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魏加寧教授於2019年10月在長江創創社群分享的課程《中國經濟走勢與政策取向》節選
01
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誤區
誤區一：“中美關係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係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麼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係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
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麼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誤區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
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麼，需要什麼，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麼“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誤區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麼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麼，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牆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臺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麼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誤區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儘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發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係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採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
02
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
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
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發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發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干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臺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臺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發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係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麼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麼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藉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麼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迴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
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迴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
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臺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臺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臺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臺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儘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誤區。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係，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係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係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迴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係。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麼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麼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麼就只有合作。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麼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麼?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裡；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
等到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
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麼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裡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係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麼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麼?——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係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
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儘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03
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麼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倖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
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發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發金融危機，等等。
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係”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
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發生。
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
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