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將《詩經》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積極挖掘、發揮《詩經》的教育功能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國曆史上堪稱有開山之功的古文獻學家。他以傳授和整理古代文化為己任，對周代古文獻的研究、保存、整理和流傳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能夠得以流傳並享譽中外，孔子功不可沒。
詩經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即公元前1100-前600年左右）的詩歌三百零五首，故又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孔子曾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在先秦諸子的作品中，引用《詩經》者頗多，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
最早提出孔子編訂《詩經》論斷的，是太史公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一文中寫道：“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零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自唐代以降，這一論斷受到質疑，認為孔子並不是《詩經》的編訂者；其代表人物有朱熹、朱彝尊、王士禎、趙翼、魏源、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現當代《詩經》研究者基本上也持這一觀點。其理由是：《詩經》大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那時孔子還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此時孔子年僅八歲，不可能編訂出《詩經》來。
但是，如果認為孔子與《詩經》的傳承與傳播毫無關係，那就錯了。在傳承與傳播《詩經》中，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居功至偉。
首先，孔子整理過《詩經》，還為《詩經》正過樂。據《論語 ·子罕 》篇記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意思是說：“孔子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開始正樂，使《雅》歸《雅》，《頌》歸《頌》，各得其所。’”這說明，孔子整理過《詩經》，併為其正樂。學者楊伯峻先生在他的《論語譯註》上解釋說：“‘雅’和‘頌’一方面是《詩經》內容分類的類名，一方面也是樂曲分類的類名。孔子的正雅頌，究竟是正其篇章呢？還是正其樂曲呢？或者兩者都正呢？《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則以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因為我們已經得不到別的材料，只得依從此說。孔子只‘正樂’，調整《詩經》篇章的次序。”
其次，孔子將《詩經》作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性文獻，要求人們將它們運用於政務和外交領域，從而擴大了《詩經》的影響力。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見《論語·季氏》），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詩經》，就沒辦法和別人言談答對；雖能熟讀《詩經》，但不能按照其精神和原則處理政務和外交事務，也是沒有用處的。他要求從政者和學生認真學習和運用《詩經》，將《詩經》所倡導的精神發揚光大。這無疑進一步擴大了《詩經》的影響力。
再次，孔子將《詩經》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積極挖掘、發揮《詩經》的教育功能。孔子認為《詩經》的內容和思想都是純淨的、無邪的，可以陶冶人們的情操，是教育人們的好教材。他對學生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術之名”（見《論語·陽貨》）。意思是說，《詩經》可以激發人們的鬥志，陶冶人們的情操；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社會生活，考察政治得失；可以幫助人們交流情感，密切人際關係；可以對黑暗政治和醜惡現象進行諷喻和批評，還可以幫助人們增長博物知識。
由於孔子的積極宣傳及大力提倡，《詩經》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了漢代，更成為與《書》《易》《禮》《春秋》齊名的五經之一，成為我國古代儒家的主要經典。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