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中共廣東區委部分成員合影，左三為陳延年
陳延年，陳獨秀長子，中共早期傑出領導人之一。1927年6月26日，作為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被捕入獄，7月4日，被同是老鄉的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
說到陳延年的犧牲，有人說胡適好心辦了壞事，甚至有人拿後來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來妄加揣測，說胡適可能是有意為之。真相如何呢？
營救不成反被殺
1927年6月26日，上海北施高塔路恆豐裡104號(現山陰路69弄90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陳延年、王若飛、郭伯和、韓步先等人正在這裡召開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但由於交通員的被捕叛變，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經過抵抗拼搏，只有王若飛等人逃走。
交通員不認識陳延年，再加上當時陳身穿短衣、褲腿上扎著草繩，自稱是受僱到這裡做工的，名叫陳友生，所以雖然被捕,但身份並沒有躲露。
為了營救陳延年，黨組織開始通過留法學生劉方岳運動在上海地區包括公共租界具有很高聲望的大律師吳凱聲,試圖打通閘北區瞥察局的關節；陳延年自己也在想辦法，他給陳獨秀的老朋友、兩家世交的父輩上海亞東圖書館總經理汪孟鄒寫了封信，說明情況並請他運用關係給予營救。
此時上海一片血雨腥風，汪孟鄒也不敢隨便找人，只好去找在國共兩黨都有很多朋友、也是陳獨秀和自己老朋友的胡適。胡適一聽，很是焦急，滿口答應。但接下來胡適犯了―個輕率的大錯，他找的竟然是和張靜江等人極力慫恿和支持蔣介石“清黨”的吳稚暉。
吳稚暉立即寫信給上海主持“清黨”、殘殺了大批共產黨人的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恭賀”他捕獲了上海地區最大的共產黨頭目。7月4日，陳延年犧牲。
胡適為什麼找吳稚暉
胡適為什麼要找吳稚暉呢？
胡適彼時剛回國，並不太熟悉國內險惡的政治形勢與人情世態。1926年7月17日，胡適繞道蘇聯前往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會議，12月31日乘船離開英國前往美國領取博士學位及證書。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那天，胡適離開美國回國。胡適自己說：
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橫濱，就接到了在君（指丁文江）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說，國內黨爭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
胡適聽從了丁文江的勸告,在聽不懂日本話、只能住很貴的旅館的情況下，還是待到5月中旬才回國。
回來後，胡適先在滄洲飯店住了幾天，於6月初租了上海極司菲爾路49號甲的一幢房子。此房與蔡元培的住所是近鄰，一直住到1930年11月底。後在國民黨的“圍剿”下,才被迫離開上海前往北平。
正是由於才回國不久，還不太瞭解國內殘酷的政治形勢和由此帶來的人情世態的變化，才導致胡適輕率地請託了吳稚暉。
找吳稚暉還有個原因，因為胡適頭上還有頂“紅帽子”，存在著政治風險，所以只能找與蔣介石新建立政權關係密切、對蔣有功的人。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等共產黨人關係密切,世人皆知。在推介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他首次全面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唯物史觀，一是階級競爭說(他的“贏餘價值說”，是經濟學的專門問題，此處不宜討論)。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
在“五四”時期，他就因此被人稱作過激黨；1926年去英國經過蘇聯時，他又寫下了許多歌頌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觀感，並通過與蔡和森、劉伯堅等共產黨人的談話，表明自己想組黨並充分承認與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與主張。
▲陳獨秀與胡適
文章寄回國發表後，使得李大釗非常高興，立即讓人一定要請胡適回國時仍從蘇聯經過,以便徹底把胡適爭取過來。而這些文章的發表，同樣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注意，以致張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釗、高仁山等人時,認為胡適也是共產黨,也想抓捕胡適。這也是丁文江勸胡適暫留日本、回國後他不敢回北京而留在上海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胡適雖然一直有為朋友幫忙的秉性，有想救陳延年的熱情，但他自己根本不能出面。在日本逗留期間，他仔細讀了那幾個月的報紙,知道蔣介石“清黨”背後有吳稚暉等人的支持，那就只能找說話管用的，於是他把希望寄託給了吳稚暉。
胡適的失誤還在於對吳稚暉政治定位以及其與陳延年與自己關係的錯判。逗留日本期間，面對有人對吳稚暉等人支持蔣介石“清黨”的批評，胡適還曾這樣替吳等人解釋，認為“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但胡適沒想到，那時吳稚暉他們幾個支持 “清黨”的元老,也支持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
吳稚暉是留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之一，陳延年曾跟隨他信奉無政府主義，後轉向信馬克思主義。在胡適想來，吳稚暉應該對曾經的追隨者手下留情，殊不知，吳稚暉對陳延年的轉向以及在共產黨中的所作所為，竟認為他比他的老子陳獨秀更可怕。胡適與吳稚暉相識很久，且兩人在學術上互相欣賞。吳稚暉1918年曾擔任唐山路礦學校（即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國文教員，他曾邀胡適前來演講。胡適逗留日本期間，還曾認真讀了吳稚暉的有關文章。胡適在上海住下後，吳稚暉還特意跑到胡適的住處，同胡適大談了一次，其間有人來訪也沒能阻斷他的談興。在胡適想來，以他倆此時的關係和長期交往，拜託他此事，他應該願意幫忙，也能夠幫忙。沒想到的是,此時已是蔣介石“清黨”主要支持者的吳稚暉，已將這一切丟得一乾二淨，剩下的僅是政客的兇狠與殘忍。
吳稚暉出賣對胡適的影響
楊虎殺害陳延年後，第二天上海《申報》刊登了《剷除共黨巨憝》的消息和吳稚暉給楊的“賀”信。吳稚暉在給楊虎的信中說：
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其人發生額下，厥狀極醜，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產黨之巨頭， 若李立三，若蔡鶴孫，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蓋不出面於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宣佈罪狀，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國共黨之膽。適返滬以匆促未能奉謁，謹馳賀大成功。
從這封信可看出，吳稚暉對陳延年當年在法國轉而信仰共產黨並培養了許多共產黨領導人的極其痛恨，也從一個側面看出陳延年為中國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也是當時吳稚暉從胡適處得知消息後不但不營救，反而要求楊虎殺害陳延年的根本原因。
吳稚暉這封信的登出，也嚴重打擊了胡適的“為人”。
胡適是在杭州看到這則消息的，不僅為陳獨秀這位老朋友失子痛苦，也為辜負了老友汪孟鄒的囑託而痛苦，更痛苦的是後悔自己怎麼找了這樣一個人，一旦入政治場怎麼一點人性都沒有了。胡適1928年2月27日給吳稚暉的信談到當時的心情：
七月初我在杭州讀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 不能釋然。
胡適近10個月後，仍提此事,表明他沒放下。
胡適到底在陳延年犧牲一事上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根據現在有關資料，在陳延年被捕、黨內外都在進行積極營救時，一同被捕的省委宣傳部部長韓步先禁不住國民黨軍警的嚴刑訊問，已經指認了陳延年。
也就是說，陳延年已經暴露了身份。吳稚暉的信無非給陳延年的身份作了一次確證。
由此我們說，胡適對陳延年身份暴露並由此犧牲並不能承擔主要責任，只是在那種情形下輕信了人，好心辦了壞事。我們不能按照後來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說胡適是有意為之。
——摘自《縱橫》2020年第2期
作者：李傳璽編輯：薛偉平責任編輯：張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