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笑眯眯地看著大家，比哭還嚴重。
這是開元二十四年（736）的終結。十一月，張九齡和裴耀卿同時被免，李林甫接替張九齡任中書令，牛仙客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職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變成兩人，李林甫成為不折不扣的首相。
我們知道，朝廷成立諫官，原本職在提出不同意見。而首相大人為他們樹立的榜樣，卻是宮廷儀仗隊裡的立仗馬。這些。高高大大的駿馬馬養得漂亮之極，任務則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發。於是李林甫說：大家看見那些馬了嗎？可都是三品代替。但如果亂叫一聲，那就什麼都沒有了。如今聖上英明蓋世，哪裡用得著你們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馬之鳴，諸位自己看著辦。
據說，朝堂之上便再無反對的聲音。[11]
此事真偽難辨，因為李林甫在歷史上被妖魔化了。後人甚至說，他的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鑄劍，變成產生了“口蜜腹劍”的成語。[12]包括被他扳倒的張九齡和裴耀卿都沒有這樣說過，因此同樣可疑。[12]
[，獨佔十六年，獨裁十六年，堪稱空前絕後。[毫無疑問置疑的是，他擔任宰相的時間延長。13]
這不可能沒有原因，也不可能沒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認為有兩個，一是李林甫狡猾敏捷，二是唐玄宗糊塗。可惜這說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當別論，但可以肯定唐玄宗並不糊塗。安史之亂時，已經成為太上皇並且避難成都的李隆基曾經與身邊人評點歷任宰相，數到李林甫時說一句非常精準的話：此人的扭曲賢妒能舉世無雙。
身邊人問：既然如此，陛下為什麼用他那麼久？
李隆基默然。[14]
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為玄宗自知理虧，或者證明他在李林甫時代已經變得昏庸，其實不然。因為這次個性中，李隆基對宰相們的評論都很精準，甚至對宋璟評價不高。他的原話是：那個人的耿直，不過是沽名釣譽的手段罷了。
請問，頭腦如此清楚，能說是昏庸嗎？
結論也只有一個，那就是玄宗皇帝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可能賢嫉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導致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賣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職一樣。
實際上玄宗不愧為明主。他知道金無足赤，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關鍵在於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時候。執政之初，要用善於變通的姚崇；撥亂反正，則要用依法治國的宋璟；建設國家，要用重視幹部的張嘉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張說。他這是因人而異，各取所長。[15]
那麼，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麼？
懂事，執行力也強。
李林甫確實懂事。他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也知道該怎麼說，在什麼時候說。這往往被視為奸滑。但如果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懂規矩。規矩在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規矩，甚至也就是有沒有政治素質，而李林甫在這方面簡直具有天賦，這才大得皇帝歡心。
更重要的是，在歷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讀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說，他深刻理解陛下關注邊境戰事，並不僅僅只是好大喜功和窮兵黷武，更是出於對整個國際環境的通盤考慮。他當然也知道強軍必先富國。沒有足夠財政收入作為堅強後盾，是打不贏戰爭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決定並付諸行動，沒有一丁點兒書生氣。[16]
但，他決不胡來。
這一點，又是李林甫的難得之處——既能體察順應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規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現代歷史學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幹的行政官員，也是名副其實的制度專家。他比他的前任更關心國家機器的高效有序運轉，並親任工程師和程序員。由於他的改革，行政手續大為簡化，執政成本大為降低，帝國和民眾都減輕了負擔。[17]
事實上李林甫在執政期間並非只是排除異己，更多的精力恐怕還是用在了制度建設方面。他會同一批法學家，對帝國的法典進行整理和修訂。由此產生的《開元新格》和《唐六典》，則充分體現了他對法度的尊崇，對行政程序合理化的決心，以及對有條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後一個多世紀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權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顯著的。開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訂的新法審理案件，結果當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於殺氣不重，囚犯減少，烏鴉竟在監獄外面築起了鳥巢，過去人滿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變得安靜祥和。這當然是仁政的表現，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冊封為國公。[18]
兩位宰相也當之無愧。因為他們搭班子的六年，確實是帝國的安定時期。朝廷沒有黨爭，人民安居樂業，市場一片繁榮，國庫日益充盈。天寶八載（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擔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後，唐玄宗帶領文武百官參觀金銀財寶堆積如山的庫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於言表。[19]
北圖藏唐代《開元新格·卷三·戶部》。
太平盛世，也不過如此吧？
這當然並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極盛時期恰恰就在李林甫執政之日，難道僅僅是巧合？一個大權獨攬十六年，進行了制度建設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種的樹下乘涼摘桃子的嗎？
看來，唐玄宗並沒有用錯人。
可惜玄宗也沒有替自己辯護的資本，因為李林甫必須為安史之亂的釀成負責。責任有間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驕奢淫逸、倦於朝政和不聽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慫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瀾。但直接造成嚴重後果的最大錯誤，則是“以寒族胡人專大將之任”。
這是重大變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說，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將領，號稱番將。但在太宗皇帝的時代，這些番將多半是貴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鐵勒酋長。他們也不是專任，只在重臣節制下任臨時軍職。戰爭結束，士兵留駐戰略要地，番將則回京另謀高就。
李林甫當然不怕這個，他怕的是那些有權節制番將又軍功顯赫的邊帥。按照大唐“出將入相”的傳統和慣例，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調回京城進入中樞。如果是牛仙客那樣的倒也罷了，倘若來一個文武雙全的，好日子可就算過完。
於是，李林甫在他擔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動議，由寒族胡人擔任邊疆各大軍區常任軍事長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貪生怕死，貴族結黨營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戰，寒族孤立無援，相對安全可靠。當然，還有一句話他沒說出來：既然是常任，就不會跟他爭奪相位。[20]
唐玄宗沒有片刻猶豫就同意了。這時，六十三歲的他已經當了三十多年皇帝，對於政治實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歲那年，他就提出要將天下之事都交給李林甫，自己去修身養性，卻被高力士勸阻。只不過，在打消了皇帝陛下這一念頭之後，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議朝政。[21]
結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沒想到，這個決定會使帝國的邊防軍變成反政府武裝力量——差一點就顛覆了王朝的安祿山也正是寒族胡人。當時，李林甫關心的只是如何鞏固權勢，唐玄宗則一門心思惦記著跟心愛的女人泡溫泉。
沒錯，這個女人就是貴妃楊玉環。
[11]見《新唐書·李林甫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條。
[12]這個說法最早見於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後來被司馬光采信，載於《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天寶元年三月條，遂成為定論。但兩《唐書》均無此說，十分可疑。
[13]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職時間是：姚崇三年三個月，盧懷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個月，蘇頲三年一個月，張嘉貞三年一個月，張九齡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張說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個月。
[14]見《新唐書·李林甫傳》。
[15]請參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條。
[16]請參看彭麗華《安史之亂》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關於所謂李林甫專政》，袁英光、王界雲《略論有關“安史之亂”的幾個問題》。
[17]本段及以下論述均請參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彭麗華《安史之亂》。
[18]見《舊唐書·刑法志》，《新唐書·李林甫傳》。但《新唐書》認為這一情況並不屬實，是大理寺長官“妄言”，卻不知證據何在。
[19]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天寶八載二月條。
[20]見兩《唐書》之《李林甫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天寶六載十二月條。
[21]見《新唐書·高力士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天寶三載初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