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出版兩年後，馬國川開始寫“續集”《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聚焦從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到1945年日本戰敗這段歷史。他提到，當一個國家走到歷史分叉口時，政府和政治家該選擇什麼路至關重要，如果一條路把無數年輕人當成炮灰，國家肯定會陷入一場巨大的災難。
近代日本“進一步退兩步”
第一財經：我想起《國家的歧路》前言裡的一句話：“日本這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每前進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兩步，結果以失敗而告終。”這句話怎麼理解？
馬國川：是的，這是我寫作時感觸很深的地方。明治天皇前期和中期，日本整個國家是種昂揚奮進的姿態，但是到了明治晚期就變得陰沉下來，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國粹主義等思潮開始氾濫。
明治天皇死後的大正時期，又有點柳暗花明的味道，民主運動波瀾興起，建立議會制、現代政黨制度等，尤其是1926年制定的《普選法》，讓日本投票率從以前的1%左右大幅提升到20%多，極大地擴大了民主自由。平民首相原敬上臺，也打破了原來的藩閥政治。對外，日本積極參加國聯，是國聯的四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也呼籲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總之，當時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大正時代的日本都呈現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姿態。
但這個時期的歷史也有B面，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雖然沒有發展成主流，同樣在平坦的大地上隱藏，一旦時機到來，制度上的約束沒有以後，危險就會出來。果然，30年代以後的日本歷史，大家就都看到了。
一個社會總會有極端思想存在，所以一個國家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這樣極端思想就不會綁架全民、綁架整個體制，這是非常重要的。
明治時期憲法就有大漏洞
第一財經：當時日本的國家制度存在哪些問題，使其容易被綁架？
馬國川：大正時期日本政治滯後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憲法沒有及時根據現實政治、社會發展進行修改。比如說民眾的權利，明治憲法裡規定民眾有部分權利，但仍有很多限制。到了大正時期，日本的民主已經有很多進步，這時就應該落實為憲法上的規定，對憲法進行適度調整。
另外，憲法中不適當的內容也沒有及時修改。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憲法就規定軍隊不受政府約束，而是直接聽命於天皇。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造成了軍部出現，“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再也無力轄制軍部，軍部開始凌駕於政府之上，最後控制、綁架了整個國家和社會。
所以，改革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落實為制度和憲法規定，再加上社會文化、改革氛圍等不同方面的互相配合，才能讓改革成果得到鞏固和發展，否則很容易被一陣風吹掉。事實也證明，1930年代國際氣候一變，馬上就影響到國內，從此日本成為一輛再也沒有剎車裝置的火車，一頭栽到戰爭災難裡去了。
第一財經：日本是怎樣走到整個國家被極端思想綁架的？
馬國川：明治維新後期，民族主義實際上已成為很大的社會思潮。當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結合，就會成為軍國主義，這在明治後期的兩場戰爭中尤其明顯。一是甲午戰爭打敗清朝，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爆棚。當時日本社會歡喜之聲、凱歌之聲到處可聞，人人都非常興奮。接著日俄戰爭又勝了，而且是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亞洲國家第一次打敗歐洲國家，那更不得了。這時，明治維新提出來的“富國強兵”口號的負面性就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
“富國強兵”也是近代很多後發國家經常提的口號，實際上這些國家一旦現代化富強以後，這種價值觀的負面東西就會凸顯。為什麼一定要強兵，而不是以民眾的權利、民眾的個人福祉為更重要的價值追求？總之，在明治後期，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國家主義開始膨脹後，極端思潮不斷地以各種方式來試圖衝擊原有的社會秩序。
1926年昭和天皇上臺以後，很快青年將校就在私下打出“昭和維新”的口號，希望在昭和時代進行徹底改造，讓日本成為一個公正、公平的國家。這個口號應該說有積極意義，但重要的是，路要怎麼走、走到哪去。當時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祖”的北一輝就提出，首先讓天皇親政，把政治家都拋在一邊，然後由軍人治國，為此不惜發動軍事政變。這些都是完全打碎原來的政治格局，是非常危險的。
可以說，日本當時這些極端思想、極端主張，已經不斷地在滋生了。如果日本能夠加快現代政治文明建設，加快現代政治制度推進，有可能走出一條比較好的道路，實現現代化轉型，遺憾的是沒有。
知識人的轉向
第一財經：當時日本知識分子也陷入集體狂熱，連哲學家、經濟學家都出來鼓吹極端思想。這段歷史讀起來特別讓人感慨。知識分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馬國川：其實我更喜歡用知識人這個說法。當時日本的知識人分為兩類，有些是像著名詩人與謝野晶子一樣主動為極端勢力搖旗吶喊。更多則被整個時代的極端思想裹挾，出現知識界的大批轉向。
價值觀背叛主要是來自軍國主義的威脅，當時媒體的遭遇最典型，早期不服從、不成為傳話筒，極端勢力就發動不買報運動。到了中期和後期進入戰爭狀態的舉國體制，極端勢力接手日本統治經濟，把一切生產資料都管制起來，這時報紙要是不聽話，連印報的紙都不給了，用這種暴力加恐嚇的方式，逼迫包括媒體在內的知識人轉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七事變”和四年後的珍珠港事件，特別是珍珠港事件，對日本知識人的心理衝擊特別特別大。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想的和大眾想的完全不一樣。你認為老百姓不歡迎戰爭，希望和平，但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再到珍珠港事件，老百姓每次都紛紛上街集會慶祝，覺得是好事，甚至飯店還有“勝利菜單”。
知識人總覺得是為民眾代言，所謂“為生民立命”，這時突然往回一看後面沒人了，老百姓都到另外一邊去了，他們覺得自己被民眾拋棄了，就對自己的價值觀懷疑起來，這當然是日本知識人的脆弱性，於是普遍出於一種現實主義考慮，開始背叛原有的價值觀。
大蕭條的衝擊超乎後人想象
第一財經：你為什麼說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引起的大蕭條，對整個世界的衝擊超乎後人的理解？
馬國川：1929年大蕭條到現在已經91年了，可能只有眼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造成的影響才能和它比。當時面對全球經濟危機，全世界一共拿出三個解決方案，一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但起效比較慢，一直到1930年代後期甚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整個經濟才調整過來。二是蘇聯，成效很好，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上去了，大蕭條時還有些美國人移民到蘇聯。第三個方案就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共同選擇了法西斯主義。當時北一輝等人的極端思想，其實就是日本版的法西斯主義，當國際氣候、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這些東西就像《一千零一夜》中裝在瓶子裡的魔鬼一樣馬上出來，再也收不回去。對於日本來說，轉折點就是“九·一八事變”。從此軍部裹挾政府，政府再也沒有能力來牽制、制約軍部。軍隊控制、綁架了整個國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當時的日本雖然陷入民族主義狂熱，但社會問題也很突出，大蕭條對日本經濟衝擊非常大，出口被腰斬，城市大量失業人群，農村很多人吃不上飯，尤其是東北地區、北海道的農村，很多人把女兒都賣到城裡面去了。這些現實給當時的青年將校、青年軍人以巨大刺激。因為他們有姐妹或者鄰居的姐妹就被賣掉了，於是對體制充滿仇恨，想要重塑社會。
這就是當一個國家走到歷史分叉口時，政府和政治家到底該選擇什麼路的問題。一條路把無數年輕人當成炮灰，國家肯定會陷入一場巨大的災難。而另外一條路，激勵所有人都去創造財富，以制度的方式有序地去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遺憾的是當時日本的政治家也缺乏歷史擔當和政治道德勇氣，最終導致局面徹底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