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年輕人不依賴批判和負面的東西而生活，他們靠感情和理想---赫爾曼黑塞
作者：西蒙
寫在前面：自"九七"香港迴歸後，我國社會語境變得多元化的同時，不難發現在香港地區自主形成的港人精神仍舊與內地的社會風氣有所不同，一方面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潮更替時，人們主動找尋自我身份的歸屬感；另一方面就體現於紮根香港這片土地的平民百姓不易受大環境變化而一直堅守舊社態的安全感。
新世紀初的香港常常被內地人看作謀生富足之地，殊不知社會階級的明顯分化和意識形態的獨立存在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陌生，因而新晉導演羅耀輝在電影《幸運是我》中直接聚焦此人際關係中的"陌生性"，用有可能性的、分解性的、自然性的電影藝術解釋了在新語境中，人打破社會形態與陌生感的關鍵點僅在於感情與理想。
《幸運是我》：探尋香港本土社態，看一代港人自主成長
【1】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幸運是我》是一部典型的能夠體現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溫馨劇情片，由武打出身的惠英紅與年輕香港演員陳家樂共同主演，導演羅耀輝通過人物之間的代際關係，在各自行為、思想、觀念間的代溝直接反映了"九七"香港迴歸後社會中兩重民生的摩擦與矛盾。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阿旭的母親病逝，而父親在香港早已另組家庭，阿旭從內地來港尋父的結果並不令人歡喜，不被家人認可、身心俱疲的阿旭淪落街頭無家可歸，於是被迫捲入了香港這座"避風港"。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年輕的阿旭承受著家庭不完整的傷痕與資本帶來的痛苦，迫使他建構起來屬於自己的一套行為法則，性格冷峻，孤傲粗暴的面對周遭，對女人與生活失去動力，偷走女友的錢將女友野蠻趕走；在打工的茶餐廳由於與老闆娘產生矛盾而摔門離開，拂袖辭職。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這是年輕人的蠻力，也是一個年輕男孩發洩生命不公的隱形暴力，"後九七"的社會隱喻很難像如今一樣以資料數據甚至藝術概括總結，往往生存於其中的人才更加理會"新舊社會"更迭所帶來的24小時痛苦。阿旭一天中為住所奔波，為工作操勞，為孤獨所感傷，為債務所迷茫，於是年輕的一代消失、逃走了。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惠英紅所飾演的芬姨是香港的老一輩人，見證著香港的輝煌也歷經著香港的低潮，電影試圖利用香港本土元素喚醒一個時代的面貌，芬姨年輕的時候是名歌星，而老年的時候仍舊聽著自己的黑膠唱片、固執的只回看早已倒閉的亞視臺，時常吸著煙倒在沙發上細數歲月的旋律。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此中社會形態的新舊交替，一方面通過藝術來渲染當代人對過去香港記憶的緬懷，另一方面則是對事物倒閉、社會低潮、香港光陰一去不復返的傷感。
當兩代人共同置身於時代變遷的潮流中，人們不可逆的承受著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等現實狀態所帶來的社會低潮風暴。
年輕人面臨著當下嚴峻的就業形勢與生存危機，而老一輩的香港人心中仍守著香港逝去的光輝在計量著財米油鹽的安穩生活，幸運的是，看似格格不入的兩重民生，卻都在共同的社會背景下，為了生存而激發出一種自主的、本能的、堅定的、情感性的平民精神。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2】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電影藝術的創作，讓主人公剝離掉現實的壓力而進入藝術早已部署好的"命運"之中，當電影片名《幸運是我》不斷藉以人物飽滿的情緒以及角色之間相互遞進、相互共情的牽掛引起觀眾的共鳴，使得電影充分具備觀影價值。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電影人物行為決定劇情的發展和故事形態。男主阿旭因一顆雞蛋幸運的遇到了老香港人芬姨，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病的芬姨因為阿旭的出現，而開始接納自我安全感之外的新新事物，而在無形之中，觀眾與電影一起完成了一場關於"香港情懷"的生命體驗。
孤身無依的阿旭得知芬姨的房子有出租，便主動幫助芬姨提食物到家門口，短暫的認識後，阿旭由於自尊心便說謊趕忙旅行便離開。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一方是年輕人苦尋的歸屬感，一方是舊百姓死守的安全感。於是在回望這部香港影片時我們從人物的兩重狀態中找到了與之相平衡的外在力量---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
阿旭承受著母親離去的痛苦與父親不認子的無助在孤獨的香港漂泊，帶著吉他流浪街頭，現實的不堪喚起了底層人物最初始的求生本能，於是阿旭破頭懇求的搬進了芬姨家，歸屬感與安全感的碰撞，使得芬姨說出了那句"做人吶，不就是你幫幫我，我幫幫你啦。"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藉由平民精神滋長鄰里情懷，是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常有的風氣，也許是人的悲憫之心，也或許是人不堪忍受悲憫的到來。芬姨老無所依，老年痴呆漸漸奪走她的記憶與回憶，但是香港歲月卻為她沉澱了一股美人氣息。當阿旭在醫院中被生父拋棄，芬姨主動抱著絕望的阿旭說出了："沒事，你還有我這媽。"
新舊社會的兩重民生與平民精神
這般鄰里情懷從現實層面而言是幸運的，因為難得；而從藝術層面而言是溫馨的，因為珍貴。兩人各有各的苦難，阿旭面臨著未來的恐懼，芬姨面臨著老年的孤寂，正是這兩種不同的生命體驗，使得兩人從陌生人到家人。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香港社態總是充滿許多人文隱喻與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但現實告訴我們不是人人都如此幸運的被上帝標好命運的價，只有憑藉自我的犧牲才能看見心中那份歸屬感的價值。
阿旭得知芬姨患病，不想自找麻煩於是悄悄離開，但是生活總是充滿戲劇性令人無奈的回到悲憫之中。沒過一會離開的阿旭在路邊看見芬姨頂著剛塗完染髮劑的頭在大街上尋找阿旭，這一幕使得阿旭回憶起母親也一樣尋找自己時的回憶。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阿旭在芬姨身上找到了一直在尋找的歸屬感，也因芬姨的存在使得這份"歸屬感"充滿"安全感"。在此之下，回到家中的兩人，各自假裝按壓著起伏的情緒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哭泣著開始發酵出親密、溫暖的"味道"，實則那一幕導演借用室內鏡子，鏡頭從鏡子中的芬姨和阿旭一次次的搖到現實中的兩人，在虛實之間拉近了這兩個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心靈距離，再一次讓觀眾感受到客泊異地的"鄰里情懷"。
年輕人不依賴批判和負面的東西而生活，他們靠感情和理想。芬姨改變了阿旭的人生軌跡，使他從孤身一人到有家可歸，老年痴呆的芬姨也因為阿旭的到來，晚年不那麼孤寂。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藝術的色彩放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幸運一角，即使芬姨不再記得今天是否有買雞蛋，買菜是否付過錢，回家的路會不會走錯，老年痴呆奪走人想念與給予的能力，力不從心就會不知道該往哪去，沒有記憶就不知道何以為家，但是當芬姨安靜畫著阿旭的肖像的時候，依然記得他的那塊紅色胎記。
自主滋長的鄰里情懷與生命體驗
【3】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後九七"香港電影總是穿梭著曖昧情緒的味道，在人與人交往之間的細枝末節中悄然發酵，似乎是這種抽離現實傷痛的曖昧情緒使得那一輩的香港人活得更加感性，不執著於物質的剛需反而重於當前的情感漏洞。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羅耀輝導演的《幸運是我》中塑造了一個患有老年痴呆症但又固執的守自我規矩的女性形象，芬姨似乎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每天日常的買雞蛋、煎雞蛋、聽黑膠片、看亞視臺、看老片《萬家燈火》......
儘管她知道自己已經老去的事實，也不願意再折騰自己去被迫接收不屬於她生命最後的"現實垃圾"，她固執的憑藉著前半生被社會錘鍊出的性格與處事的肌肉記憶得到生命的安全感。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在電影中也印證了此點，芬姨年輕時被大老闆相中，捧紅了她，送了套房子給她，過著燈紅酒綠的舞臺生活，在聚光燈下活成了一代輝煌香港的影子，這些記憶成了一個香港老故人後半生內心的人文關懷，成了命運的痕跡。
這種人物的情感塑造是導演緊密洞察時代變遷的能力，而通過藝術的再現，剝離悲催的現實，放大情感體系，最終得到了一種後港時代的審美淨化。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這種方式的呈現是為了讓觀眾以及世人更加容易準確的去琢磨一個時代中大經濟環境變化給人造成傷痕時，人要如何修復受傷的情緒、重拾生存的信念、找回愛的能力。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是奢侈，是一種二十四小時之外難尋的情感體系。而幸運的是阿旭遇到了他的芬姨，芬姨遇到了他的阿旭，就在一顆毫不起眼的雞蛋裡，他們從陌生人變成了家人，當芬姨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原來真的忘記雞蛋已經買過了的事實後，坐地痛苦。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不久芬姨在立遺囑時特意說出了："我若走後，我手上的房子跟其他財產都留給阿旭。"這一刻人與人之間的性質變得實在與深刻，從一開始電影曖昧的藝術轉向現實的歸屬：阿旭有家了。
而對於血緣觀念極強的內地，人們往往趨向與同族、親屬、近親等關係中尋找歸屬感，而這就是後港時代電影創作最賦價值的本土社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胸懷和感情色彩。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此種社態頻頻的出現在後港時代的電影中，在許鞍華導演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中貴姐對鄰里鬱鬱寡歡的阿婆主動給予幫助，最終阿婆在自己兒女身上受到的冷漠與無助內化後，阿婆將打算送給兒子與兒媳的黃金手鐲戒指一併送給了這位"陌生人"貴姐。
許鞍華《天水圍的日與夜》
在《桃姐》中的桃姐對少爺的三十多年照顧使他們從陌生人成了家人，而本電影《幸運是我》也正如此，他們都集中的顯現出：後港社態的彙集讓電影流露出的另一重不依賴血緣、不執著於善惡的人文關懷出現了，他們互相取暖、他們互相關懷，他們一起橫跨時代，他們一起重塑生命。
許鞍華《桃姐》
對於後港時代的電影探索，人文社態是一大亟具探索的題材，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融的二十一世紀，找尋香港本土社態是每一代香港人的職責與使命。
過去的獅子山精神一直成為香港引以為傲的信念，它教人"有付出就有回報"，而如今隨著文化沉澱、時代變遷、社會的驟變，香港精神在藝術層面要使得獨具匠心以及有效出品，是對於今日香港人自主成長的一大考驗。
後港時代的人文關懷與審美淨化
西蒙·結尾：香港社態的變遷也是中國百年藝術演變中的一大重要元素，《幸運是我》很微妙的聚焦了藝術本身的情感臨界，但是由於人文素養以及社會品態的水平限制了優秀作品出現在大眾視野中的頻率。
我們希望讓好的片子重歸塵埃，也希望具有獅子山精神養育的金馬影后惠英紅在電影宣發中說的那句："大家多幫忙寫寫字，我們的電影實在太窮了......"成為一句可以調侃的話而不是事實。
《幸運是我》主創見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