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自1901年去世後，到今天已經有119年了。對於他的評價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兩次大反轉。第一個階段是1901到1950年；第二個階段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第三個階段是1980年代到今天。可以說，第一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屬於遞進關係，第二個階段則比較特殊。
能臣階段李鴻章：能臣是一切評價的基礎
梁啟超的《李鴻章》，可以說是第一部研究李鴻章的專著。這部書現在經常被一些人拿出來其中一句話“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總體上這句話評價還算公道。
但是，寫這本書時梁啟超的身份更多的是“政治家下的歷史學家”，其政治目的非常明顯。所以，對李鴻章的核心評價應該是“無學無術”——貶低洋務派，抬高立憲派，而不是“敬、惜、悲”。
對於這本書我的總體評價是寫得不錯，作為晚清官員李鴻章確實算得上一位“傳統能臣”。“能臣”應該是評價基礎，但是評論歷史人物誰又不是能臣呢？如果不是能臣，根本在正史上根本不會留下名字。
但是，關於梁啟超這本書也有許多問題，這個問題其他歷史人物也會遇到。即歷史人物的歷史環境誰都無法復原，特別是你復原的永遠是歷史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你根據歷史資料去還原？歷史資料能留下來的有無問題？是否完整？這些都無法證實。
這就是我在評價李鴻章的時候，特別喜歡拿左宗棠做對比。這不是和誰過不去，而是“你說歷史要客觀、要全面，你客觀、全面過不同的兩個人的對比嗎”？
因為歷史資料會有不斷地被髮掘出來，一部已經寫成的作品，不可能照顧到幾十年後的“新發現”“新出版”的歷史資料。所以，每個人寫歷史書都是“最大化的還原歷史”而不可能是“最真實最全面的還原歷史”。
例如在梁啟超先生的作品中，李鴻章臨死前都堅決不與沙俄簽訂條約，但《楊儒庚辛存稿》出版後，許多歷史真相也就顯露出來了。不是李鴻章不籤而且他還主張籤，為什麼不籤？是慈禧嚴厲禁止簽署出賣長城以北廣大地區的投降協約。
那麼，面對新的歷史材料，我們還有根據讀者、作者自己的思考去決定承不承認。不就是有些人會算算地說：他是為了抬高自己，貶低李鴻章而已。
但作為與沙俄談判東三省問題的直接負責人，從與李鴻章的關係看、從晚清外交系統大半都與李鴻章關係緊密情況看，我認為楊儒的觀點值得關注。更重要的是李鴻章與沙俄的關係、李鴻章對待非傳統中原政權（北宋時代疆域）領土的漠視看，楊儒說李鴻章逼自己簽訂條約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有人說的“談歷史要客觀、要全面，要放在歷史環境裡”，其實仍然擺脫不了自己的主觀好惡。有些人也會為了李鴻章而說。歷史資料在那裡擺著，如果有人非要裝作不清楚、不知道，也就沒啥辦法了——叫不醒裝睡的人。
總體上看，從李鴻章死的半個世紀裡，人們對他的評價還沒有過多地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去考慮、去評價，更多的是作為歷史牛人的一種記述，以及謠傳。
這主要是一方面，李鴻章的政治、家族勢力還是比較強大的，特別是“抗戰”前。另一方面，主要是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弱國，李鴻章的許多觀點都獲得很重要的認同。
賣國賊漢奸階段，許多觀點雖然偏頗，但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建國後，李鴻章研究開始熱絡起來，而且批評性越來越強。其中胡濱的定性比較有殺傷力，（李鴻章）具軍閥、地主、買辦等數重資格。因為這一階段對李鴻章評價比較狠，其實不僅是從李鴻章到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再到孔子都被批判過。所以，也不必過於較真兒。
正是因為批得太多，有些就批得武斷了。但是，即使如此，也要看到這一點：正是因為李鴻章這個人從思想到行為的割裂；從言語到行為的割裂；從表面到實質的割裂；從評論者地位和目的的不同多種角度去看，
李鴻章是一個每個人都可以找到“攻擊點”或“吹捧點”的人。也就是在他的身上我們看不到一種“家國情懷”的堅守、傳統儒家志向的堅守，總體上他更像是一個極端利己的現實主義者。雖然有能耐，但卻缺少一種堅守和苦行僧的堅守。
我們不能因為那一階段對李鴻章評價總體上比較武斷，就武斷地認為那一階段的評價都不對。至少胡濱先生的評價定型是有道理的。以“軍閥”定性為例，我認為還是可以這麼認為的。類似的對明朝的評價，之前有部非常著名的書《明代特務政治》（1949年出版）。現在看來問題很多、比較絕對、片面，但其基本核心還是正確的。
從今天看來，李鴻章尚不具備軍閥的實力，但是，他確實是晚清“最具軍閥實力的準軍閥”，是否是軍閥至少要在某一地區內控制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權。很顯然，李鴻章在晚清時期還沒有這樣的控制權，慈禧對其仍然有很大的控制力，這是對其“軍閥”判定不準確的地方，但是請注意，雖然晚清有“扶滿抑漢”的思維，但不是是“滿”就扶，是“漢”就抑制。主要還是看人。
恭親王奕訢作為慈禧的小叔子兒，怎麼還抑制呢？
李鴻章在眾多漢族精英官員中，無疑從淮軍成立之後就一直是被“扶持”的對象。
在具體事務中，不要說慈禧和李鴻章，就是親父子、親兄弟，就是我們百姓俗人過日子都要磕磕碰碰的。所以，你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句話那是不正確的。所有問題不分析，就那一句大體、基本正確的話去生搬硬套，其實是很不好的作為。
在慈禧支持下，特別是晚清自太平天國後的財務制度、官員制度、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上，李鴻章都有“極大”的控制權。
特別是“淮軍自身是針扎不進去、水潑不進去”的現狀，北洋防區內部基本都是淮系人馬控制一切。在官員升遷、獎勵上，清廷也只是只要你做好了事兒，就基本滿足你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具有政治、經濟、軍事上有別於其他大臣的控制權。你說其為“準軍閥”也不是沒有道理。
從大功臣能否變成民族英雄階段？只能看歷史了
進入1970年代後，李鴻章基本上就被徹底打翻了。這一時期，學術論文多於圖書。例如《尊孔派和賣國賊——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李鴻章出洋》、《近代中國的大投降派李鴻章》《老沙皇和李鴻章》《洋務運動與洋奴哲學》《李鴻章與洋務運動》。
進入1980年代後，李鴻章開始從泥坑裡逐漸被扶起來，有人給撣撣土、擦擦身子兒。同時，隨著港澳臺地區的文化交流、西方交流日漸增多，對李鴻章的評價越來越高。從1980年到現在，關於李鴻章論文多達幾千篇、圖書二三百部。可以說是晚清最受關注的人。
可以說，1980年代的許多觀點其實都是在複述第一個階段的觀點。隨著人們的思想越來越開闊，逐漸對李鴻章的各種誇讚、乃至吹捧甚囂塵上。
當然，這裡面既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者心態，也有出於商業利益、圖書銷售量的考慮。經過20年的鋪墊，最終2003年的一部電視劇成為“吹響為李鴻章定性的號角，捧字為核心的立意昭然若揭”。這部電視劇為起點，有一種非常不好的現象日漸明顯，即把李鴻章力圖塑造為民族英雄。
比如甲午戰敗去趟日本就成了荊軻式“風蕭蕭兮易水寒”了；在日本捱了顆槍子兒，就成了“忍辱負重”，一顆子彈少賠一兩億兩白銀的民族英雄了。
但問題是，甲午戰敗何以戰敗？
說句非常負責任的話，我們仍然處在第二階段的歷史語境裡，特別是讚揚的人更應該思考，自己是否太著急了呢？
你也許會問，你對李鴻章的評價到底是什麼呢？
很簡單——走在賣國與救國之間的人。批評也罷、讚揚也罷，他都是一位能臣，能臣之前你給他放什麼詞語，就看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