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新冠肺炎，让“瘟疫”一词重归大众的视野。
纵观古今，华夏儿女从未摆脱过瘟疫。
殷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三国时期曹植以一文《说疠气》来描述疫情的惨象；东汉末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瘟疫背景，造就了张仲景如此伤寒大家；大明的瘟疫也给温病学派创造了背景，吴又可写成《瘟疫论》而流芳后世。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一部电影《大明劫》，就讲述了时疫战乱中，名医吴又可的故事。
大明劫
大明劫数，强将难为
电影一开篇，便叙述了大明末年的时代背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战火纷飞，开封告急，统帅大明最后一支精锐之师的将领孙传庭登场。
只带五千精兵、恶斩贺人龙、强势夺取地方大权，电影开头就塑造了一位强将的形象。可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片内忧外患的局面——守军粮草不足、士兵倦怠、府库空空，敌军步步紧逼、指哪儿打哪儿。在这样的局面下，一步步把影片推向高潮。
瘟疫的爆发也寓意着潜在危机的爆发。
明朝的税收制度、官僚制度、军队制度，在明末已然是一潭死水。面对大疫，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又使得边戈逃离，无能战斗；对上参圣，圣又畏大将拥兵自重，掣肘粮草；面对着强势的地方乡绅，也许孙传庭能杀潼关一点，却难除中原一片，即便战争打赢，他也会在其余乡绅的奏折中以死谢尾。
强将难为，难就难在时代不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唯有改革能给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大明以一次生的光明。
孙传庭
除弊更新，改革先行。圣旨难逆，孙传庭不得不为了出兵，而将患病的士兵斩尽杀绝。可出关缺粮，时疫未控，战败也成了必然。退守再战，也以战死谢幕。而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面对着明末之乱世，积弊之深远，积重难返的历史结局似乎已经冥冥注定。即使是大将率精兵，可面对着用人多疑、拖延粮草的崇祯，自私自利、处处阻挠的乡绅，吃里扒外、走风漏水的叛徒，哪怕是再强大的战斗力，恐怕也没法抵挡人心的冷漠与现实的残酷。
医者仁心，救世之才
历史上的吴又可，为明末清初的温病大家。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普遍以“伤寒”论治外感病，根据“非时之气”的说法进行治疗，未能脱离“六淫致病”的原则。而吴又可在当时的现况下，没有沿袭旧时病因，而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疠气致病。
也正是这样敢于改革与创新的精神，让吴又可与大厦将倾，亟需改革的大明联系了起来。
影片中的吴又可出场便面临着医闹事件，因为自己行医大胆，不走寻常路，被缠上官司。而审理案件的地方官，即使审查出了是患者偷换了药方才致使人命，最终也驱逐了吴又可。
吴又可
这正好也映射着一个僵化保守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需要的不是那些大胆创新，改革旧制的明白人，反而更是需要那些老实保守，按部就班的医生。原因其实在于这样的人物风险小。庸医往往用一条大明律法便可解决，但是面对那些既可能治好，也可能治糟的不循常规的医生而言，风险往往大太多。
在被驱逐之后，吴又可适逢时疫。
疫情在军营里扩散，吴又可师傅赵提领的一番见解却与吴又可不同。
一面是权威根据前世伤寒理论得出的心安认证，一面是吴又可自己对疫情传变的合理猜测。
坚持自己想法的吴又可势必遭到了权威的打压与排挤，可是真理，不容由权威决定。错误认识疾病病因的赵提领，也因为自己没有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而命丧黄泉。
电影里隐藏的一条线就此明晰，吴又可的《瘟疫论》正式提上了日程。
吴又可目睹疾病死亡的惨状后写下：
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療，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所感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记。 —— 吴又可 《瘟疫论》
面对此番惨象，其不由得感慨“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面对古法而不能守正创新，正是面对艰难时最可惜的事情。
劫难
吴又可在其著作中强调到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外邪，而是具有传染性的“疠气”作怪。
面对这样一种病邪，他也创造性地提出了防止传染病的基本措施，迄今为止依旧沿用。
一部讲述温疫和战乱的影片，实际上更是在映射一个时代的更迭与变迁。面对战乱和瘟疫依旧固守自我利益的乡绅们，实际上造成了制度上的僵化；守旧而不肯创新的赵提领，同样也在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人文思维，最终也只能寥寥而散，不得其所。
在现在一个疫情防控的关键点，我们往往更加需要那些敢说真话、会说真话，敢挑重担、会挑重担的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祛除病邪，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