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8 00:00
環球網
5月8日，是 4月8日武漢解封“滿月”的日子，這些天來，這座城裡的每個人都在用力地擁抱新生活。從幾乎空無一人的街道到現在武漢早晚高峰出現擁堵，早上一些人又開始端著熱乾麵邊走邊吃，晚上一些鬧市區的街道上人滿為患，摩肩接踵，這一切都表明，武漢正在復甦。毫無疑問，這需要一個過程，其間有微笑、有信心，當然也有避不開的一些挑戰。《環球時報》採訪了武漢的醫生、患者，家屬和志願者，通過他們來記載變化著的一切。
要努力生活，哪怕是逆流而上
張磊是一位在武漢土生土長的出租車司機，記者曾是他的乘客。聊天的時候他說他的母親是新冠肺炎患者，現在已經康復出院，於是他成了我的採訪對象。
那天是4月12日，武漢解封第四天。張磊在車廂裡裝了透明的防護罩，這並不多見，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包括張磊在內記者一共遇到兩位安裝防護罩的司機。
張磊感恩於社區對母親的照顧，報名成為社區志願者，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每年的春節前都是出租車行業的黃金時期，2020年也不例外，張磊每天可以淨賺300多元。張磊希望能在年前多賺一點，所以每天從早到晚都在跑車，但他的正常生活在武漢宣佈1月23日封城之前就摁下了暫停鍵。
張磊的母親是從1月19日起開始發燒的。1月22日晚上11點，張磊陪著母親去武昌醫院看病，先是做了肺部CT檢查，23日凌晨2：55分採集了血樣。“人很多，要排很久隊才能讓醫生診斷。醫生都穿了防護服，感覺氣氛很不好。那個時候我大概猜出來媽媽是被傳染了，醫生開了住院單，但沒有床位，讓病人留下電話號碼回家等通知。”
24日（大年三十）晚上張磊接到武昌醫院的電話通知有空床，等到他帶著母親趕到醫院時，醫院說空出來的十個床位在護士打完電話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裡就全部被佔了。張磊決定在醫院住院登記的窗口排隊，“這樣任何時候有床位了，我媽媽都肯定是第一個住進去的。那天晚上下著下雨，天氣很冷，窗口正對著大門口，我和我媽媽在凳子上過了一晚。” 張磊回憶，當天晚上醫院在裝修，把一些病房改成隔離病房，所以在25日早上張磊的母親住進了醫院，張磊回家自我隔離。2月9日張磊的母親轉入火神山醫院，之後康復出院。
張磊感恩於社區對母親的照顧，報名成為社區志願者，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與母親患新冠肺炎的焦急、無助心態一起來的還有感動和感恩。24日晚上張磊等在醫院的時候，記憶裡除了病人的無助，還有醫護人員的疲憊。張磊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那天晚上還有在國外的武漢人點了外賣送給醫院醫護人員，結果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不能吃，就分給了看病的病人。” 2月4日是張磊女兒的生日，還在隔離期的張磊費盡周折才找到一家還在營業的蛋糕店，社區幫忙去把蛋糕拿回家。轉入火神山醫院的母親告訴張磊，年輕的護士幫她端屎端尿，張磊覺得自己都做不到這一點。
正是懷著這種感恩的心態，2月13日，小區招募志願者張磊決定報名參加。“我是名黨員，我媽媽生病的時候很多人都為她付出，社區人員也很關心我們家。”在社區做志願者，張磊的工作包括為居民採購米麵糧油等各類物資，還要為一些有困難的居民上門服務。後來志願者工作結束的時候，社區為志願者頒發了志願者紀念證書和感謝信，小區居民也在群裡紛紛表示感謝，張磊覺得很值得，這是一段非常難忘的時光。“有幾個居民自發為我們每個志願者充了一百元的電話費，這證明我們的工作被大家認可，非常感動。”
張磊的母親同樣心懷感恩，住進火神山醫院後，在微信裡和張磊說，“解放軍萬歲，中國加油，武漢加油！”在康復出院後她報名捐獻血漿，“我很開心，能夠報效祖國。”
張磊現在最大的心願是能好好生活下去，但擺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種挑戰。4月8日復工的張磊收入很慘淡，按照往常每年的五一節前也是出行高峰，生意也不錯，但對於武漢的出租車司機而言是個例外。儘管生活在慢慢步入正軌，但沒有了外地遊客，當地人也多是自駕出行，張磊的收入“比以前要差很多，從4月8日至5月2日以來每天淨收入在100-200元，以前大概在300多元” 。
5月2日之後的張磊變成失業人員，“車主從2號以後把車收回去了，因為他有朋友失業了，所以優先給朋友開。” 武漢的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簽訂合同後，因為開不了全天，通常會找一個人代班，分白班和夜班兩班倒，張磊是代班司機。“現在失業人很多，都很難，我能理解。”張磊依舊很樂觀，但並不容易，“準備逆流而上，想找個門面，開個小早餐店，希望能養活一家人。”
值得欣慰的是，張磊的母親現在身體很好，在家可以做飯。“5月5日我媽媽收到武昌醫院的短信通知，可以去報銷住院前的醫療費用。”張磊對記者說。
我心裡的石頭還沒有完全落地
武漢的醫院在2020年春天見證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疫情，當地的醫護人員是最早加入戰鬥最晚撤出戰場的一群人。硝煙散去，他們開始休整，但同時也在時刻準備戰鬥，因為“心裡的石頭還沒有完全落地”。
王東（化名）是武漢市某醫院的肝膽外科大夫，在疫情一線奮戰了60余天。一個月過去，武漢各大醫院已經逐步恢復正常門診，但王東和同事心裡的石頭還沒有完全落地，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工作生活中難免會接觸到無症狀攜帶者，存在感染風險”。
王東作為肝膽外科醫生，踴躍報名參加抗疫戰鬥，現在恢復門診後一線醫護人員依舊有被無症狀患者感染的風險。
2月上旬，王東所在醫院成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病人數量與日俱增達到上千名。這麼多病人，僅僅靠呼吸、重症科室的醫護人員無法支持，醫院其他科室都派員過來支持。王東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一線戰鬥。
對疫情的暴發，王東說：冬季本來就是流感的高發季節，春節前有一部分人是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有一部分人感染新冠肺炎。這兩個群體混在一起，衝向各家醫院，結果造成了交叉感染。同時社會上出現了各種謠言，連鎖反應引發了群體性恐慌，有的人為了住院到多家醫院排隊就診，導致醫療資源的擠兌。“武漢一千多萬人口，絕大部分人並沒有接觸到確診病人和疑似病人，這也是有些老百姓在封城之初不以為然的原因。封城的前幾天，我上班時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大街上遛彎，也不戴口罩。”
沒有被感染的普通百姓是幸運的，但凡自己親人被確診，都會了解救治過程的艱難。醫生本就比平常人更多地經歷生離死別，心態更為穩定，但
這次新冠疫情的突如其來依舊讓他們倍感人生不易。
王東作為肝膽外科醫生，踴躍報名參加抗疫戰鬥，現在恢復門診後一線醫護人員依舊有被無症狀患者感染的風險。
王東記得，上一線的前幾天，醫護人員面臨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壓力很大。“人對未知總是充滿恐懼，當時即便身為醫生對新冠病毒也知之甚少，因此也擔心被感染，穿著防護服工作七八個小時，不能喝水，不能上廁所，憋、悶、熱，很難受。“護士們壓力尤其很大，她們有人在辦公室抱頭痛哭，釋放情緒，哭過擦乾淚水重新上陣。” 一線醫護人員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病人，因為當時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方法，身為醫生卻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病情加重，內心很痛苦。
作為管床大夫，王東的病人中有全家一起被感染的，輕一些在酒店隔離，重一些在定點醫院治療，即便都入院治療，也可能是在不同的醫院。“老年人完全沒有家屬照顧，生活必需品都沒有人來送。也有很多親人離開，家人連最後一面都見不到。”王東也記得病人的樂觀和堅強。“一位女病人和丈夫一起確診，丈夫沒撐過去離開了。我和她講病情症狀可能會有反覆，保持心態樂觀也很重要。她說，我病情這麼重卻能活下來，已經很幸運了，生活總是要繼續的。”
隨著各家定點醫院的清零，從3月底開始武漢市各大醫院陸續開始恢復門診和住院治療，王東的生活慢慢開始恢復，出門診，做手術。為防止交叉感染，大多數醫院實行網上分時段、全預約就診，醫院接診醫護均“全副武裝”身著防護裝備，按照普通患者、急診患者、發熱患者分區接診，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
距離4月8日解封已經過去一個月了，王東認為，疫情現在還談不上過去，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武漢市民都沒有完全走出封城期間的記憶，生活在繼續，擔憂也在時隱時現。
和王東一樣，武漢當地絕大多數醫護人員在一線參加了抗疫戰鬥。王東說，作為醫護人員，我們都曾經宣誓，“健康所繫，性命相托”。疫情暴發後，我們自然要第一時間頂上去，沒有人退縮。“現在有一些同事出現了焦慮、抑鬱、失眠之類的症狀，作為醫護人員他們沒有避諱就醫，參加了一些線上心理疏導，現在情況有很大改善。”
作為一線醫生，他們心裡的石頭也沒有完全落地。他們中絕大部分人都經歷了新冠肺炎，感受更為直觀。王東說，“工作生活中難免會接觸到無症狀攜帶者，存在感染風險。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防護工作都不敢掉以輕心。現在只能寄希望於疫苗和特效藥的研發，普通病房不可能長期三級防護，這不太現實。” 三級防護意味著手術衣、隔離衣、防護服，一層又一層。武漢的溫度在4月底5月初已經衝到了30多度，有些醫院空調還不能啟動，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不停地出汗，衣服是溼的，護目鏡的汗水有時候會流入眼睛。
與此同時，王東感受最大的是到醫院就診病人數量減少，由於對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以及復陽病人數量的擔憂，很多病人對到醫院就診還有疑慮。“平時大家一旦身體不舒服，擔心得大病就會去醫院做檢查，現在情況不同，只要不是非來醫院治療的病患者不會來。所以目前收治的病人以症狀明顯的急診病人，腫瘤病人為主。平診病人，擇期手術的病人相對較少。”
王東有一個小心願，希望能擁有一個參加過抗疫的證件以此來紀念這段特殊的經歷，哪怕是一個電子版證件都可以。作為精神獎勵的一部分，外省市來援武漢的國家醫療隊或者本地支援雷神山的醫護人員會有紀念章或紀念冊之類的紀念物，王東在疫情期間在幾家醫院支援工作，只有幾個工作群和一些照片。
“雙料志願者”李智：志願活動還在繼續
36歲的李智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一名普通職員，在疫情期間他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願工作，還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願者，名符其實地“雙料志願者”。武漢抗疫暫告一段落，但李智的志願者活動還在繼續。
1月23日，聽聞武漢封城的消息，已經赴北京探親的李智自駕返漢，加入到共青團中央號召的志願者行列中。封城之後武漢公共交通的停運導致很多醫護人員上下班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李智首先加入醫護專車的平臺，開車每接送醫護人員。之後，李智又接到了洪山區團委安排的疫情小區卡點值守和怡心緣老年公寓服務任務。
疫情期間李智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願工作，還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願者。疫情結束後他的志願者活動還在繼續
3月16日，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床試驗，並招募志願者108名，李智成為高劑量組的一員。李智笑稱，注射疫苗有風險，他是知道的；並且高劑量組要打兩針，起初內心還是有點恐懼。“但陳薇院士團隊七個人都接種了重組新冠疫苗，我相信醫學的力量，對在疫情防控上的投入和支持有百分百的信心。”在接下來的14天醫學觀察休養中，李智對陳薇院士有進一步瞭解，“常常能看見她，身體有什麼不舒服或者有什麼疑問，她都會耐心解答，李智說，陳院士認為志願者都很優秀。那時候她在武漢已經呆了兩個多月沒有回家，志願者對她非常敬佩，都希望能和她合影作為紀念。
疫情期間李智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願工作，還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願者。疫情結束後他的志願者活動還在繼續
疫情期間讓李智印象深刻的一個畫面是，2月底武漢政府發佈了對因離漢通道管控滯留在武漢、生活存在困難的外地人員，由所在區政府及有關方面提供救助服務的措施。他在街上看到一個貌似流浪者的女士，“我跟在她後面走了很長一段路判斷出她的確是流浪者，我看見她沒戴口罩就給了一個口罩。”李智想給她一些錢，對方也不接。本可以一走了之的李智給110和民政局分別打了電話，“很快警察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就過來了，詳細地詢問了她有什麼需求，幫助她解決問題。我特別感動，打電話的時候並沒想到能發揮作用，這說明武漢已經從最初的混亂中開始恢復秩序，武漢正在慢慢復甦。”
4月8日零時武漢離漢通道管控正式解除，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李智的工作、生活逐步恢復到常態。但他更加關注社會活動，在他的影響下，身邊有兩位老師朋友前後成為第二批疫苗志願者。此外，因疫情期間在老年公寓做志願者，李智對老年人的寂寞生活深有感受，“在養老院服務的時候結識了很多志願者，我們計劃在未來組織一些關愛老人的行動，不是說要做多大的事情，就是根據老人的需求，去陪他們聊聊天，做一些娛樂節目等等，老人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服務。我覺得只有從身邊小事做事，家園才會越來越美好。”
在李智的“牽線搭橋”下，4月27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醫護人員子女還收到了華中師大贈予的500本華師一附中“學霸學法”圖書。2月初李智在接送一位醫護人員上班路上，路上聊到了孩子上網課的事情，這位女醫護當時無意間說了一句“兒子今年上高一，我和她爸爸都在一線，真擔心他能不能自己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從那時起，李智就想著為醫護人員的孩子做點什麼。出版社恢復上班後，李智向社領導提出了向醫護人員子女捐贈圖書的構想，領導非常支持，李智的設想也得以實現。
疫情期間李智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願工作，還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願者。疫情結束後他的志願者活動還在繼續
64歲患者不敢出門，擔心別人歧視
4月12日，和金鳳見面的地點約在了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的門口。醫院大門可以自由進出，但疫情的痕跡還處處可尋，在靠近住院部仁濟樓的柱子上貼著“汙染通道！請止步”，門口被攔著，有穿防護服的人員值班。
64歲的金鳳在這裡工作了兩年，她是一名保潔工，負責清潔工作。武漢市中心醫院是疫情期間病毒感染的重災區，先後有200 多名工作人員被感染。
1月29日（正月初五）是金鳳在醫院裡工作的最後一天，那天早上6點半她準時到醫院上班。她指著一些坐在室外休息的人對記者說，“和他們一樣，工作的時候我也會戴口罩、手套，穿外罩，那天上班是為兩層樓做消毒工作”。金鳳當天感覺身體很不舒服，臨近晚上8點下班的時候她去找護士量體溫，高燒。此後經過CT，採血等檢查後，金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金鳳最終康復。2月9日，金鳳的丈夫在陪同就診過程中被確診為新冠肺炎，2月11 日晚，夫妻倆被安排到漢口醫院入院，金鳳的丈夫於2月13日離世。
金鳳租住的房子和武漢中心醫院一街之隔，現在只剩下金鳳和兒子，屋子收拾得很整潔
金鳳和兒子租住在與武漢中心醫院一街之隔的同福社區，這裡的牆壁斑駁，光線昏暗。金鳳月工資2250 元，有一多半的工資用來付房租。房子是兩戶合租，雖然狹小，但家裡打掃得很乾淨，抹布整齊地搭在桌子邊緣，金鳳說這是兒子的功勞。兒子是金鳳最大的牽掛，也是讓她生活下去的動力。40 歲的兒子因為13 年前的一場車禍腦部重創，智力和 5 歲小孩一樣，生活能自理，能做菜，能打掃房間。但一出門就會迷路，容易走丟。
金鳳
廚房非常整潔，架子上只放著兩個杯子，各自豎著一支牙刷。金鳳說，把老頭子所有用過的東西都扔掉了，只留了幾張照片。“年輕的時候，蠻多人追求我，但我就是看中他，長的個頭高，身體好，在農村就要身體好。老頭子性格也很好，很誠實。當時我不想讓老頭子陪自己去醫院看病，怕傳染給他，但老頭子開玩笑說，就算‘用我的命換你的命’。”
康復之後的金鳳“一天到晚待在家裡”，5月6日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擔心別人嫌棄我，怕我把病傳染給他們，“我既感覺好笑又自卑”。
這種心理陰影是有原因的，2月11日，夫妻倆入住漢口醫院時，當時金鳳的丈夫身體已經虛弱，夫妻倆互相扶著蹣跚下樓。救護車司機躲得遠遠，金鳳用肩膀頂著丈夫的屁股，把他拱上車。4月3日，領完骨灰盒的金鳳回老家安葬丈夫，村裡的兩個小叔子先後給她電話，村民不希望她進村。4月下旬，一位作家自駕帶金鳳回家，這是金鳳生病以來首次回家，“以前鄰居見到我有說有笑，這次一見到我下車，就把大門關上了，好像見到瘟神。”
除了精神上的壓抑，金鳳身體恢復的不錯。金鳳把後來複查時的CT片，血檢報告都發給了在漢口醫院住院期間為她治療的醫生，醫生說，“恢復的蠻好。” 金鳳向記者特別強調，“肺沒問題就好”。金鳳現在的腰、左臂膀和頭會不時地疼，醫生說，新冠肺炎對身體其它部位是有些損傷的，但慢慢會恢復，金鳳對此充滿信心。
4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對外發布通知，“為疫情開始至4月25日期間在我院兩院區門診、急診、發熱門診就醫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疑似患者”辦理退費登記。金鳳在住院期間花費將近7000元，金鳳告訴記者已經去做了登記，現在正在等待領款的通知。
金鳳說自己是個要強的人，不願意服輸，但命運不由人，現在的金鳳對未來很迷茫，“沒什麼打算，不知道該怎麼辦。” 金鳳所在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帶了2000塊慰問金來看望金鳳，工資也一直照發到3月份。“他們說隨時歡迎我回去上班，但我很害怕，對回去上班很恐懼，萬一又被傳染了，該怎麼辦？”金鳳說她之前從來沒生過病，身體好的很，沒想到一生病就沒了老伴，自己已經被嚇破了膽。
“潔癖”志願者安興權：不給服務單位添任何負擔 國家需要的時候去拼命
4月14日，在武漢市武昌醫院做志願者的安興權在回京審批批准的第二天自駕返回北京，北京距離武漢有1200公里的距離，自駕需要13個小時。對於安興權來說他身在武漢和北京是兩種生活方式，“國家需要的時候就去拼命，沒事了就安安靜靜，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1967年出生的安興權熱衷於做志願者已有些年頭。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他在什邡自願做了一年半的志願者，先後捐贈了幾十萬元人民幣。
興權認為自己到武漢是幫忙的，不是來發現問題抱怨，而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為武昌醫院購買了一輛叉車，提高了工作效率。
安興權是一個企業家，不差錢，也不圖虛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迷戀，有人迷錢，有人迷名利，有人迷物，我迷戀家國情懷，在國家有難的時候就想站出來做點事。”
抱著這種心態，安興權在武漢封城之後，兩次向武漢紅十字會捐贈十萬元人民幣。在接到批准後，2月25日他從北京自駕出發，26日抵達武漢，在武昌醫院做志願者工作。對於自己在武漢期間的工作，安興權有些遺憾，因為他認為自己“來晚了”，武漢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儘管如此，作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武昌醫院依舊是高風險地區，“我經常把口罩戴反了，總是被同事發現指出來。”
安興權有一種“潔癖”，在他的概念裡做志願者就應該是純粹的，不花服務單位的一分錢，不給服務單位造成任何負擔。在抵達武昌醫院後，安興權領取了一些口罩、手套等必需工作物品，在疫情後期物資充沛的情況下，安興權向武昌醫院全體醫護人員捐贈了褲子、鞋。對於醫院協助安排自己住宿的事情，安興權談起來語調裡有幾分慚愧，“醫院為外地誌願者解決住宿和吃飯問題，是和醫護人員一樣的標準，我心裡覺得很不安。這相當於我們做志願者工作是有償勞動，而不是純粹的志願服務。”在離開武漢之際，安興權留給武昌醫院15000元現金來抵付該費用。
興權認為自己到武漢是幫忙的，不是來發現問題抱怨，而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為武昌醫院購買了一輛叉車，提高了工作效率。
因為沒有醫學背景，本來想上一線的安興權在武昌醫院的主要負責後勤，搬運物資之類。安興權認為工作內容簡單到不值得描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為醫院捐贈了一輛電動叉車，因為在搬運物資時候他發現如果有一輛叉車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當時湖北處於封城期間，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沒有廠商可以向武漢發貨，幾經周折在武漢當地找到一家供應商，為了能把供應商接出來到庫房提貨，先是從醫院開證明，又到所在小區開證明，才搞定。”
在正常狀態簡單易行的採購行為在疫情期間卻費勁周折，這給安興權留下深刻影響。“每一個大災難來臨之際伴隨而來的都有短暫的混亂，有太多的負能量產生，但我們不能因此就不去做事，恰恰相反，需要更多正能量來對抗。”安興權說自己到武漢是幫忙的，不是來發現問題抱怨，而是發現問題，盡最大力量解決問題。
在武漢期間讓安興權深為感動的是，武昌醫院後勤部門一位職工的兒子是軍人，因為探親被滯留在武漢，天天跟著爸爸到醫院來做志願者。“什麼活兒都做，哪裡缺人上哪裡，甚至因為人手短缺，還去開救護車，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這樣的人多一點就好了。”
回到北京的安興權在自己的世界裡生活工作，武漢卻留在他的記憶裡，“ 未來我還會不定期做些捐贈活動，就像原來在四川做志願者一樣，畢竟都是拼過命的地方，會始終關注。”
來源：環球時報-環球網/郭媛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