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讀是日本人對我國古代私塾教學方式的定義，即指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將其反覆誦讀，爛熟於心，從而達到夯實文化根基的目的。強調以記憶學習為中心，反覆朗讀。
日本右腦開發專家七田真在《超右腦照相記憶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點是背誦和記憶”裡這樣論述：“‘素讀’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讀內容的含義，只是純粹地讀。”
他還說：“這種不求理解、大量背誦的方法是培養天才的真實方法，也就是右腦教育法。猶太教育培養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的教育就是以記憶學習為中心，強調反覆朗讀。”
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這樣按字面來教孩子“素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的。
日本筑波大學的加藤榮一教授講述了一件事：“1991年3月1日。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會上遇到了創業家井深大先生。
古代日本人在教育方面的做法就是學習中國古時私塾的教育方法“素讀”——不求理解含義、只照著字面朗讀漢籍(即中國的經史子集)。戰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有10個人，他們全都作過這種‘素讀’練習。
湯川秀樹先生從3歲就開始接受這種訓練了。那時候他學習的有《論語》、《孟子》等，除了‘老莊’不教，因為不適合兒童學習。但是少年時代的湯川自己把‘老莊’也讀了，覺得很有意思。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量子力學出現時他一下子就理解了，而其他人卻不理解的原因。就是因為讀了‘老莊’。
湯川博士家共有兄弟5人，芳樹、茂樹、環樹、滋樹和秀樹，他還有兩個姐姐。家裡的5個小男孩從小就接受了外祖父小川駒橘每天晚上的“素讀”訓練——先是四書，後是五經、唐宋八大家、《十八史略》，一直讀到《資治通鑑》的開頭部分。
學問決不是一朝一夕學會的，有了這樣的教育背景才誕生出如此罕見的這一家學者。
幼兒時期接受過“素讀”練習的人，長大以後學習外語，比如學德語時記憶複雜的倒形變化表沒有一點困難。
德語單詞變化表非常複雜，讓一般人撓頭。但對受過“素讀”訓練的人來說卻是輕輕鬆鬆盡入腦海。
2歲、3歲、4歲時練習過背誦的大腦的吸收力格外強，記憶複雜詞形變化也相當容易。由此可知，幼兒時期的“素讀”能夠訓練出一個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大腦。
這種大腦不僅吸收力特別強，創造力也出類拔萃。可以說，正是幼兒時期每天晚上的“素讀”練習幫助湯川秀樹博士提出了中子理論。
戰後的日本教育原則變成了“先記憶簡單的再記難的”、“先理解再記憶”，這種觀點是分析性的、成人式的，是把成人的思考方法強加給兒童。實際上，兒童擅長的是記憶複雜的東西，擅長不加理解地死記硬背。
這種不求理解、大量背誦的方法恰恰就是培養天才的真實方法，也就是右腦教育法。
我們現在這一代人往往不瞭解右腦教育。
大家認為：“如果孩子連道理都不明白就背誦詩歌啊，《論語》呀‘久久表’什麼的，不會有任何好處。”這其實是左腦型思維的想法。
好的右腦教育是排除了“道理”的教育，要讓受教育者認真記憶基礎知識。
很多人說，現在已經是計算機時代了，記憶可以交給計算機來完成，人類只要知道如何思考就行了。是這樣嗎？
汽車壞了，拿著厚厚的說明書卻因對汽車一無所知而一籌莫展。
得到的信息再多，如果 不能根據自身已有的信息（記憶）來進行交叉檢驗的話，就無法對這些信息加以利用。
殊不知：記憶正是思考的基礎！
人們常說培養豐富的創造性需要預見能力。這種“先見之明”要由“後見能力”來培養。“後見能力”即是向過去學習的能力。
向歷史展開來學習非常重要。培養預見能力和創造性的關鍵是在何種程度上記住了過去的信息。
所以，歸根結底，教育的原點就是記憶！
“素讀”對我們民族的優秀人才有過怎樣的影響呢?
遠的不說，單是20世紀前半葉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個不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
錢穆9歲就熟背“三國”，除把“四書”全部“吃”到肚子裡外，還背熟了《朱子章句集》；
楊振寧在初入中學時背誦過整本《孟子》……
還有南懷瑾、林語堂、胡適、魯迅等凡是文學上有所成就的人無一不是從小就受古典文化熏習長大的。
每一個讀過諸子百家典籍的人，無不被那精闢洗練、生動優美的語言文字所震撼。
我們至今仍沿用的格言、成語等經典詞句大多數源自諸子百家典籍，漢語言活力的源頭就在經史子集的典籍裡。
正因如此，古代私塾裡提倡“素讀”就是“背”，是要求忠實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誦。整篇背誦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
唐代詩人杜牧在《答莊充書》中論述：好文章是“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的。任何一篇好文章絕不是字詞句段的拼盤，可以隨意拆散組合，它是“意”、“氣”相連，受“兵衛”呵護而貫穿始終的。
我們現在則是常常讓學生斷章取義地“選擇你喜歡背誦的段落”，這種碎片似的記誦缺少整體意境，往往記得不深刻。因而，大多數學生對課文中的字詞句都沒有多少印象，只是瞭解內容，而難以達到對文意的深刻感受，更談不上對作者行文的“氣”勢參悟了。
再者，單從識字而言，我們知道一個人只要掌握2400個常用字就可自行閱讀。可是，我們現在要用6年的時間才讓學生學完2500多個漢字。按課時計，平均每天識字才一個多點。最可惜的是，6年之後，一個人的閱讀興趣培養期已經錯過了，再補救，多數都為時已晚。
而古代私塾的“素讀”，不追求講解的精深透徹，學生有足夠的誦讀時間，在反覆的朗讀中自悟自得。那時選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經》、《弟子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聲律啟蒙》、《笠翁對韻》、《唐詩三百首》等韻文或詩詞，每個漢字都置於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學童在大量的誦讀中不知不覺熟知了文字的音、形、義，無須獨立識字。
經口誦心惟的訓練，一兩年時間就可以認識大量的漢字，為早期的拓展閱讀和寫作提供了條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個月學生就可背得滾瓜爛熟，文中只有6個字是重複使用過一次的。也就是說，不用一個月背熟它，基本能認990多個漢字。而四字一詞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體意境可幫助記憶的，背熟了終生難忘。
如此可見，舊時私塾那種做法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體現為“積累”：在童蒙時期輸入大量的經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為言辭行文確立了可效仿的典範，以期達到將來的厚積薄發之功。這是遵循了語文的習得之道。這也就不奇怪我們古代的文學、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大師與賢才總是歷代輩出了。
另一方面，漢語那些“能把種子種在讀者身上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被我們稱為“古文”的典籍裡。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與精神大廈的基礎。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就靠著那些典籍為載體一路舒展到我們眼前，我們怎能捨棄呢?
可見，無論從漢語的習得之道還是從呵護、培養民族精神而言，都決定了我們不可忽視對本民族經典的學習。
以“素讀”經典的方法來開啟孩子智慧、開發大腦潛能是我們老祖宗本來就擅長的，願今人的教育還能追本溯源，參酌我們國家的古典教育，重新審視與學習中華古老文明中流傳千年的各類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