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二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過去的事情，二是對過去事情的記載和解釋。前者是歷史，後者是歷史學。我們今天主要探討的是後者，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來來龍去脈便是史學史。歷史學是研究歷史的，目標是過去的事情；史學史是研究歷史學的，目標是歷史這一學科的來歷及沿革。
太古之世，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當時是沒有人想到要記錄什麼的，因此這個時期只有歷史而沒有歷史學。歷史學只能發生在吃飽喝足，並且創造了文字之後。前人將這個時期追述到了黃帝時代，倉頡造出了文字，容成造出了曆法，這才有了歷史學的基本要素，有時間，有事件，有記載。不管有沒有曆法時間總是存在的，只是先民無法表達而已；無論有沒有文字，歷史總是存在的，只是沒有記載罷了。於是歷史學的重中之重便是：文獻記載。
史學起源於記事
東漢的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詮釋道：史者，記事也。這個字由來已久，在甲骨文中上面是放簡冊的容器，下面是隻手。表示掌管文書的意思。
在嚴格的周禮約束下，普通人是沒有機會接觸到史料記載的。史官將其見聞記於簡冊，名為史記，即所謂史官之記。後學以此為據或案年代先後整理，或案人物事件整理，名為史書，前者為編年體，後者為紀傳體或紀事本末。編年體是按時間順序整理出來的流水賬，什麼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比較簡單的記錄。漢人認為侍史分左右，作史記言，又史記事，記言者《尚書》，記事者《春秋》。然則左右史之名何不見於《周禮》？可見對同一件事，除了理解上的分歧之外，還有見識上的不同。有的材料記載未必是真實正確的，如何去偽存真，考訛定誤著便是歷史學的任務了。
在《周禮》中，詳細說明了：大史掌管六典，小史掌管邦國志，內史掌管八枋之法並書寫王命，外史掌管四方之志並書寫王令。御史掌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並草擬贊書。五史之中職位最高的是大史，新王登基，大事決議等都需要大史參加，因為他們掌管著類似於現代憲法的六典。小史是輔佐大史的，除了掌管各國基本材料之外，還需通曉國事禮法，相當於先行法律法規須得備案在小史跟前。雖然職位不高，但是地位很尊崇的是內史，因為王命是經過他們起草並下達的，除此之外還可以奉王命出使諸侯國。外史的輔佐內史的，王命下達後以書面形式傳達四方的叫做令。御史在秦之前並沒有監察百官的職權，而是一直跟在王身邊記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最早的歷史是由御史書寫的。因為常伴王左右，有成為侍史。在《廉頗藺相如傳》中記載：“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為趙王擊缶的故事便是御史記載流傳下來的。
史家出自史官
無論先前的邦國天下被粉飾的如何太平美好，終歸是文學評論。歷史學只能依靠歷史材料來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摒棄託假偽造的上古傳說，真正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是從周天子治下開始的。五史掌管文書典籍，這是漢人對周代的解讀，我們暫時不能證明其對錯。但同在《周禮》中既說了大宰掌管六典，有說了大史掌管六典。所謂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同一套典籍莫不是要一分為二讓大宰和大史分開掌管？天子有六卿：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史”和“宰”決然不會是相同的指責。六典先放在一邊，可以肯定的是國事文書必然是有史官記錄並保管的。由是便出現了歷史學的基本材料。史學寓乎史籍，史籍出自史家，史家出自史官。
周王室衰落之後，官學隨之轉移，列國均有著史，後來被秦始皇燒了。漢代興起了紀傳體以人為主線，皇帝為紀，其他人為傳。唐宋之後興起了史論，依古史論興衰成敗，有學者認為這是史學進步的體現。相比前代，後者認為歷史中所詮釋的興衰之道，存亡之理遠比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更重要。筆者不以為然，道理固然重要，必須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歷史故事是錯的，如何又能詮釋出正確的道理？對歷史材料的解釋，也是歷史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史學史可以簡單的總結為：先有史官對人事物及言論的記載，後有史家對材料的整理和解釋。歷史學的永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收集整理之前的材料？二是如何編纂建設新史學？無論是對歷史本身的研究，還是對歷史學的研究，都屬於歷史研究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