爭的勝利，卻還是一個謎。筆者認為，這應從日本社會的“階級”說起。
在《菊花與刀》中，對日本的等級制度文化有如下描述：
日本封建社會是複雜的等級社會，皇族和宮廷貴族之下，日本有四個等級，次序如下：武士、農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賤民。一道鴻溝把武士與農、工、商三個階級隔絕開了，這三個階級是“庶民”，武士則不是。
武士有佩刀的特權，並且法令規定，“對武士有無禮行為或對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得就地斬首”。農民在武士面前是沒有法律保障的，得繳納很重的年貢，又受各種各樣的限制。公認的習俗允許不同等級的人之間通婚，因而階級的流動自然而然變成了人們廣泛接受的“潛規則”。
幸福的一家人
從階級的角度來理解日本農民熱衷於戰爭，大概根本的推動力，除了對天皇的“忠”，便是從農民到武士的階級跨越所帶來的實質甜頭。 一方面，成為武士可以不必再從事生產勞動，一生擁有國家俸祿；另一方面，家庭的階級地位也由此提升，畢竟農民是不可對武士無禮的，那種天然的優越感，足以令“沉睡”百年的農民階級趨之若鶩，不計生死。
影片中，清太和節子的父親在海軍服役，因此一家人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後來寄居在阿姨家的清太，也被多次問到，“再長大些，又可以去參軍了。”
人們從軍的熱情，代代傳承。與中國人的戰爭理念不同，我們更希望“以戰止戰”，終極的目標是和平，而日本人卻不是，於他們而言，戰爭或是軍人，更多的是一份職業、一個階級、一個可以長期依賴的謀生方式。
人與人之間為何如此冷漠？→日本社會“義務”與“義理”的根本差別，在於“義理”的不情願
影片中另一個難解的疑惑，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清太和節子寄居在阿姨家
清太和節子失去母親，家園被燒燬之後，無家可歸，只好寄居在阿姨家。阿姨賣掉了媽媽的遺物，叔叔和表姐吃的是乾飯，然而給清太和節子吃的仍舊是稀湯。並且阿姨對於節子晚間的哭鬧十分不耐，臉上再也沒有了和顏悅色。後來清太和節子在沒有找到落腳之處時，搬離了阿姨家，她也沒有多問一句，甚至一句挽留也無。
作為一個被“善良與慈悲”教養長大的中國人，我從心底裡對“阿姨”生出了寒意。她明明知道清太和節子剛剛失去母親，卻吝嗇關愛；明明知道小孩子接受不了媽媽的死，還是執意偷偷告知節子；明明用的是節子媽媽的遺物換來的吃食，卻不給清太和節子吃；更甚者，明明知道一無所有、無處可去的兩個孩子，離開後只有死路一條，她竟然一句挽留也無，也從未因為事後的愧疚而尋找。
然而拋掉情感的怨懟，再用理性的眼睛來審視情節背後的日本文化和人性時，卻也不難理解“阿姨”的作為。
清太和節子搬到防空洞中生活
在日本，“義務”被認為是對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內心責任的履行，而“義理”則是對契約關係的履行，它是為向社會謝罪而“不情願”做的事情。
所以百姓對國家的忠誠是“義務”的範疇，然而照顧親戚的孩子，卻只是“義理”的範疇。原本她的心底便是不情願的，加之戰爭年代，誰家都不寬裕，而兩個養尊處優慣了的孩子，既不幫忙幹活，又吵鬧不堪，惹人厭煩，所以他們的“自覺離開”，更像是阿姨“義理”的解脫。當旁人指責她時，她便有了說辭，因為他們是主動離開的，她並沒有趕他們走。
儘管心裡仍然不忿，但這便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思維和情結，只要所作之事，無他人可指摘之處，又何必管“心中是否有良善與慈悲”，自可安枕。
日本人為何能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孩子無依無靠的餓死？→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觀—透著冷意的“落花之美”與“螢火蟲之死”
節子死時，除了無能為力的清太，無人在場。那些用土捏成的“糖果和米飯”，看的人揪心。
然而清太的死，卻讓人心中充滿困惑，因為他躺在人來人往的鬧市，奄奄一息，卻無人上前幫他一把。甚至他死之後，還有公職人員毫無驚訝地上前扒拉，看死沒死。
這般冷漠，讓人心寒。非常疑惑，為什麼日本的民眾可以毫無憐憫之心的看著人在眼前死去而無動於衷？到底是怎樣的生死觀造就了這般慘劇？
在楊本娟的論文《生命誠可貴，死亡亦美麗—論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觀》中寫道：
死在日本人腦海中是“落花之美”，是留住瞬間美的重要方法，生死正如美麗櫻花的速開速落。人生下來就面臨著死亡，所以可以說生死是相通的，是連為一體的。
日本人所特有的生死觀造就了日本人面對死亡所特有的坦然和淡定。
節子的死
日本人看待死亡是一種莫不在乎的態度，認為死沒什麼大不了的，往生很快還能回到現世，所以不僅對別人的生命毫不在乎，對自己的也一樣。
清太和節子在防空洞外的山川田園裡，跑來跑去的追逐螢火蟲，又因為沒有亮光，而藉著螢火蟲的光芒在黑暗中艱難求生。天亮後，節子將死去的螢火蟲埋葬，堆出的墳冢，令人唏噓。
為何影片中大肆渲染了螢火蟲的美麗與死亡，便是因為螢火蟲象徵著日本的死亡文化。螢火蟲耗盡光芒照亮美景的那一刻，也是它們生命的終結，這便與日本死亡文化中的“落花之美”異曲同工。
儘管如此，從中國人的視角去看待兄妹倆的死，仍舊感到刻骨的寒心。日本人對生死的“漠視”與國人對生死的“敬畏”相差甚遠，這是文化的隔閡，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體諒的差別。
清太的死
寫在最後：
《螢火蟲之墓》在豆瓣有著8.7分的評價，然而評論卻兩級分化，因為參雜了戰爭這一敏感的要素，所以中國人無法完全站在影片的角度去欣賞和理解這部電影。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帶給了大家思考的必要。
無論是對戰爭的反思，還是對人性的反思，都能讓我們對這世界的理解，更深一點點。
天真爛漫的節子
將死的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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