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通河，发源于今天吉林省伊通县境内哈达岭山脉青顶山北麓，史籍中对多多有记载，《金史》《明一统志》等史籍中称之为“益褪水” “一秃河”，有时也写作“易屯河”、“亦东河”或“一统河”。
作为松花江的二级支流，东北平原并不是很名气，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她是东北文明的的发源地，著名的左家山文化就位于它的岸边。更重要的，她还是长春的母亲河。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第一批从河北平泉等地套到此地的流民中的一部分，就将家选在伊通河与黄瓜沟之中，并将居住称为宽城，长春就此开始诞生。因为它从长春城东侧流过，所以长春人还称之为“东大河”。
伊通河畔
在历史上，作为母亲河，它哺育滋养了伊通、长春、农安三个城市的人们，为人们提供水源，曾经作为航道，运送物质到农农、吉林等地，但它曾多次发生水灾，给依河而居的人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古人说，“一方水养一方人”。伊通河虽然给沿河而居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灾害，但是她对长春的孕育和滋养却功不可没。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与这条流淌不息的母亲河息息相关。
一、长春城的孕育者
正如长江和黄河孕育了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伊通河也孕育了位于农安县的左家山文化。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紧邻伊通河，1985年出土的一件石龙，经测定早于著名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被誉为“中华第一玉石龙”，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外，伊通河边还诞生了汉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夫余王国的后期王城和金代著名的黄龙府—农安县城。此外，依河而建的辽金古城还有很多，比如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的小城子古城等。当然，伊通河还孕育了一座富饶美丽的城市——长春。
清代，长春一带属于蒙古王公领地。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群群流民从直隶平泉、建昌等地取道赤峰，绕过柳条边门，选在伊通河西岸与黄瓜沟之间平坦之地落脚安家，并将这里取名“宽城”，俗称“宽城子”。之所以称为“宽城”，可能是由于早期的很多居民来自今天的河北省宽城县，即当时的宽城驿，他们用原住地的名字来称呼这处新家。也有学者认为，“宽城”是因此处曾有一座处南北窄、东西宽的古城而得名。不管怎样，依河而建、伴河而生的宽城子迅速发展起来，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出荒立市。
伊通河岸的马市
据文献记载，长春老城是由南关大街、头道街直到四道街组成的。由此推断，长春最早的街道应是伊通河边的“南关大街”，即全安街，也就是今天亚泰大街的一部分。全安街呈东北—西南走向，与其东北街口相连的，一条是后来长春最为繁华的南大街，另一条则是向东越过伊通河的大道，通往长春厅衙署所在地——新立城、省城吉林和奉天（今沈阳）。
长春最早的庙宇朝阳寺也在其东北街口附近。《长春商业志》记载，从清代长春附近开始垦荒起，宽城子就有全东北著名的马市，直到清末，这这个马市仍就存在，位于全安街与伊通河之间，这里也应是嘉庆元年宽城子“立市”所在地，全安街两侧，理所当然就成了长春人最早的落脚点和聚集区。此后，长春老城才沿着南大街不断向西北方向扩展。嘉庆五年（1800），清政府在今天的新立城设立长春厅衙署。
道光五年（1825），衙署迁到当时长春厅境内最大的城镇宽城子。此时的宽城子已经有了西四道街，五条街与南北大街构建了长春老城的骨架，居民已达2000多户。
二、长春的地理分界线
成为厅治所后的宽城子，还未被称为“长春”，官方称之为“长春厅城”，到清末才简化为“长春”。而当时的伊通河在厅城东侧流过，所以长春人也称之为“东大河”。
东大河不仅孕育了长春城，还是这座城的天然屏障。同治四年（1865）八月，马傻子率领农民军攻打长春城时，恰好赶上伊通河涨水，长春城因此以得免遭战乱之苦。随后，长春人所建的护城河，一半以上利用了伊通河及其支流黄瓜沟。
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不管是在官府眼里，还是在普通市民心中，伊通河都有着重要的地理意义：
第一，它是恒裕和抚安两乡的地理分界线。
第二，它是城镇与乡村的分界线。如果过了东大河，就相当于出城到了郊区。每当长春厅新任通判或长春知府上任时，多数都要从省城吉林前来，而前任长官都会带领“文武官员，均抵伊通河南恭迓”，即所谓“郊迎”，以示隆重和尊敬，再加上各界人士，可谓“车马拥挤，实极一时之盛”。
第三，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间，长春厅、城就在黄瓜沟与伊通河形成的三角地带，自觉地向西、向北扩展，基本不会越过这条大河。甚至到了清末也是如此，似乎存在着一个“城不过河东”的法则。比如，俄国修火车站，是在河西岸；日本设立“满铁附属地”，在河西岸；商埠地从最早规划到后来建立，也都在西岸老城北。河东，只有南关桥外的小部分区域，借助南关大桥的通行便利，才得到一定的发展，如距南门约一公里的小南岭等村屯，才有几家商号。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要推行自治，建立城镇乡三级议事会，长春自治筹备公所在界定长春府城东边界时，也基本上以伊通河为界，只将南岭等小村子纳入。唯一例外的是清末所建的吉长铁路长春站，孤悬河东，这也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它开辟了河东城市建设的先河。
伪满时期，伊通河东也只有部分地区被开发。这种地理因素对长春城市空间发展的限制，直到建国之后才完全被打破。这种限制虽然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与人们的心理作用也有一定的关系。伊通河保护了长春，但在客观上也成为长春城向东扩展的阻碍。所以，伊通河是一条地理界线，也曾是长春人心理上的一道界线。
伊通河岸的魁星楼残迹
由于河东一马平川，极目所见便是今天的净月一带。按照惯例，河边是庙宇祠寺的首选地。长春最早的关帝庙、东大桥边的龙王庙，以及同治十一年(1872)修建的长春文庙和学署，都距伊通河极近。光绪二十八年（1902），长春知府王昌炽将原在关帝庙内的魁星楼移建到文庙之前的伊通河边。该楼建成后，王昌炽曾夸耀说：“膏雨时澍，熏风徐来，清溪环流，万山遥映。”他还希望长春士子来这里登楼眺望眼前的山河，“务发奋以自强，勿拘迂之是涸”，即思想解放、转变观念之意。他还要求士子们“为中华而吐气”，这在今天仍有进步意义。
三、百年前的开发与利用
河流的运输能力，是其价值的重要体现。史料记载，康熙年间，清朝筹备雅克萨之战，曾用伊通河运送过粮食等军事物资。虽然后来河道淤积，航运能力大大削弱，但仍然可以用来输运货物，“每逢河水大涨，常有船只往来”“便于运输货物”，从长春出发，可“直通吉林”和新城、农安一带。
1915年的《盛京时报》记载，有一名保卫团分所所长带人趁夜幕拦截货船，“将各船丁捕去十余名”，每船要“出捐钱二十吊”才能通过，结果被船丁控告到县署。从这些数字看，当时货船的数量和运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到了冬天，河水结冰，这条河道又成为天然的公路，上面“粮车蜿蜒，终日不绝”。大量粮食送到长春后，再借助火车转运到外地。伊通河是长春农业的一条生财之“道”。民国时期，东北筹边使章太炎还曾提出在伊通河与东辽河之间开挖运河的宏大计划。
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助铁路的修建，俄日势力开始进入长春，他们也都把目光盯在伊通河上。俄国最先将宽城子火车站的水源地设在伊通河边的团山堡，此举开启了伊通河供应工业用水的先河。随后，日本“满铁”在二道沟一带建设火车站时，也感叹“长春地方因河水甚少，凡火车所用之水供给甚难”，于是请工学博士中岛专门来长“就地调查水流”。经过探查，中岛认为“只能自伊通河用器引水到长春车站，始足供给”。于是，“满铁”火车站的水源地也建在了伊通河边。“满铁”对伊通河的索取，并不仅仅是车站用水，他们还派出工程师，“勘测伊通河上游，以备敷设发电机器之地址”，并开设了长春电灯厂。
满铁长春发电所
为抵制日本势力入侵，倡导实业救国，宣统二年（1910），时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的颜世清在今天的道台府东侧、伊通河支流头道沟南岸，筹办了商埠电灯厂（即小型发电厂），并于次年六月初一开始发电，这是长春第一个独立官办工业企业。宣统年间，吉长铁路长春站也考虑到取水问题而建于伊通河东岸，但因离河过近，在伊通河发生洪涝时，其新建的大楼内，“水深曾四尺有余”。
长春商埠电灯厂
到1919年，随着长春城内人口的增多，头道沟污染极为严重，“于电机铁器甚不相宜”，商埠电灯厂决定移建到“取水便易”的“伊通河之西岸”，并在1923年1月8日重新开始发电。除了商埠电灯厂，长春人还不断探索开发利用伊通河。长春商埠电灯厂1923年7月，“农业毕业生”陈明哲在伊通河上“研究水磨已有成效”，并在长春招积股本，想办一座水磨面粉公司，还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中国“实业上之一曙光”。到1930年，长春市政筹办处曾计划投资20万元，铺设水管，创建长春市自来水公司，其水源地设在南岭大佛寺附近，距伊通河只有几百米。
四、河岸上的长春旧事
据志书记载，伊通河“沙底无鱼”，河中“冲淤沙滩”甚多，车辆在枯水期甚至可以涉水而过。但在春夏汛期，由于长春城东河道呈多个“之”字形，河床又高，导致“春夏泛涨，势如莾莽”。如果再赶上天降暴雨，河水可蔓延两岸数公里，所以近河地带极少有人居住，而是“细柳成林，出自天然”。其中一些柳林是农民的私产，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来源。
在清末，就曾有农民到道台衙门控告说，自己在伊通河边的树林被宽城子车站附属地的俄国士兵砍伐，要求西南路道照会俄国领事，要求赔偿。除了柳树，河套之中还会被种上庄稼，正常年份都有收成。此外，河两岸还是长春人的墓地。从地图中可见，大量坟墓分布于此。由于这里离城较远，荒无人烟，也成为犯罪者出没的区域，行人在此被劫被杀的消息时见报端，其中甚至还有日本人。
由于商埠和日本“满铁附属地”的设立，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长春是城市大开发、大建设时代，为城建提供砖瓦的窑厂，即在“伊通河西北岸一带”，特别是今天的东大桥附近，如赵家窑、王家窑、万胜窑等，都很有名。这里一是取土方便，二是用水方便。但是一遇特大洪灾，“砖窑一律浸没”，“所存之青砖并土坯尽付东流，一无所存”，有的甚至“损数万之资本”。水火无情，由此可见。
伊通河上戏水的孩童
清末和民国时期，每到炎热的夏季，伊通河还是长春人的避暑胜地，“多有赴东大河洗澡者”，南关大桥和东大桥附近则是人们野浴的两个主要地点。在这里，“无数顽童泅水沐浴，相习成风”，但有人被“淹毙”的消息也经常见诸新闻，如民国时长春某茶园名伶张小楼的哥哥，在戏水时“一时不慎，即行灭顶”，张小楼听到消息来到河边，“急欲跳入河中，经多人劝解，乃始沿河呼泣”。他还拿出数百元请人打捞，几天后才在下游发现哥哥的尸体。
而伊通河最能给长春带来快乐的，当属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会。这一天，为了“施食济孤，超度亡魂”，商绅各界“延僧道，支台诵经，焚冥镪”，可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晚上的放河灯活动。这天太阳一下山，伊通河畔已是游人三五成群，“粉红黛绿，蹁跹道左”。晚上8点后，“万家空巷”，而河岸两边则人流涌动。等过了晚上10点，在人们的翘首盼望之中，“红白河灯，随波荡漾，若隐若现，自上流而来”，于是人声鼎沸，“互相欢笑”，“几忘是日为盂兰会矣”。
民国时期，长春有治理伊通河的呼声，但那时的官府不管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予以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伊通河的治理。特别是近两年，治理力度空前，成效也极为显著。伊通河彻底变害为利，从解放之前的“枯藤、老树、昏鸦”，变成为今天的“小桥，流水，人家”，成为长春名符其实的母亲河。
作者：长春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杨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