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是挪威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誕辰紀念日。他的經典劇作《玩偶之家》享譽全球。作品通過女主人公娜拉從愛護丈夫、依賴丈夫，到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間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憤然出走的自我覺醒尖銳地提出了男權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婦女解放等問題。
娜拉是個具有個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對當時社會的背叛和棄家出走，被譽為婦女解放的“獨立宣言”。這部名劇不僅在其問世之時深受各國人民的歡迎，在時過境遷的當今社會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引人深思的玩偶現象
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時下一些好逸惡勞、嚮往衣食無憂的寄生蟲生活的女性甘願淪為有錢人手中的玩偶，成為錢色交易的犧牲品。拜金女馬諾在電視徵婚節目中大顏不慚地說出自己的擇偶觀“寧可坐在寶馬車中哭泣，也不坐在自行車上微笑”；當講師把情感講座的主題定為“如何能嫁給百萬富翁”時，報名聽課者頓時使講堂爆棚；在一場場富豪操辦的徵婚選秀中，一個個濃妝豔抹的應徵者搔首弄姿地競相登場；在婚戀機構中，提出“名車豪宅”擇偶要求的徵婚啟事屢見不鮮......北京新東方學校校長俞敏洪對此口不擇言地評價說：“女性的墮落導致國家的墮落。”
俞敏洪如此偏激的言論當然是不可取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此番言論是時代的產物。它不可能產生於同仇敵愾、全民皆兵的戰爭年代；也不可能產生於婦女解放，走出家門撐起半邊天的建國初期；而在生活條件日益優越，發展機遇越來越多的當今社會，為什麼“小三”、“二奶”之流反而屢見不鮮了呢？這與近些年的家庭教育、輿論傳播和社會影響有著緊密關係。
家庭和社會的影響
戰爭年代，為什麼會湧現出王二小、劉胡蘭等小英雄？他們本是幼小得還需人照顧的孩子，卻勇敢地擔當起重如泰山的責任。這是因為他們長期耳濡目染身邊的親人、長輩和八路軍的身體力行。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投身革命、奮勇抗爭，國家才能得救，老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
再看看當今社會一些家長的育兒觀念。“別人家孩子有的，我的孩子也必須有；別人家孩子能享受到的，我的孩子也應該享受”。於是，不少家長想方設法在物質上極力滿足孩子，甚至有的家長不惜以自身“窮一代”去養“富二代”。
在這種物質慾望不斷膨脹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從小就覺得自己想要什麼就該得到什麼。一旦有一天自己的慾望得不到滿足，就很容易走上歧途。要麼以偷搶之類的不法手段獲利，要麼則花費心思地傍大款、嫁富翁，以求不勞而獲。
《玩偶之家》最初被引進中國是在五四時期。娜拉的毅然出走，對於處於封建婚姻包辦制度下的中國青年影響很大，娜拉成為他們崇拜的偶像。
在《玩偶之家》的影響下 ，胡適的《終身大事》、歐陽予倩的《潑婦》，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歷史劇《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靈塔》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稱為娜拉劇。這批劇目是成功的追求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的思想象徵和載體，對於青年人追求獨立自主、男女平等給予了大力的引導和鼓舞。
新中國成立後，文藝舞臺上湧現出《劉巧兒》等一大批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文藝作品。它們宣揚婚姻自由，倡導青年人摒棄嫌貧愛富、嫁夫隨夫的舊思想，追求志同道合、互敬互愛的婚姻生活，對當時的青年人有很大影響。
再看看今天的文娛節目。拜金女馬諾在婚戀節目《非誠勿擾》中大肆宣揚說“寧可坐在寶馬車中哭泣，也不坐在自行車上微笑”，電視臺不僅全文播出，而且為了提高收視率，各省臺還爭相邀請其作為節目嘉賓頻頻出鏡。一時間，其竟然成為紅極一時的“明星人物”。直到廣電總局責令相關節目整改，才算結束了這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
如果孩子們長期在當今的上述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成長，難免會養成愛慕虛榮、貪圖享樂的習性，那麼將來甘願成為權貴的玩偶則是必然的了。
在日益多元化的當今社會中，如何向孩子倡導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是值得全社會深思的問題。每一個老師、家長和社會成員都有義務以身體力行為孩子們樹立自尊、自立、自強的榜樣，讓孩子們認識到永遠不要淪為命運的玩偶。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唯此，充滿活力的新生代才能成長為祖國未來建設的生力軍，共同迎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