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時代
我會的。
第一，那個時代是文人最好的時代，不從政可惜了。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承認宋朝是文人最好的時代，也是文人處罰最輕的時代。這個時代從政風險最小，起碼不會有誅滅九族的危險，個人生命危險一般也不會有。君臣共治的局面比較好，起碼沒有岳飛時代朝政汙穢，比較適合從政。
第二，文人都有施展抱負的心理與情結。文人哪怕沒有政治才華的李白都有政治抱負的心理與情結，何況有抱負的蘇東坡呢。只有政治才華得到施展，他的地位以及他的人生才更有意義。
第三，從政經歷有益於文學才華的施展。我們都知道，蘇軾的很多文學作品都有很強的政治背景的，作品的內容與他的從政經歷有關，也促使他的作品更加有韻味、有內涵、有深度。不管的各個地方的詩詞還是文章，總有他從政經歷的影子。如果沒有，可能再多在也只是柳永、馮延已這樣的內容了，更多的風花雪月，詩酒情歌，沒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深度，沒有“千里奔波，無處話淒涼”的柔情。所以王維、韓愈、岑參、辛棄疾等等作品更加有深度，讓人動容，更容易出千古佳句。
瀟湘夜雨2020
好的，今天我來回答：“假如你是蘇東坡你會選擇從政嗎？為什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蘇東坡，我會選擇從政，理由如下：
一、如果不從政，作為蘇東坡應該也會過得不錯。別忘了在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諸多頭銜之下的蘇東坡還是一個生活家。蘇東坡會釀酒，會做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豆腐、東坡餅……吃的方面足夠營養、美味；閒時寫寫字、寫寫文章、作作畫，蘇東坡的書法、繪畫、文章只要拿出任何一樣去賣錢，就足夠豐衣足食了。更何況蘇東坡才藝多多，吃穿用根本不用愁。當然，能夠活出自己的人生，自食其力，實現自我價值，這樣的一生是值得的。不過，這隻實現了“小我”，這樣的人生過於自我、自私。
還是打個比方吧。一個在校學習優秀的學生如果他不當班幹，其實一點不影響他的優秀，老師還是會很喜歡他，同學也還是會羨慕他，家長也還是會以他為榮。只是他會缺少一些獨特的東西。比如：胸懷、情懷、格局、氣度、氣節、風骨、責任、擔當……總之，會少一種叫人格魅力的東西。
二、作為蘇東坡擇選擇從政，那是人生的使命。蘇東坡的使命當然是寫詩、寫詞、寫散文，但，如果不從政，不經歷官場沉浮，三起三落，怎會有他那首氣壯山河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豪放詞作，怎會有流傳至今的經典散文《赤壁賦》。
三、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那是人生的修行。官場是人生的修煉場。古人不是說了麼？“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煉達皆文章”。
四、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可以為老百姓做很多實事與好事，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愛好、特長。
五、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作為全才的蘇東坡可以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各個領域影響一大批藝術家和追隨者。
六、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其實就是把個人理想和國家命運聯繫起來，做一個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人，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綜上所述，作為蘇東坡，面對選擇，我仍會選擇從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需要勇氣和擔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需要膽識和智慧。生活傷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戀。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如果我是蘇東坡就讓我做一個永遠的理想主義者吧。
千葉書院祝秀老師
“夫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經先秦兩漢，到唐宋時，散文創作極其繁榮，湧現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北宋的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就佔了三大家，合稱“三蘇”。
其中堪稱大文豪的蘇軾即蘇東坡，文、詩、詞俱領一代風騷，代表了北宋文學成就的最高水平，“一洗萬古凡馬空”。特別是蘇詞，豪邁奔放，開創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豪放詞派，撐起了宋詞的半壁江山。
如果沒有從政，蘇軾的人生就沒有那麼多的艱難困苦。但是諸多外在內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蘇軾從政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細究起來，蘇軾之從政，有四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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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天空： “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使然
中國古代，春秋時孔子、孟子創立和弘揚儒家學說，廣為傳播，在諸子百家中最負盛名。
西漢時漢武帝接受當時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建議而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統思想，官學私塾均以儒家經典為內容培養讀書人。
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到隋朝，隋文帝楊堅創立“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用考試的辦法來培養和選拔人才，代替了魏晉以來已經腐朽的九品中正制。
“學而優則仕”成為讀書人的人生追求和崇高理想。
然而教育和考試的內容就是被奉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觀念，成為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他們用積極入世的態度，兼具“六藝”的才能和“三綱五常”的品質，渴望做官，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上安社稷下安黎民，造福國家和老百姓。
蘇軾所處的正是這樣的教育和考試、這樣的歷史條件中，所以他必然以從政為出路，去施展自己的才華，去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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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土壤：“文人政治”的國家政策和社會環境使然
北宋中前期，最高統治者鑑於唐末五代亂紛紛的藩鎮割據和群雄並起的教訓，自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有意重文輕武，提拔文人從政，擔任中央宰輔及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文官的地位大大高於武官。形成了國曆史長河中一朵獨特的浪花：文人政治。
同時，國家大力提倡儒學，創立糊名制度，實行更嚴格的科舉考試。
蘇軾參加京城會考，主考官正是文壇盟主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一位考生的文章，想點第一；但又覺得像自己的門生曾鞏寫的，就點了第二。事後才知是蘇軾寫的。這樣高標準嚴要求的科考，無疑使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文人脫穎而出，快速充實到統治階層中來。
不光如此，國家還實行寬鬆開明的政治措施，言論自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證。
不但臣與臣之間可以為政見不同而爭論辯論，就是臣與君之間也可以不留情面罔顧尊卑據理力爭。據說包拯在朝堂上慷慨陳詞，唾沫星兒都飛濺到了宋仁宗臉上，宋仁宗也不見怪。這樣的朝代在歷史上是絕不僅有的。
在社會階層，“士農工學商”中“士”居第一位，文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地提高了。
北宋中前期，社會較為安定，促進了經濟大發展，中國的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中國人口首次突破一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物質生活的富裕帶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精神生活的豐碩。文人創作的激情高漲，散文、詩、詞方面俱有極高的成果；文人從政的熱情更是洶湧澎湃，都有“兼濟天下”的夙願：“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當時的這種社會大背景下，文人踴躍參政。呂蒙正、寇準、晏殊、文彥博、富弼、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等文人知識分子爭先恐後為官從政，都想建功立業，一展雄偉抱負。
蘇軾在進士及第後，得到歐陽修賞識和提攜，也順理成章成為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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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淵源：“虎父無犬子”，父親蘇洵課子讀書的苦心和苦功使然
《三字經》中說：“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蘇老泉就是蘇軾的父親蘇洵，字明允，自號老泉。是個“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典型。
蘇洵從幼時到少時，依託父親過日，衣食無憂，不喜讀書，不求上進，專事任俠與壯遊。他應鄉試舉人名落孫山後，才開始發奮讀書，時年27歲。
29歲生子蘇軾後，他自知為人處事往往鋒芒畢露、傲氣十足，很容易得罪人；所以給兒子起名為“軾”（馬車前扶手的橫木），希望他以後注意性格涵養、不張揚不衝動。
蘇洵為文一如其為人，好寫政論文，借古諷今，指摘時弊，所以屢次舉進士不第。
仕途不通的蘇洵精心研究儒道學說，十多年閉門讀書教子，著意培養兒子學業，對蘇軾學識的淵博、思想的篤定、理想的遠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他把自己也修煉成了一代詩文大家，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中進士的文豪。
蘇洵雄奇矯健的文風和豪放不羈的性格也深深地烙印在兒子蘇軾的人生旅途上。
顯然，蘇洵不只是自學成才的典範，還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典範，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家庭。
於是，父親的理想成了兒子的理想，兒子的理想就是實現父親的理想：從政為官、安邦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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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想：從政是蘇軾個人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的選擇使然
歷史的、社會的、家庭的因素，只是外在驅動，真正讓蘇軾從政的內在動力，歸根結蒂，是他實現個人理想和自我價值的不二選擇。治國理政、造福百姓，才能施展他的才華和抱負。
天縱英才，20歲時，蘇軾和弟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真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驚”。蘇軾從此一腳踏入仕途。然而，蘇軾把政治過於理想化，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中，不善於妥協和平衡。他在前期一直徘徊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間，後期又不見容於新黨和舊黨，因此時而入朝“居廟堂之高”，時而被貶“處江湖之遠”，三起三落。
蘇軾在朝廷上無大作為，但在地方上卻小有政績，“黎明百姓有頌聲”。可謂“失之東隅，得之桑榆”。然而以蘇軾的經天緯地之大才來說，終究算不了什麼，十分可惜！
結語
蘇軾曾說：“古之成大事業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其實正是他自己的寫照。
蘇軾精通儒釋道三教，進取時以儒家入世思想為藍圖，遭遇低谷時以道家出世思想為指南，悲觀絕望時以釋教因果思想為調節。淵博的學識和強大的精神力量，猶如柺杖，在他落水之際，總是救他而出。特別是因“烏臺詩案”逃得性命，被貶黃州團練副使後，竟然絕望當中生出希望，《念奴嬌 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噴湧而出，成千古絕唱。
蘇軾以不世之才，在詩、詞、文、書法等文學藝術方面揮灑自如，成就傑出。一如長江大河，不見其盡；一如巍巍泰山，難測其高。
所以林語堂說蘇軾“死在政治上”，而“生在文化上”。然而，如果沒有政治上的跌宕起伏，蘇軾還會在文化上輝煌燦爛嗎？蘇軾還是蘇軾嗎？只能說：命也！
退一步說，就是蘇軾的前輩如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等，在文學上頗有名篇佳句，在政治上也頗有積極作為。但結果呢？他們也並沒有改變宋朝重文輕武、積貧積弱、衰落消亡的命運。只能說：時也！
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有蘇軾之才，身處蘇軾所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也會想從政的。從政也許會後悔，但不從政就又不甘心、捨不得、放不下，會更後悔！也不必扼腕嘆息蘇軾等宋代文人從政的不良命運，因為文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總是處於理想和現實的激戰中，缺乏政治謀略和政治手腕，政治命運坷坎多難就是他們鐵定的宿命！以前如此，以後也是如此！
不妨說，文人做官，最好做文化領域的官，不要做政治領域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