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女性解放是人性解放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能从封闭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迈入今天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今年是五四运动101周年，一个世纪已过，本文仅就中国早期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这一主题来纪念五四运动。
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自一开始就是在男性精英主导之下、优秀女性积极参与完成的，建国以后从法律和制度上进行了规范和保证，所以中国的女性解放是全世界最彻底的女性解放事业，建国以后中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冲突最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从未出现过的社会现象。本文的主要论点即在于此，下文叙述的史实基本其论证作用。
女性，身兼女儿、妻子和母亲等多种生物伦理学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遭受极大地压迫。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向上的内容，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让我们揖别了原始愚昧的洪荒时代，使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屹立于文明世界之巅。同时，就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而言，对女性的整体压迫也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家，如古埃及的姐弟婚姻、两河流域的神庙圣妓、古罗马的女奴拍卖、古印度的种姓制度等无一不展现出对女性的压迫，有些域外文化至今还在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女性，比如“一夫多妻”甚至“女性割礼”、“初夜权”等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地区还在实行，至于娼妓问题（公娼或私娼）更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说明女性解放还远未在全世界普遍施行。但不可否认，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女性解放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近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被崛起的西方列强几乎打垮，中华文明也几乎断层。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觉醒，睁眼看世界，大胆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西方文化伦理思想，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近代资本主义维新运动之后，通过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包括女性解放在内的新伦理道德终于冲垮了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经过大革命洗礼，才有了我们今天“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现状。
如果没有这些外来文化冲击，是不能指望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内发地自觉进步到女性解放阶段的。如果不相信这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全方位的顽固性的残酷压迫：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宗法伦理控制和规范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百经之首、封建纲常的理论基础《易经》就说：“乾坤正位”，男为乾、女为坤，乾坤不能混淆。传统文化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戕害女性人格的“三从四德”准则，它是压迫女性的重要原则；强调女子应该顺从男性的“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强化夫权的“夫为妻纲”的古训；“女主内”的禁条，使得男女有严格的内外之分；“妇人非子”主张传承子嗣专指男子，女子家庭地位极低，没有财产继承权，这是宗法社会中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一直深深影响到今天许多农村地区的家庭财产继承情况；“生女不举”，古代长期存在溺弃女婴现象，到现在的残存影响是部分人通过孕检手段进行婴儿性别抉择和有意识的堕胎，这造成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恶俗，并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对女性具有性别歧视的“比女于小人”之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虽然有很多人为孔老夫子辩护，但这句话的恶劣影响几千年来一直存在），是对女性的贬低；对于女性歧视的还有“女为不祥”，这种迷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形成了一些风俗和对女性的禁忌；在男女婚姻、节烈观方面，又有“从一而终”“妒为恶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殉夫”“室女守志”“处女畸嗜”等苛求女性的信条。
在此基础上，缠足成为中国旧时长久的陋习，这种恶俗使得女性足骨变形，将脚裹得又小又尖视为不健康的美。大家不妨找一下传统文化经典，从“汗牛充栋”的国学经典中，看能不能找到尊重女性、解放女性的思想基础和具体举措来。国际女权运动也曾经一波三折，它萌芽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后经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当时法国女作家阿伦-普德-戈朱写了《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一书，批判法国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把女性排除在“人权之外”的男权本质的实质。但她因此于1791年被以“丧失女性应有品德的阴谋家”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拿破仑法典中这样规定：“未成年者、未婚妇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1792年，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儿玛丽·雪莱是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作者，女婿珀西·比希·雪莱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发表了《女权的辩护》，提出妇女应在经济、政治、教育、工作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此书对后来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主要目标是争取女性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第三次高潮兴起于二战之后，主要侧重于女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这次运动从要求外在的权利向清算文化上的不平等转变。
五四时期，西方正处于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涌入，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随着西方文化传入，男女平等观念开始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特别是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讨论，给国人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冲击，某些思想观念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和维新派的思想来源之一。
晚清思想家、中国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循环日报》创办者王韬曾亲历欧洲，他发现西方“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深感“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最早的维新思想理论家、晚清四大买办之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直言批判缠足陋俗“酷虐残忍，殆无人理”，主张颁令严禁。他提出“广筹经费，增设女塾”的主张，希望改变女子无学的状况。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我国最早的中医学校创始人陈虬认为，女性不读书、不参加生产劳动无异于“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其他如维新派、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的陈炽，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等也对妇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庞大中华帝国惨败于“蕞尔小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洋务派“强兵救国”之道的破产，极大刺激了国人自尊、自强的民族情绪。
“甲午受创，始知兴学”，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不仅在于科学技术，更在于社会制度。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他们发动维新变法，试图拯救处于“瓜分豆剖”危险之中的中国。中国直到“戊戌变法”，女性解放的曙光才初次透进厚重的传统文化帷幔下的中国社会。维新派认为国家积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实以民族久思偏激，男女未能平均负责之故”，他们认为国家兴亡与女性解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维新派以天赋人权、民权平等、进化论等思想为依据，积极呼吁女性解放，并倡导宣传男女平等。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是由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利的“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引申出来的，它是反对专制和精神禁锢的思想武器。维新派把西方伦理道德输入中国，使中国人对于女性的看法、男女之间关系的定义、婚姻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
康有为在《大同书》提及男女平权思想：“吾今有一事为过去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吾今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量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焉”。《大同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见解。他说，雌雄、牝牡、男女只是物形不同，“窃谓女之与男既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既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他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封建伦理对待妇女的策略是“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认为男女不平等，“此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矣”！康有为列举大量事例证明女子在智力、见识、能力等方面均不逊于男性，甚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借女子之功最多”。他比照欧美女子享有人身自由，认为中国妇女不过“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具”而已。中国女性被禁锢在狭小的天地中，是家庭的奴隶和男性的私有物，其地位与家中器具、笼中小鸟、圃中花草无异。康有为指出，造成这种“伸男抑女”现象的根源在于封建伦理道德，其“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主张“救女子乎，实为今日第一要药”。他根据“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的原则，要求男女“各有自立、自主”。
康有为
作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留学生，翻译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的严复对中西社会的差距有着更加直观 的感受。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认为是旧礼教造成了中国女性的卑弱，而不是其天生愚钝。因此，解放妇女就要“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对于封建道德下的的扭曲的夫妻关系，严复饱含对妇女的同情，“己则不义，而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妾媵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既亡，虽恩不足恋，贪不足存，甚或子女亲戚皆不存，而其身尤不可再嫁”，“稍一违之，罪大恶极”，实在没有道理可言。
严复
谭嗣同也有鲜明的男女平等观，他认为“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礼之法也”。谭嗣同在《仁学》中揭露了封建纲常对妇女的残酷迫害，指出封建伦理有“仇女”倾向，“锢妇女使之不出也，严男女之际使不相见也”，“不为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认为“礼教之防”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防愈厚”，其患愈大。他指出“三纲”是“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厉斥“重男轻女”为“至暴乱无理之法”，鼓吹“冲决伦常之网罗”。他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应“平等相均”。
谭嗣同
梁启超以“天赋人权”立论，提出“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受爱于父母，匪有异矣”。他指出“扶阳抑阴之说”不过是男性利己的借口，“是故沉沉五洲，莽莽万古，贤哲如鲫，政教如海，无一言一事为女子之计”，“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他分析道，中国妇女“为男者从而奴隶之。臣妾奴隶之不已，而又闭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涂，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贴耳于此强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于臣妾，安于奴隶，习为固然，而不自知”。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指出，女子“无才是德”的古训，“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因为，女子困于家室，求人供养，自然身心俱损，“入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而男子也易为家庭所累，“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第筐荚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居琐，才气消磨”。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他表示自己对“此等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戚子而膜女”的现象十分愤慨，认为其“抑亦中国之羞也”。
梁启超
引述大量先贤论述，主要阐明以下事实：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首先是由男性精英推动的，因此没有太多的男女性别差异的阻力；中国的女性解放又是和救亡图存的时局紧密结合起来的，因此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
在实践中，戊戌维新派又进行了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这两大运动最早都是由西方传教士提出来的，维新派为达到开通社会风气、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接受和进一步倡导这两项妇女运动。康有为说：“数岁弱女，即为缠足，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穹窿而指天，以六寸之肤圆，为掌上之掌握。日夕斜坡，痛彻心骨，呼号艰楚，夜不能寐。”他质问道：“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形，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认为妇女缠足是“无道的敝俗”，与文明、人道相去甚远。康有为于1883年在家乡广东南海发起不缠足会，他与开明的乡绅区谔良联合颁布《不裹足会草例》，反对女性缠足。此后，不缠足会得到推广，广州、顺德、上海等地也陆续成立不缠足会。广东在康广仁住所创办不缠足会，苏浙沪也成立不少天足会、放足会等。1897年4月，梁启超、谭嗣同等十多人讨论并拟定《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章程对不缠足会的会员有明确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百家为会，则百家之婚姻可以通，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子”，这就解决了女性因放足而嫁不出去的难题。此后，不缠足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97年6月30日，不缠足总会在上海成立。在这种不缠足运动高潮的基础上，1898年，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奏请皇上禁止缠足”。在《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康有为说：“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他主张：“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
在兴办女学方面，康有为说：“中国以二百兆之女子，曾无一学校以教之，则不学者居其半，是吾有民而弃之也。”如果让妇女接受教育，“可骤添国民之一半，既顺公理，又得厚力。”严复在论及中国贫弱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妇女囿于家庭，依靠男子过活，“国贫民弱，实阶于是”，而西方妇女有学问见识，能够“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梁启超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论证说：“凡一国之人，务当使之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他认为教育可以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社会劳动力，使其独立自养，从而达到“富国富民”目的。梁启超说：“今之有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源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在维新派看来，妇女是国民母教的基础，只有妇女放小脚、出家门、进学堂、增智能，才能造就优秀的国民，从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1897年，梁启超分析日本强盛原因时明确指出“女学布濩，日本以强”，他认为女子文化素养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风貌，甚至对国家民族之兴旺与发达产生重大影响，梁启超指出女子教育的发展是可以改变当时国家落后面貌的，他提出兴女学是培养新贤妻良母的重要条件，女子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对家庭美满和子女的健康成长有影响，这一点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梁启超对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女子教育进行考察，归纳总结说：“妇女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教育越发达、国家实力越强。
1898年，经元善、梁启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经正女学时，古文翻译《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的文学家林纾曾写过一首《兴女学》诗，形象地阐述了女学与母教的关系，对维新人士的办学之举深表赞赏：
父气母气本齐一，母气蠢顽灵气失。
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
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
学成即勿语外事，相夫教子得以多。……
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
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
女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林纾
在维新派支持和参与下，一批爱国知识女性也受到激励，相继创办团体、报刊、学堂。1897年夏秋之间，中国女性在上海桂墅里创办了中国女学会，这是最早的女子团体。它由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等发起，此后，女性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女学会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创办了《女学报》和中国女学堂。1898年5月31日，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城南高昌庙之桂墅里创建。它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培养了一批促进社会进步的女性人才。1898年7月24日，部分爱国女知识分子在上海西门外文元坊创办《女学报》，并且先后有“30几位主笔，全由妇女担任。”《女学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也是中国女性利用报纸宣传妇女解放的尝试。她们通过报刊表达对社会改革的主张，发出渴望独立自由的第一声呐喊。
1898年8月27日，《女学报》第五期发表两篇文章，王春林所写的《男女平等论》和卢翠所写的《女子爱国说》，第一次喊出“男女平等”的呼声，她们认为：“男人与女人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也”，并指出男性和女性具有天生的平等权，所以，不应该对其区分尊卑贵贱。王春林说：“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昔圣人之作六经，于《易》顺阴阳之序，于《诗》叙家世之情，于《礼》著婚姻之义，未尝有所偏重也。”“故鸟有雌雄，兽有牝牡，人有男女，无不各具阴阳之理。”认为阴阳本是并立并尊的，男女也应当并重无别，从而为男女平等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她对封建社会“好恶不遂其志，生死悉听之人”、“夫可听其离妇，妇不得听其离夫”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进行了抨击，认为“男有权而女无权。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的，而绝无顾忌”导致了“天下女子，一切皆听命于男，而不敢与较”。她指出：“立法以防闲之，重门以锢蔽之，而千载之女子，几不得比于人矣。”“吾知古今女子之由是而郁郁以死者，盖不知其几千万矣”。女性开始对束缚女性的传统纲常伦理进行猛烈的抨击。
1903年国学大师金松岑（天翮）著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女界钟》列举了女子的多项基本权利，包括了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项。
金松岑
维新女性也开始走出中国国门，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自1899年起，清末外交官钱恂（钱三强堂叔）的夫人单士厘多次出国探夫，她还把自己的见闻编写成了《癸卯旅行记》《归潜记》。1898年，吴金英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国际妇女协会代表大会，她是中国第一位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代表。1892年，江西的康爱华和湖北的石美玉在西方传教士帮助下赴美国留学学医，并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为数不多的出国留学的女性成为以后大批女子留学的楷模。
单士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女学加入清政府的学部执掌。学部又在次年3月8日颁布了《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体现女子教育得到了政府重视。女子学堂章程的规定有局限性的：实行两性双轨制，即男女不能正常同校；强调保存礼教，女性教育没有使女性自身脱离家庭范畴，女性没有掌握现代的知识和技能；存在男女教育不平等问题，女子教育只局限于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教育，女子与男子的学习时限相比，女子少一年。据1909年统计，“全国共有小学堂51678所，其中女子学堂308所，占0.6﹪；全国共有小学生，1532746人，女学生14054人，占1﹪弱”。
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客观上有其积极的作用：政府为发展教育，派女学生出国留学。1907年，奉天每年派出21名女师范学生到日本学习。湖南、江西、云南等地也派出多名官费女留学生；章程革除了对女性的封建禁条，铲除危害她们恶俗，学校一律废除女子缠足，这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以后，通过政府官办女学堂、民间创办女学堂、家庭教育、海外留学的途径和方式，培养了一批女知识分子。这些数目不多的知识女性出现了许多专业人才，驻日本调查员曾在1905年发表文章说：“中国女子在东京百人许，而其中最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若男（中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女权活动家）女士及陈撷芬（16岁创办《女报》）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女士、林宗素（同盟会会员）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学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这些女性人才身份有女学生、女记者、女编辑、女医生、女教师等。她们大部分来自上海、广东和江浙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思想开放，女性相对活跃。这些思想觉悟的女性对于推动女性解放起着积极的作用，她们在辛亥革命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秋瑾
但是，维新改良派在提倡女性启蒙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他们提出的主张并没有触及到专制的政治制度本身。他们强调新贤妻良母的培养，并没有使女性离开家庭这个圈子。维新运动只有百余天，被慈禧太后镇压以后，颁布的一切政令也都被取消。虽然维新时期的废缠足、兴女学的言论和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但它们并不是中国妇女运动，或中国女权运动的开始。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自“五四运动”始。五四初期，除提倡民主和科学外，女子问题也被看成是反封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关注妇女问题的知识分子主要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田汉、沈雁冰、向警予、蔡元培、李达、李汉俊、邵飘萍等。他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一方面对封建家庭、纲常名教等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对女性挣脱封建家庭束缚进行鼓励。这些知识分子陆续创办了关注女性的杂志，包括《新青年》、《少年中国》、《妇女杂志》、《妇女声》、《劳动与妇女》、《解放与改造》等，他们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刻地讨论。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成为中国民国总统。之后，《临时约法》被废除。袁世凯宣扬“尊孔复古”思想，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又死灰复燃。袁世凯下令结算女性参政团体，规定女子不能加入参政社团。封建时期的贞洁烈女观再次受到推崇，政府甚至公开奖励贞洁烈妇。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承袭了袁世凯政府的这一做法。这一封建逆流激起知识分子强烈不满，他们意识到中国需要在思想界来一次大解放。1915年9月15日，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批判传统文化，宣扬“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了六点要义。他认为近代历史就是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他进一步论及女性解放的方法是“脱离夫权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陈独秀倡导妇女应摆脱对夫权的依赖，打破“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追求人格独立，以求自身解放。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集中批判了儒家的三纲之说，他指出：“夫为妻纲”等同于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而无独立的人格。他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鲁迅认为对妇女提出节烈的苛刻要求是不道德的，因此，他猛烈抨击北洋军阀褒奖节烈的丑恶行为。鲁迅指出国家的盛衰与妇女节烈没有关系，他说：“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找来。”这揭露了有权力的男子为了自己作恶寻找借口，通过节烈这种旧道德来欺骗女性，表现了鲁迅对女性节烈的同情。
鲁迅
胡适逐条批驳了北洋军阀褒扬节烈的规定。他认为政府褒奖节烈女子，不仅牺牲了无辜的女子，还会导致社会上的不诚实行为的出现。因此，胡适主张废除这些法律条款，他说：“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胡适
在新文化运动中深入讨论妇女问题，涉及到妇女解放、社交公开、婚姻家庭、教育平等、经济独立、儿童公育、人口问题、废娼等一系列问题等，对一些传统观念加以批判。这就形成了比较全面、深刻的思想观念，对青年、女性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
这样，中国女性解放呈现出了男性率先呼吁，男性成为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而女性反为追随者的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五四时期发端的。女性是五四时期社会参与意识和实践的重要主体。五四时期对于传统女德的抨击更加广泛和深刻，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了与女性相关的一切方面，包括参政、经济独立、教育、社交、家庭、婚姻、性道德等。五四时期，求得女性独立人格、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成为确立新道德的目的，也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今天的中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女性道德建设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认清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本质，从中汲取有用的五四精神给养。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顽固性，近年来，打着恢复“国学”旗号暗中贩卖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人和事逐渐增多，值得警惕。这种封建思想回潮往往表现为借民族复兴旗号以恢复“国学”形式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极具欺骗性。
举个例子，强迫低幼学生读《弟子规》，过度宣扬封建的《二十四孝》、“女红”“女德”等，不加分辨地全盘继承传统文化每一个方面，包括腐朽没落的那些内容。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有精华，但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不合时宜的糟粕。宣扬这些内容造成的危害短时期内可能看不出影响来，一旦日积月累，有可能会把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众多进步事业毁掉，包括女性解放事业。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我们不是盲目地反对儒家学说，我们反对的是儒家那些不合时宜的落后观念。历史上，在康有为发表了《致总统总理书》后，国内掀起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浪潮，陈独秀发表了最早的那篇批孔的文章《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对于孔教的抨击直截了当：“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我并没有苛责诋毁孔子的任何动机，如果不是因为当今有人强行将不适合现在社会制度的孔子立于‘统治’地位，我也不会出来谴责孔子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如继续这样一意孤行将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毒瘤！”中国的“礼”讲究“三纲五常”，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背后是专制、独裁和道德绑架、违背人权，这些礼法泯灭人性，势必会阻碍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孔子适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不应成为现代文化的标杆。
作为当代社会的中国女性，要把自己当做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作为父亲，要把自己的女儿当做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作为丈夫，要把自己的妻子当做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作为子女，要把自己的母亲当做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惟其如此，中国的女性解放才能称其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
最后我讽刺两句我看不惯的某些社会上的人士：那些极力鼓吹从儿童开始抓“国学教育”、大搞“女德班”、搞“当代读经抄经”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人士，本质上都是自私和虚伪的。如若不然，请你们这些人身体力行做到以下两点——身为男子，请给你自己的亲生女儿裹脚，不要让你的妻子迈出家门一步；身为女子，请按古训结婚前给你的丈夫准备好丰厚的超过彩礼数倍的嫁妆，婚后每天给你的丈夫洗脚、梳头、捉虱子，而且一定要祈求上天让你生个男孩子。这几点要求不高吧？做不到，就说明你们表里不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夫子的这点教诲还是应该听的，别再冒充“封建卫道士”去愚弄大众了，洗洗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