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能将画意与诗情熔炼得最高妙最完美者，首推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王维的塞上；"太乙近天都，连天到海隅"，这是王维的终南山。他在精心地构置着诗与画的格局，用分明的设色做框范，用生动的气韵弥平缝隙，于是诗画合一，使得晚他三百多年的东坡居士为之啧啧连声。
然而，当我们在王维恢宏的辋川别业前伫立良久，我们不能不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么?山水太清幽，我们听不到纷乱的马蹄声；禅理太奥渺，我们无法从封闭的道德之外，感受中国文人真正的精神内核。无疑，山水的磅礴气韵永远涵摄着诗人学者的心旌。与王维生于同年的李白对山水也有着真诚的朝觐，但静谧的山水并未封闭他的视野和胸襟，相反倒使这位谪仙人相信自己能"喷气之六合生云，洒羽则千里飞雪"(《大鹏赋》)，山水的灵秀与达观对应和建构起李白的人格，李白找到了真正的清醒与超越。
相形之下，王维却在山水的遮蔽中，走向最深的孤独与寂寞。纵览盛唐三位最有影响的诗人，我们发现，他们更像是代表了在盛唐并行不悖的儒释道三家：杜甫倾于儒，其沉郁顿挫的诗风，让其成为一代"诗圣"；李白狂放不羁，飞动洒脱，颇倾于道，摘得"诗仙"美誉；王维闲淡冷寂，修持禅定，更倾于佛，被世人称为"诗佛"。而若是进一步考察王维的生命轨迹和创作轨迹，我们则发现，王维要比杜甫、李白圆融得多，他其实是一位行走在红尘与禅境之间的双面"诗佛"。
王维的佛缘与生俱来，生于礼佛之家的王维，从小在骨子里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润，在他二十岁时，以"摩诘"作为自己的表字，正是出于对佛教经典《维摩诘经》的孰谙与喜爱。这维摩诘乃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个富翁，家有万贯，"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最终修得大乘佛典而成正果。王维取字摩诘，事实上已经笃定了自己对佛的虔敬之心。
然而尽管佛缘深厚，王维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光辅丛林的衲子，而是从一开始就执着于世俗功名。精通音律能诗擅画的王维十五岁便来到长安，游于京洛，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敏锐的文学才思，极高的艺术禀赋，让王维很快便在两京打开了知名度。由于在王公贵族间混了个脸熟，使得他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少了不少周折，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被授予了太乐丞。
然而，王维的生命轨迹很快就出了一个小插曲。就在担任太乐丞不久，他因为私自为岐王排演了一场黄狮子舞而触怒了皇帝，要知道，黄狮子只能是舞给皇帝一人的，任何人都是无权观看的，王维因此被贬出长安，"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对于心高气傲的王维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很快，他便辞官归隐了，先去淇上，后来又去了嵩山。他要从此闭门谢客，打算过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了。然而，王维和陶渊明的最大不同，在于陶渊明可以隐得彻底，隐得透明，而王维之隐，则隐得纠结，隐得不甘。事实上，隐居淇上、嵩山的那段时间里，王维其实一直在等待生命中的机会，机会来了，他的隐居生活也就可以划上句号了。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对于王维来说，是个欢欣鼓舞的年头，因为就在这一年，成为一国宰相的张九龄将王维提携为右拾遗，次年，再拜为监察御史，王维的隐，终于等来了久违的知音；王维的禅，终于不再是冷禅，枯禅。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年底，随着张九龄被罢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大权独揽，王维也遭遇到了巨大的冲击。但这一次王维并没有弃官归隐，而是对张九龄深表同情之后，转而给李林甫写了一首诗，献上华丽的赞美之辞，在博取了新权贵的欢心之后，王维自然官位无虞，继续做着他的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还曾一度奉命出使塞上，前往劳军，其著名的《使至塞上》，便创作于这个时期。
<code>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使至塞上》 /<code>
这就是王维的厉害之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仅寥寥数笔和极简的构图，王维便勾勒出了边塞的空阔与辽远，同时，也因为《使至塞上》中的这联千古名句，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直"与"圆"，又恰恰构成了王维的性格特征：他的骨子里洁身自好，蔑视着李林甫这样阴鸷狠辣的权贵，外在里却并未与他疏离；他渴望做个清净无为闲然禅定的隐士，又不堪躬耕垅亩衣食自足的清教徒生活，正因如此，在他身上，中国士人的一种新的隐逸方式出现了，那就是——"吏隐"，一面在朝做着官，拿着朝廷的俸禄，一面放情山林，松风煮茗。这种亦官亦隐的存在方式，似乎暗合了"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的中国士人信条，但能像王维这样，做到仕隐两得，好像也并不容易。
大概从开元二十八年起（740年），王维便隐居于终南山的别业。此间距长安约百里，散朝归来，他脱去官服，便一头扎进自己的别墅，点一柱香，沏一壶茶，他便在终南山的绿树环围之中寻找着一份超尘拔俗的自在，在对南北宗兼收并蓄的过程中，王维参禅入定，脸上没有风暴，平定而安详。
如果说王维在终南山别业找到了"吏隐"的清净，那么随着他于天宝初年购得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业，王维的"吏隐"已经开始走向空寂。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加之圆融的处世哲学，让李林甫对这位毫无政治野心的张九龄"朋党"颇为放心，并没有为难王维，而王维也乐得做个拿着俸禄按常秩升迁的太平官。在花费不菲的资财买下辋川别业后，王维又依据辋川的山水形势植花木、堆奇石、筑造亭台阁榭，建起了孟城坳、华子冈、竹里馆、鹿柴寨等20余处景观，把20余里长的辋川山谷，修造成兼具耕、牧、渔、樵功能的园林胜地。而也正是在这座远离尘嚣的辋川，王维一步步将自己修炼成了一尊"诗佛"。
<code>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竹里馆》 /<code>
这首《竹里馆》，不过是王维在他的辋川别业创作的诸多小品中的一首。习禅的王维几乎将自己的佛性点染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小山、每一条溪流之中，这些花花草草、山山水水经过王维的禅心净化，已经看不出诗人情绪的起落，全都变成了辋川别业一幅幅静谧的小照，而无论是鹿柴，还是竹里馆，无论是《鸟鸣涧》，还是《辛夷坞》，我们看到的永远是空寂的状态。当深受禅宗浸润的王维以空灵的意象编织起自己的诗行，以清寂的语境传递禅的玄机，这个在竹林深处抚琴长啸的诗人已经把自己冲涤成一尊远离尘嚣的佛，尽管他的众多仆僮们还是为他洒扫着诺大的庭院，准备着丰盛的早餐，尽管上朝的官车已经备好，恭敬的马伕持鞭执辔，正在等待他一声出发的号令……
如果在清幽的辋川别业一直以这样一种空寂的状态"吏隐"下去，王维的琴声也许永远不会有变奏的可能，然而，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疾驰的马蹄声，还是叩碎了辋川的宁静。起兵反唐的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下了长安屏障——潼关，兵锋直指帝都！彼时，仓惶不知所措的玄宗无奈之下只能弃城而逃，他只带上了杨国忠、杨贵妃、高力士及少数的随从，趁着夜色悄然出城，而至于其它的王室贵族、大臣公卿他已经无睱顾及。被遗弃的这群人的命运当然是可想而知，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被枭首剖腹，惨不忍睹，留下的少量朝官则被押往洛阳，在那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他们的新主子——安禄山。
王维就走在这支队伍的中间。《旧唐书》载，安史之乱发生后，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于普提寺，迫以伪署。"从这段文字，我们知道，王维在长安城陷被抓之初，曾想过一些逃亡的办法，但是没有成功。被押往洛阳后，"惜才"的安禄山强迫给他授了个官职，伤心落寞之际，王维感念前朝，挥笔写下了《凝碧池》
<code>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凝碧池》/<code>
这是王维不曾想到的，正是这首怀念前朝的诗作，日后竟会成为拯救他的一根救命稻草！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月，唐军攻克洛阳，陷贼的三百余人被勒赴长安，收系于大理寺狱和京兆府狱，这些人中，有的被杀，有的被赐死，有的被流放，而王维却仅仅被降为太子中允，继续在肃宗的新朝为官。而王维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王维在陷贼之后作了《凝碧池》一诗，其忠心令新登大宝的肃宗好生感动。几年之后，王维又由太子中允完成了四次迁转，最终官拜尚书右丞。
而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王维的吏隐变得更加彻底了。如果说在安史之乱前，王维的吏隐还是因为从心里不愿攀附李林甫之流，带有一些"天下无道则隐"的清高，那么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生死之劫后，王维已是心如止水，诸法皆空。他的清修之地仍旧是辋川别业，他让他的居所不染纤尘，《洛阳要记》云："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他仍然状写宁静和空寂，安史之乱的噩梦他只字不提，安史之乱的余波他更是漠不关心；他的朋友仍旧是僧人居士居多，"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他的"文人画"越画越好，删繁就简的构图与冲和淡远的意境，更像出自山中老僧之手。在王维看来，人只要适意，精神满足即可，身如何行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心感觉如何。当王维将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吏隐"经验语重心长地推荐给来辋川做客的道友，王维，在夯实自己"诗佛"地位的同时，已经将他的辋川，变成了一个中国文人用以逃避心灵消磨志向的别业。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语)。王维的诗很空灵，王维的画很虚静，然而在空灵与虚静中，深深感动的，只有王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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