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安65歲生日,回顧他的“窩居六年”

在李安65歲生日,回顧他的“窩居六年”

今天是李安導演的65歲生日,上世紀80年代他遠渡重洋去到美國紐約學習電影,在之後的30多年裡,他在東西方題材與語境中自由穿行,完成了諸多享譽世界的作品,藉此機會我們來回顧一下李安在紐約闖蕩時隱忍艱辛也充滿力量的蝸居時光。

在李安65歲生日,回顧他的“窩居六年”

窩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臺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簽約,說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在李安65歲生日,回顧他的“窩居六年”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裡只要過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與喬爾 羅斯(Joel Rose)合寫了個劇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開始到好萊塢去試試,兩個禮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們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線》,然後一直吹捧,令我覺得充滿了希望。有人建議劇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兩個月後再去,又要再改,就這樣來來回回,都沒有付費。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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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development hell)。據說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說,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拷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臺灣?老是舉棋不定,臺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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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臺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考驗,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 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下來,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

老大阿貓就說:“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乾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

我天天待在家裡很無聊,有時間就看報紙練練英文,也沒什麼進步。我這個人是有片拍就來勁,沒片拍就沒勁,所以惠嘉說過:“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會很高興,到城裡找人寫劇本,自己做研究,很來勁。如果我看起來很忙,她就不來管我;如果看我從早到晚呆坐在那兒,她就會問:“你到底在幹嗎?無聊的話找個事做,不一定要是賺錢的事。”

就這樣耗了六年,心碎無數,卻一直懷著希望,久久過一陣子,你會看見某位同學時來運轉,當然大多數都是虛度青春、自怨自艾地過日子。

這麼多年看下來,我覺得電影這一行真是形勢比人強。我那時發現,身邊當上導演、又做出點成績來的,都是持續寫劇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許多人一出校門就有工作,如劇務、剪接或製作,到後來就繼續那份工作,很難再往導演方面發展。

我曾在紐約街頭碰到一個NYU的學弟,比我晚幾屆,當年他也因學生片紅極一時,人又高又帥、口才又好,片子藝術性強,比我的《分界線》受注目。但他至今仍無機會拍片,最多執導HBO(Home Box Office電視臺)的片子,不過他還在埋頭筆耕創造新的契機。

NYU畢業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幾屆最傑出的就是斯派克 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續寫作及申請基金會的補助。那時拍電影的老中很多也走這條路,但我對這個沒興趣,因為拿補助拍的都是社會片、實驗片,和我的路數不合,加上我又沒入美國籍,不是市民。申請基金補助好像還得靠行,混入圈內大家輪流當評審,相互給補助。我資格不夠,又不會弄,所以沒朝這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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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閩南語歌《燒肉粽》歌詞裡所唱的:“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惜,讓我讀過幾年書,畢業之後頭路無,暫時來賣燒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覺地就叫賣了一輩子的“來呷燒肉粽”。所以我就賴在家中,不肯去做賺錢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這期間,我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宵小或搶匪闖入搶劫。為了身份,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兇我:“敢擋?我找人揍你!”我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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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十年一覺電影夢》

《十年一覺電影夢》是導演李安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講述自己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追夢歷程。這不僅是一個堅持“理想不死”的電影人的成長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對磨難和榮耀”的自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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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安(AngLee)

1954年10月23日生於臺灣屏東潮州,祖籍江西。自幼生長在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治家嚴格,頗有古風。

1975年畢業於臺灣“國立藝專”戲劇電影系,1978年赴美留學,獲伊利諾斯大學戲劇系學士學位,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碩士學位。

1984年以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第一名畢業後,因未得拍片機會而在家帶小孩六年,直到1991年,臺灣的中央電影公司找他拍攝《推手》一片,方才一舉成名。

此後一發不可收拾,他在“東西方世界裡遊刃有餘地行走”,除了拍出《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臥虎藏龍》、《色 戒》等華語片外,也派出了《理性與感性》等英語片,同時還拍攝了《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等商業片,取得雙金人、雙金熊、雙金獅、雙金球的驚人獲獎戰績。

2013年,憑《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入圍奧斯卡

11項提名。

張靚蓓

美國喬治亞大學視聽傳播碩士、臺灣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學士。

曾任:臺灣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臺灣東海大學美術系講師、臺灣台北市立美術館編輯、臺灣《中國時報》主任記者。紀錄片《無米樂》、《生命》、《部落之音》、《梅子的滋味》、《天下第一家》媒體總監。現專事寫作。

著有:《藝術家素描》之《侯孝賢》、《杜篤之》篇;《夢想的定格--十位躍上世界影壇的華人導演》;《不見不散--蔡明亮與李康生》;《2003電影手札》;《鏡頭下的愛情》;《不確定的時間》之《葉錦添:少年時繪畫攝影的啟蒙》篇;《行者影跡》之《面對當代導演李行》篇;《當代中國電影1995-1997》之《面對當代導演王家衛、蔡明亮、許鞍華、陳可辛、張作驥》篇;《紀念中國電影百年“行者無疆”》之《臺北影人》、《香港影人》篇;《尋找電影中的臺北》之《臺北青少年的心靈空間》篇。

主編:《視角邊緣——吳其諺文集》。

譯有:《大英視覺藝術百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全集》第一集《埃及與古代近東》、《再見特呂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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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靚蓓女士已於2019年10月14日晨病逝,享年67歲。張靚蓓畢業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並於美國佐治亞大學(UGA)取得視聽傳播研究所碩士學位。她是資深媒體人、作家、影評人,曾從事記者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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