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妈妈群里跟大家讨论给娃买衣服的话题，很多妈妈抱怨自己家的娃是个男孩，不能买粉红色衣服，无法满足少女心，然而，曾经何时，粉红可是最爷们的颜色啊！
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盛行天主教的国家里，特别是德国，人们普遍认为粉红色是被稀释的血液的颜色，穿粉红色是最有男子气概的。
法国大革命之前，世界各地都有关于着装的规定，服装的面料和颜色必须与所属的阶级地位相配。在欧洲，紫红色标志着贵族的特权，在中国，明亮的黄色专属于皇帝。在漫长的中世纪，只有亮丽的颜色才被认为是漂亮的，这是因为亮丽纯正的色彩其染料价格昂贵，有的需要从外国进口，生产和印染工艺繁复，所以只有权贵阶层才穿得起。
染色布料不仅成本高，有的洗了还容易掉色，古时候印染技术比较落后，只能通过植物、矿物、动物提取颜料。从红花、茜草、苏芳等植物中，都可以提取出红色颜料，再进行一定稀释，就得到粉色了。
乔托《奥尼桑蒂圣母子》（1365）
宗教题材相关的画作中，圣母总是穿蓝色，幼年的基督穿粉色。从1365年乔托的《奥尼桑蒂圣母子》一直到17世纪巴洛克时期穆里罗画的圣家族，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童年时期的耶稣都是粉色打扮的。
童年耶稣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候普通儿童的形象。在古代，并没有所谓童装一说，孩子的衣服都是大人的缩小版。所以这间接说明了，粉色的衣服，也是成年男子的专属。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另欧洲闻风丧胆的拿破仑就是粉红色的钟爱者。他率军五破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打赢五十余场大型战役，其最辉煌的时候，欧洲除英国外，其余各国均向拿破仑臣服或结盟。而在他的军团里，军装上有非常多的粉红元素。
而粉红在中国的古代，依然是贵族男人的“特权”。
魏文帝曹丕的九品中正制中提出“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自此正式确立了以颜色区分官服等级的制度。
《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其中五品官员的“浅绯色”就是粉红色。
到了唐代，高宗不但对官服分了颜色，对官服腰带也作了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
在白居易曾担任过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府的属官，负责讽喻规劝，官阶为正五品上，也就是说白居易的官服就是粉红色的。
撒马尔干壁画上的唐朝使者
唐以后的朝代基本都会参照唐代以紫、绯、绿、青四色定官品之高低。 到了宋代，官服颜色略有改动：一至四品服紫，五品六品服绯，七至八品服绿。 而至明清时，用颜色标示等级已远远不止于服饰整体颜色方面，还包括衣服各部分的颜色。
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女子着装大部分是绿色，男人大红大紫，身份显赫；女人青衣黛眉，雍容大方。所谓“红男绿女”就是这个意思。
粉红第一次出现在女性身上，要提到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社交名媛蓬帕杜夫人，因为她喜欢这种颜色，粉色还一度成为流行时尚。年轻时候的蓬帕杜夫人就喜欢粉色，“她或者穿着浅蓝色的衣服、坐着粉红色的马车，或者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坐着浅蓝色的马车”，停在国王的必经之路上，终于引起了注意。
作为路易十五时期二十余年的法国实际皇后，再加上对美丽事物的天然敏感和擅长色彩搭配，蓬帕杜夫人成了当时时尚的引领者和洛可可风尚当之无愧的推动者，洛可可彩粉画中的粉红色和薄荷色是蓬帕杜夫人最喜欢的颜色。她把塞夫勒瓷器变成写字桌上的流行饰品，其中一款经典粉色因此被称作蓬巴杜玫瑰红。
但在洛可可时代，蓬帕杜夫人的粉红色迷恋反而使其最终成为了礼拜仪式的色彩，粉红色仍然男性象征色。当时，富裕的贵族捐献出他们弃置的衣服给教会，这些衣服可以修改为做礼拜的长袍和装饰帏帘。但教会根本无法利用这些粉红色的面料，因为只有白色、红色、黑色、紫色才是属于教会的色彩，于是粉红色在1729年被宣布为礼拜仪式中所使用的色彩，自此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基督降临节期间的第三个星期日和斋期的第三个星期日会穿粉红色。
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古代印染艺术的中心，一些手工业者逃亡。印染的秘方随着这些工匠传到了各处，这让世界各地都能印染人们需求的颜色了。印染从一种神秘的科学发展成为一种手工业，方法也更加简单化，有光泽的色彩和深颜色在价格上的区别开始缩小。
到了19世纪，德国化学家首先发现了苯胺染料，这种合成染料因为价格便宜，不易褪色，很快风靡世界，这也导致曾经稀罕的色彩的普及和贫民化。1877年，比利时法语作家德科斯特在他的《淘气包梯尔》一书描写了一次穿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旅行，所到之处无不为色彩的民主化感到吃惊，他看到大街小巷里的人们都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在阿姆斯特丹，“人群中有许多紫色和粉红色的亮点，这是荷兰的家仆们最喜欢的颜色。”在店铺里，看到各种款式，色彩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丝巾和织物。曾经像紫色这样尊贵的色彩都不再是财富和华贵的象征，更不要提粉红色了。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20世纪20年代的盖茨比身着粉色西装
虽然粉色不再是阶级划分的标志，但仍然是男性的追捧。在19世纪，英国的两所贵族男校，伊顿公学和威斯敏斯特公学的赛艇队为了争夺谁有资格用粉色作为学校的代表颜色举行了比赛，结果威斯敏斯特获胜。
19世纪最受欢迎的骑马服装，猩红的猎狐夹克就被称为“Pinks ”。而其始作俑者，伦敦高级服装定制店Thomas Pink 也乐于与粉色传说交缠在一起。1893年，《金融时报》采用了Salmon-Pink（鲑鱼粉）色的新闻纸，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1918年，《家庭妇女期刊》仍在强调：“粉色是更强烈坚决的颜色，适合男孩。蓝色更柔和更精细，适合女孩。”
1945年，粉色的男性时尚在马萨诸塞扎下了根，其代表便是南塔克特红裤子（Nantucket Reds），这种裤子本来是给纽约游艇俱乐部准备的，但因其标志性的红色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粉，而深受常青藤学院男生的偏爱。
二战时，英国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还把自家的军舰涂成了粉红色，并获得一个新的名字“粉红女郎”。事后他跟人解释说这种涂装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看上去很像黎明或者黄昏时天空的颜色。
“粉红女郎”的战斗生涯里最辉煌的一战当属挪威战役的最后阶段，在那场盟国海军和德国海军均损失惨重的大战中，“粉红女郎”不仅自己活了下来，还神勇的完成了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不过后来该舰还是被德国空军击沉了，主要是因为蒙巴顿指挥着“粉红女郎”大白天的在海面上溜达，那一抹耀眼的粉红，飞行员想看不见都难。
粉色开始向“女性化”发展应该从婴儿服饰开始。20世纪初，柏林的大商店的时装目录上，男孩和女孩的婴儿服只有白色。当时的商店只出售白色、褐色的婴儿鞋，婴儿穿粉色或蓝色的时尚，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流行起来，因为这时人们才有能力制造耐洗无毒的染料。
20世纪初的婴儿服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繁荣时代，母亲们从亲手给孩子做衣服转向了购买成衣。为了增加更多的消费需求，首先就得打破当时人们心中约定俗成的男孩女孩都可以穿同样颜色的观念。不然，弟弟穿姐姐的，妹妹穿哥哥的，新衣服的消费需求就永远增长不起来。
于是，一些百货公司更加宣传过往的颜色习俗，费城的著名百货公司约翰·华纳梅克，芝加哥的马歇尔·费尔德百货公司，新奥尔良的白楼百货公司，推崇女婴穿粉色，但是其他的百货公司，如曼哈顿的梅西百货和洛杉矶的布拉克百货公司则标榜粉色是男孩的颜色。反正，就是颜色一定要和性别区分联系起来。
而粉红色与女性更紧密的连接，则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身着一身儿镶满水钻的粉色大摆晚礼服在1953年去参加丈夫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
玛米·艾森豪威尔一生钟爱粉色，将自己煎猪排的厨房、白宫的内室都刷成了粉，连卫生巾和洗澡用的棉球也是这个颜色，引领了第一波粉色浪潮，被称为“粉色之母”。
典礼后的一夜之间，各大商场纷纷将粉色与女性划上了等号。道奇汽车还推出一款粉白相间的车型La Femme，并声称是“专为女性设计”。
道奇50年代车型La Femme
1957年奥黛丽·赫本出演的电影《甜姐》(Think Pink)上映，更是把这股女性的粉色浪潮顶到了峰值。电影中，女主角从牙膏到洗发水泡沫、裙子都是粉粉粉。
电影里还有一段叫《粉红想象》的插曲：“粉红牙膏、粉红香波，从现在开始，女孩只要粉红粉红粉红！红色已经死去，蓝色已经过时，绿色显得轻浮，棕色太多禁忌。”而赫本也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相信粉色”。
虽然当时一些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地方，比如荷兰、比利时的天主教区，瑞士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仍然会保留着女孩穿蓝色，男孩穿粉色的习惯。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粉红色已经成了全世界代表女性的色彩。
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想要冲破一直以来的性别认知，打破女性一定是“柔弱、温顺、被消费”的刻板印象，掌握更多的决策和话语权。而这种之前被广泛定义的“女性的粉红色”也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女性开始开始剪短发穿裤子，抵制粉红色的婴儿服饰。
但讽刺的是，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对于粉色的批判和贬低，反而彻底让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女性色彩”。
直到90年代后，粉红色又迎来了另一种含义。1992年10月，雅诗兰黛集团资深副总裁伊芙琳·兰黛和美国《自我》杂志主编彭尼女士共同倡导发起了全球性乳腺癌防治运动，当年美国各地成千上万名妇女自豪地在胸前佩戴上了粉红丝带，这一次，粉色不再代表着甜腻柔弱，反而成为了自信的象征。
其实，粉色还是那个粉色，但是它的意义却从从强壮热血，到可爱甜美，从被人反感到带给人自信与温暖，在这个过程中深受政治、宗教、工艺、流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颜色是没有性别的，赋予它们各种定义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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