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劉邦這樣“能打”的龜縮一縣，陳勝、周市等“不能打”的“徇地數十城”，原因有兩條：
（1）名位；
（2）國別。
必須指出的是，名位本就與國別有關，在秦滅六國之後，數百年來積累的國別意識並未自然消失，《史記》、《漢書》中對於“某國人”的敘述至漢武帝時代才基本沒見，也就意味著跨越戰國、秦、漢的變革時代，“某國”已經由“一家一姓”的“宗社”變成了“區域、文化”的代名詞。
戰國時代形勢圖
以陳勝、武臣、韓廣，乃至於曾經被“擁戴為王”的周市為例，六國的豪傑對於“六國後”的血脈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真正有號召力的是“趙”、“魏”、“楚”、“燕”本身，無論誰來“復國”，只要他有足夠的實力，沒人介意他是不是“先王”的血胤。
問題是 ，“旗幟”本身是有界限的，也就是對於“撈過界”的行為總會受到反噬，比如武臣派出韓廣取燕地，燕人直接立國，魏人周市略地至齊境內就遭到了反攻，在他略定魏地之後，就想要迎立“魏王”，更進一步說，葛嬰立襄強為楚王，秦嘉自任大司馬並在陳勝死後立景駒為楚王，也都是對“故國”的法統的執著。
而所謂“法統”、“政權合法性”，本質上都是民眾，尤其是地方精英分子對政權的認可，這可以用馬克思·韋伯總結的“傳統型權威”來解釋，所以，劉邦在起兵之後遭遇了一出“小孩沒娘，說來話長”的凌虐，雖然他想在軍事上和魏相周市比劃比劃，卻沒想到豐邑、方與這些與“魏人”瓜葛較深的地方轉手就把他這個“楚國”的沛公給賣了。
更惡劣的是，他的軍事進攻並不奏效，而我們之前提到，劉太公帶領著劉氏宗族一直居住在“豐”，而劉賈、劉澤這兩個從父兄、從祖昆弟的存在也說明，劉氏宗族的人丁還算“興旺”，有沒有支持“楚人”劉邦呢？
《楚漢傳奇》中的劉太公與呂后
恐怕是沒有的，見《漢書·楚元王傳》：
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
這裡的“仲”就是劉仲，後來的代王，劉邦讓他和審視其一同“留侍太上皇”，而時間卻在景駒立楚王之後，也就是第一次進攻豐邑失敗時，也就意味著劉太公在豐邑“失守”歸魏之後，仍舊居住在豐邑，沒有遷居沛縣，也沒有受到“苛待”和“驅逐”，側面說明劉氏宗族並沒有為劉邦的大業出力，他只能無奈地把親族拋給了雍齒，這種羞辱感恐怕不輕。
繼而，劉邦“痛定思痛”，主動向楚國的“法統”靠攏，以獲得楚人的支持，來“驅逐”魏國對楚地的“蠶食”，即《漢書·高帝紀》裡說的：
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
注意，見景駒之時，劉交與蕭何、曹參、張良一同前往，這算是主動參與，也是劉氏宗族對劉邦集團最大的“參股”，而劉邦的全員覲見，並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名位上毫無所得，反而要跟隨景駒東征西討。
這短短三、四個月（秦二世二年正月投景駒，當年四月即投項梁）間，卻隱藏著一段歷史的隱情，以及劉邦一生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貴人”相助。
《王的盛宴》中劉邦見項梁
見《漢書·高帝紀》：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
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
這裡“東陽寧君”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與秦嘉共立景駒，劉邦在之後，也應該歸屬於他旗下與秦軍別將會戰，但在項梁火併秦嘉、景駒的戰爭記載中，卻沒有提到這個人，作為劉邦一起扛過槍的“老領導”，此人的消失著實令人費解。
“東陽”應為地名，而秦嘉是凌縣人，圍攻東海郡治郯縣時自稱大司馬，與地處淮南的“東海郡東陽縣”並無關聯，所以，“東陽寧君”要麼是籍貫在“東陽縣”，要麼就是以“東陽”為封邑。
翻查一下陳勝起義後從起的“大勢力”，唯一與“東陽”有關，且“排他”的，
就只有一個人——陳嬰，日後的大漢堂邑侯，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陳阿嬌的曾祖父。確定了這份淵源，楚漢之爭中的很多謎團其實迎刃而解，比如項羽自請入關滅秦，楚懷王身邊的“老將”提出，沛公才是長者，應該派他去，作為邊緣勢力的劉邦如何納入“老將”的法眼，可謂真相大白，因為陳嬰當時正是楚懷王的“上柱國”……
楚懷王之孫，新的楚懷王
陳嬰的經歷非常神奇，如果只讀“本紀”、“列傳”，你會發現他的經歷乏善可陳，由於為人“信謹”，以“長者”之名著稱，身為秦朝的前東陽縣令史，卻被聚眾殺死縣令的東陽少年們推舉為領袖，之後的過程，見《史記·項羽本紀》：
遂強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翻譯一下，就是陳嬰聚眾2萬人，險些被推舉為“王”，被其母親勸說，你家祖上沒有“顯貴”，不要出頭，跟著別人，勝了有封侯之賞，敗了也好跑，陳嬰聽了，對他的部下說，項家世代為楚將，咱要想舉事，還是得靠名家將門，於是部下都聽他的跟隨項梁。
等到項梁渡過淮河，黥布和蒲將軍也帶兵來投，總數六、七萬人，駐紮在下邳。
只可惜，這段追述放置在項梁渡江，派使者聯絡陳嬰之後，時間線並不確鑿，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召平見項梁在秦二世二年正月，項梁渡江則在秦二世二年二月，同月，陳嬰從屬於項梁。
陳嬰“不敢為王”和“謂其軍吏歸屬項氏”兩件事之間可能同樣存在因果關係，卻並非是一時一地發生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記載中有一個可以作為“時間錨點”的敘述，即夾在其中的“異軍蒼頭特起”，翻譯者常將其解為陳嬰所部以青布裹頭起兵，其實錯了。
楚軍
“蒼頭”確實是軍隊，不過是呂臣在陳郡新陽縣起兵所統的“蒼頭軍”，見《史記·陳涉世家》：
（秦二世二年）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秦二世二年十二月（臘月），陳勝被殺，緊隨其後，呂臣組織蒼頭軍反攻陳縣，殺死莊賈，“復以陳為楚”，此處的“楚”實為陳王的“張楚”。
也就是說，“異軍特起”實際上是以陳嬰為“楚王”， 不再奉陳勝的法統與“蒼頭軍”相異而另搞一攤，在這一點上，秦嘉倒與“東陽少年”們不謀而合，在陳勝勢大時，迫不得已打一面“張楚”旗，仍想著自行其是，自稱“大司馬”。
那麼，秦嘉和陳嬰有什麼共同點呢？
見《史記·貨殖列傳》：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注意這個區域，以及秦嘉所統義軍的籍貫，見《史記·陳涉世家》：
陵（即凌縣）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談到過，銍、符離、取慮三縣均在泗川郡南部，沿睢水至下相匯入泗水，而徐、凌也在淮泗之間，從地理、民俗區域上劃分，實則均屬於“東楚”，也就是與“西楚”地區“異俗”。
三楚地圖
正因為“異俗”，陳勝這個“西楚人”也就佔了“首義”的名頭，得以成為共主，從記載來看，“東楚人”對於“立楚王”一直有著詭異的執著，第一位立襄強為楚王的，就是泗川郡符離縣人葛嬰，第二位立景駒為楚王的是東海郡凌縣人秦嘉，第三位建議立楚懷王的則是九江郡居鄛縣人范增，人選標準，也應該是“楚後”，這種極其尊重傳統權威的思維方式，倒是與“清刻，矜己諾”的保守主義形象兩相契合。
陳嬰，恰恰也是“東楚人”，東陽縣與凌縣同屬東海郡，秦嘉甚至圍攻了東海郡治，兩人能否完全沒有交集，成為平行線？
過往的史事敘述，往往將“陳嬰歸項梁”與“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分別看待，但有了劉邦、張良這兩位重要人物的連綴，歷史的真相應該是一體、綜合的。
有了那句“加塞兒”，也就意味著，陳嬰被擁戴為“王”的時間，必然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之後，卻一定在“東陽寧君”與秦嘉“立景駒”之前，因為相比“蒼頭軍”的“張楚”，“景駒”的“楚”距離東陽要近得多，說是“異軍（蒼頭）特起”，就完全不合適了，那麼，時間下限也很清楚，即秦二世二年正月，而項梁渡江和陳嬰投項的時間都是確定的，《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錄為秦二世二年二月。
由此可知，陳嬰絕不可能是一起兵就投入了項梁的麾下，整段記載在時間上，已經可以確認就不是一時一地的事。
兵馬俑
不僅如此，如果“東陽寧君”和陳嬰為兩個人，那麼，“東陽寧君”就不可能以“東陽縣”為封邑，因為在陳嬰未反之前，秦地不可能封給他，在陳嬰反叛之後，這地方也沒他的份，而《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載，秦二世元年正月，“東陽寧君”與沛公一同在蕭西（碭西）迎戰秦軍失利，也就意味著時間也存在矛盾。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東陽”籍貫出身的姓“寧”的一個人呢？
可能性極小，因為“東陽寧君”與“秦嘉”共立楚王，又帶兵轉戰留縣附近，即在泗川郡北部活動，這都需要實力和兵力，橫空出世一個月後又神秘消失，未必沒有先例，卻並不符合邏輯。
也就是說，陳嬰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東陽寧君”，而只有二者為一人，一些史書記載的未盡之處才能說得通。
正因為陳嬰在東陽起兵之後，與同出“東海郡”的“東楚人”秦嘉聯合，一同經略東楚地區，才能在陳勝戰敗逃跑的大形勢下，穩住這一區域，甚至有所擴張。
《史記·陳涉世家》中記錄了葛嬰在“東線”的擴張成果：
銍、酇、苦、柘、譙。
以上五縣，地處陳縣東方，為泗川郡、陳郡、碭郡交界，並未觸及碭縣、相縣、慄縣至睢陽、襄邑、雍丘的睢水主交通線，而秦嘉所部則主要出自淮水、泗水下游諸縣，主力也集中在下邳北方的郯縣。
秦嘉楚國控制區域圖
而在立景駒為王后，這支“楚軍”的活動範圍記載，擴大到了留縣、蕭縣、碭縣、下邑、胡陵、方與，等於是將劉邦所控制的沛縣囊括其中，見《史記·陳涉世家》：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
定陶下。方與尚在胡陵之西北，之前均以為魏國的周市所佔據，而秦嘉兵團北上至此，並想要沿著菏水西進，越過昌邑、東緡進攻定陶的秦軍，說明此地仍在魏國的治下，包括豐邑。
之所以有這個舉動，恰在於對秦軍的反應，見《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此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在秦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是這個月：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劉邦所面對的這一路秦軍，並不是章邯攻魏的主力，而是由“別將”司馬仁（原字結構為“屍旁下加二”，應是古“仁”字，顏師古註釋為“夷”）率領的偏師，見《史記·高祖本紀》：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
別將司馬仁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北定楚地”這幾個字很有意思，指明瞭司馬仁的來處為陳縣，但其任務是在章邯主力轉向魏地後掃蕩楚地，所以，其行程很可能在城父、下成父向北、向東掃蕩，經銍縣越睢水北“屠相”，“屠”有攻克之義，也可理解為屠城，不知何種為確，但相縣地屬泗川郡，也是故楚地，而“碭”，無論是碭縣還是碭郡，都應屬故魏地。
碭東、蕭西之戰位置
所以，在地理表述上，“蕭西之戰”，在《史記》、《漢書》中有不同的提法：
（曹參）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漢書·蕭何曹參傳》）
（周勃）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漢書·張陳王周傳》）
（樊噲）與司馬仁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
（夏侯嬰）從擊秦軍碭東。（同上）
（劉邦）與擊秦軍碭西。（《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碭縣之東，蕭縣之西，正是魏地和楚地的交界處，大致範圍很清楚，也就是同一次戰鬥，劉邦部下的幾個親信將領均參與了這次戰鬥，戰果上，樊噲的敘功應該是合適的，
即“卻敵”，打退了秦軍，沒有被秦軍吃掉，但也沒有佔到便宜，所以，劉邦所部才撤回了留縣休整。此次戰敗後，迎來劉邦集團的第二次發展高潮，見《史記·高祖本紀》：
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
《漢書·高帝紀》裡還增加了“與故合九千人”之語，就是加上舊部，總兵力達到了9000人，地盤由沛縣擴張到了沛、碭、下邑三縣，正式成為秦漢之際一支上得了檯面的大勢力，這個過程中，東陽寧君陳嬰到底貢獻了多少“上層關係”，在君臣異位之後，只能是三緘其口，最終恐怕是永遠的謎了。
